公司的生存秘籍，看這裡！

與人和家庭一樣，公司是城市和國家社會經濟生活的基本要素。創新、財富創造、企業家精神和就業崗位創造都是通過公司的形成和增長來實現的。公司在經濟中佔據統治性地位。例如，美國所有上市公司的總市值超過 21 萬億美元，比美國的 GDP 總額高出 15%。沃爾瑪、殼牌、亞馬遜、谷歌、微軟等超大型企業的市值和年銷售額均接近 0.5 萬億美元，這意味著，少數公司佔據了市場總量的最大份額。

當我們在談到城市和生物體時一樣，公司是否會以可評測的標準，如銷售額、資產、開支和利潤等按比例變化？公司是否展現出超越規模、個性和商業行業的系統性規律？是否有可能了解公司生命史的普遍性歷史特徵？它們如何成長、成熟，並最終消亡？

以下內容摘編自《規模：複雜世界的簡單法則》。參與文末留言分享活動，就有機會把這本書收入囊中哦！

《規模：複雜世界的簡單法則》

作者：（美）傑弗里·韋斯特

譯者：張培

出版時間：2018年6月1日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定價：98.00元

公司的成長沉浮

現代公司的概念和我們今天看到的快速周轉的市場至多只存在了幾百年時間，大多數公司的存活時間並不長。與城市和城市系統演變的數百年甚至數千年時間相比，它太短暫了，與生物學生命大量生長的數十億年時間更是形成了鮮明對比。相比城市，公司更像生物體，更加受到規模經濟，而非規模收益和創新遞增的主導，這對它們的生存歷史，尤其是增長和消亡帶來了重要的影響。

一家公司的可持續性增長最終是由其利潤（或凈收入）推動的，它被定義為銷售額（或總收入）與總支出之間的差額；支出包括工資、成本、利息等。為了維持長期的增長，公司必須最終贏利，部分利潤要用作向股東支付紅利。他們可能會和其他投資者一起購買更多的股票和債券，幫助支持公司未來的增長和健康發展。然而，為了理解它們的普適行為，更好的做法是忽視紅利和投資——這對小型、年輕的公司而言十分重要——並將重點聚焦在利潤之上，這是推動大型公司增長的主要因素。

在經歷過年輕時的迅速增長之後，幾乎所有銷售額超過1000萬美元的公司最終都隨著股票市場的波動而波動，其中，許多公司的「鼻子」才剛露出水面。這是一個危險的狀況，因為如果來了一場大波浪，它們很可能就會被淹死。即使利潤呈指數級增長，更不用提遭受損失，如果無法跟上市場增長的步伐，公司還是會變得非常脆弱。如果一家公司沒有足夠強大的力量，無法經受市場內在的持續波動以及自身財務狀況的波動，這種脆弱的局面便會進一步惡化。市場中一場稍具規模的波動，或者在錯誤的時間發生某些意料之外的外部衝擊，就會給收支恰好平衡的公司帶來災難性後果。這會帶來收縮和衰退，公司或許會復甦，但在嚴重的情況下，便會導致公司災難性的消亡。

這一系列事件或許聽上去有些耳熟，因為它與導致人類死亡的過程相差無幾。我們同樣在新陳代謝和維護成本之間保持著精妙的平衡，生物學家將這一狀況稱作「動態平衡」。生命內在的消耗所導致的不可修復損傷的逐漸累積，會讓生命變得不再具有韌性，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會變得更加易受波動和危機的影響。當我們步入老年時，在青年或中年時期或許能夠應對的流感、肺炎、心臟病或中風，在老年時期通常會是致命性的。最終，我們會達到一個階段，即使是小的波動，如感冒或心顫，都會導致死亡。

儘管這一場景為公司的消亡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比喻，但它只是全景的一部分。若要更深一步，我們首先必須定義公司的「死亡」，因為有許多公司是通過併購而消失，而非因清償或破產而消亡的。一個有用的定義是，利用銷售額作為公司生存能力的指標，即如果它依然在新陳代謝，它就存活著。因此，「出生」的定義便是公司首次報告銷售之時，「死亡」便是不再有銷售額之時。根據這一定義，公司可能會通過不同的過程死亡：當經濟和技術條件發生改變時，它們或許會分裂、合併或清償。雖然清償通常會導致公司消亡，但更為普遍的原因則是，它們是通過併購而消失的。

在所有情況下，倖存公司的數量在公開上市之後便迅速減少，不足5% 的公司存活時間超過 30 年。相類似的是，死亡曲線顯示，在 50 年內，死亡公司幾乎佔到了 100%，其中 50% 在不到 10 年的時間裡便告「死亡」。作為一家公司，要想存活下來真的太難了！

你或許會認為，這些結果取決於公司是通過併購消亡還是通過破產清算消亡。然而，正如我們所見，它們都表現出了十分相似的指數生存曲線，只是死亡率數值略有不同。人們或許還會認為，這些結果取決於公司所屬的產業。例如，與信息科技、交通運輸或金融業相比，能源產業的動力學和競爭性市場力量或許完全不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所有產業領域都表現出了類似時間框架內的類似指數的生存曲線，無論它們處在什麼行業，也無論它們消亡的原因是什麼，只有大約一半的公司存活時間超過 10 年。

這與另外一項分析是相一致的，該分析認為，當我們把公司分解為不同的產業領域時，它們呈比例變化的方式近似相同。在每一個行業領域內，冪律所表現出來的指數同所有公司相近。換句話說，公司的普適動力學和整體生命史與它們所處的行業無關。這表明，的確存在一種普遍的動力學，它決定了公司的粗粒度行為，這與它們的商業行為或最終破產或併購或被收購沒有關係。總之，這為公司的量化科學提供了強有力的依據。

這令人感到驚訝。畢竟，當我們想到公司的出生、死亡和一般的生命史時，我們應想到它們在市場中艱難地創建並自我維持，不但應對經濟生活中難以預測的情況、不確定性和無法預知性，它們做出無數具體的決定，遭遇無數的事故，導致它們的成功和失敗並最終消亡，很難相信它們全部都遵循如此簡單的普遍規則。這一結論與另外一個凌然感到驚訝的結論產生了共鳴，即生物體、生態系統和城市都要受同樣的約束和限制，儘管它們的生命史存在顯而易見的獨特性和個性特徵。

諸多不同系統衰亡的指數都具有相似的特性，即當任意時間的死亡率與存活數量呈直接比例關係時，指數便會出現。也就是說，在任意年齡階段，相同時間段內死亡的倖存者比例都是相同的。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便可以說明這一點：假如我們將時間段設定為一年，那麼擁有5年歷史的公司在6歲之前死亡的比例與50年歷史的公司在51歲之前死亡的比例相同。換句話說，一家公司的死亡風險並不取決於它的年齡或規模。

我們利用「卡普蘭 – 梅爾估計量」這一技巧對標準普爾公司會計資料庫中所有公司進行了詳細分析，包括那些此前被刪除掉的公司。這個技巧假定每一個死亡事件在統計學上均獨立於任何其他死亡事件。結果顯示，與此前的預測僅略有不同。美國上市公司的半衰期大約為10.5年，這意味著，無論在何時上市，都會有一半的公司在10.5年時間內消失。

公司的生死存亡

儘管存在多方面的差異，但當我們通過比例視角去觀察時，很難不為公司與生物體在增長和死亡上的相似性以及二者與城市的不同而感到吃驚。公司存在出人意料的生物性，從進化的角度來說，它們的死亡是產生創新活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個過程來自「創造性破壞」和「適者生存」。正如所有生物體必須死亡以使新生物綻放一樣，所有的公司都必須消亡或改變，以使新的創新變種能夠繁榮發展。與擁有發展緩慢的「老年」IBM 或通用汽車相比，擁有谷歌或特斯拉帶來的興奮和創新更好，這是自由市場系統的基礎文化。

公司的高流動性，尤其是持續的併購是市場進程的必要組成部分。當然，這意味著現在看上去戰無不勝的谷歌和特斯拉最終也將消亡。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不應該哀悼任何公司的死亡，這是經濟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我們只是應該關心那些因為公司消亡而受到影響的人的命運，無論他們是工人還是管理者。但願我們能夠馴服適者生存的潛在殘酷性和貪婪性，減輕其惡劣的後果，這要通過構想出一個神奇的演算法來實現，用以平衡政府管制、政府干預和不受控的猖獗資本主義之間的固有緊張關係。這一痛苦的掙扎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展現了出來，讓我們見證了那些或許早應該死亡的公司，正拚命在拯救就業崗位和保護工人生活的矛盾衝突之間掙扎，這些公司被認為「大到不能倒」。

這或許是老生常談，但是事實是：沒有任何事物能夠保持不變。標準普爾和《財富》雜誌都編纂500強公司榜單，躋身這兩個榜單意味著無比的榮耀。作為著名商業諮詢公司麥肯錫諮詢公司22年的主管和高級合伙人理查德·福斯特（Richard Foster）分析了上榜公司的上榜期。他發現，在1958年，一家公司有望在標準普爾 500 強公司榜單上停留61年，而時至今日只能停留18年。在1955年的《財富》500強公司榜單中，只有61家公司在2014年依然在榜單上。這意味著12%的生存率，其他88% 的公司則因破產、被兼并或因表現不佳而跌落到榜單之外。或許，最令人感到黯然神傷的是，躋身1955年榜單的大多數公司在今天沒有人能夠認得出來，完全被我們遺忘了。還能有多少人記得阿姆斯特朗橡膠公司或者太平洋蔬菜油公司呢？

生存分析告訴我們，應該只會有極少數的歷史悠久的公司存在。對這一理論進行外推並結合數據，我們可以預計，一家公司能夠延續存在100年的概率只有45%，而延續存在200年的概率僅為十億分之一。不要對這些數字太過於較真，但它們的確讓我們感受到公司長期生存的比例，並對揭示已經倖存了數百年的公司的特點提供了有趣的洞見。全球至少有1億家公司，如果它們都遵守相類似的動力學，或許只有大約4500家公司能夠倖存100年，但沒有任何公司會倖存200年。然而，眾所周知，有許多公司都已經存在了數百年，尤其是在日本和歐洲。不幸的是，針對這些特殊例子，除了我們所知的許多歷史事件，我們沒有任何容易理解的數據集或任何系統性的統計分析。即便如此，我們依然能夠從這些具有悠久歷史的公司的普遍特點中了解到有關於公司長壽的某些有益的結論。

它們大多數規模不大，在高度專業的利基市場中經營，如古老的客棧、葡萄酒釀造廠、啤酒釀造廠、糖果店、餐館等。它們與我們一直思考的標準普爾公司會計資料庫和標準普爾以及《財富》500強榜單中的公司類型不同。與這其中的大多數相比，這些特殊公司得以倖存並非是因為多樣化或創新，而是因為持續為小眾、專註的客戶群生產被認為是高質量的產品。許多公司都是憑藉聲譽和連貫性得以長期存活了那麼長時間，而且幾乎沒有什麼增長。有趣的是，這些公司中有許多都是日本公司。韓國銀行的數據顯示，2008年，在5586 家擁有200年以上歷史的公司中，有超過一半（3 146家）都是日本公司，837家是德國公司，222家是荷蘭公司，196家是法國公司。此外，這些公司中有90%都超過了100年歷史，而且僱員人數不超過300人。

破解公司衰亡的奧秘

大多數公司的運營接近於銷售額和支出保持微妙平衡的臨界點，這使得它們很容易遭受波動和危機的侵擾。一場在錯誤時間產生的衝擊會導致它們的覆滅。更加年輕的公司能夠依靠最初的資金投入獲得緩衝，而一旦最初的資金注入花完了，且無法產生巨大的盈利，它們將變得極為脆弱。這有時被稱作「青春期缺陷」。

公司呈亞線性比例變化，而不像城市那樣呈超線性比例變化的事實表明，它們是規模經濟而非創新和創意勝出的具體體現。公司通常是高度受限的自上而下的組織，努力提高生產效率，降低運營成本，以實現利潤最大化。

為了在追求更大市場份額和增加利潤方面達到更高的效率，公司通常會在組織的微小層面增加更多的規則、規定、協議和程序，這導致官僚控制的增加，以管理、執行並監管規定的實施。這通常以犧牲創新和研發作為代價，而後者本應是公司未來和生存力長期保險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很難獲得有關公司創新的有意義數據，因為它很難被直接量化。創新並不一定是研發的同義詞，尤其是將所有無關的活動都歸結為研發開支可以帶來巨大的稅務優勢。儘管如此，通過分析標準普爾公司會計資料庫的數據集，我們發現，隨著公司規模的增長，分配給研發的相對資源量會系統性下降。這表明，隨著公司的擴大，對於創新的支持跟不上官僚和管理開支的增長。

規則和約束的逐漸增加通常會伴隨著公司與消費者和供應商關係的停滯不前，這會使得公司變得不再靈活、更加僵化，由此無法對巨大的改變做出反應。

公司的維度從出生到青春期不斷收縮，在進入成熟期後最終停滯，甚至是進一步收縮。當公司依然處在年輕階段、競爭市場地位時，隨著新產品的研發和新鮮創意的不斷湧現，公司會有年輕的興奮感和熱情，其中一些創意或許是瘋狂的、不切實際的，還有一些是壯闊的、有遠見的。但市場力量在發揮著作用，因此，隨著公司站住腳並獲得獨特身份，只有很少一部分創意會取得成功。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市場內在的反饋機制會導致其產品空間不斷狹窄，並不可避免地導致更大的專業化。公司面臨的巨大挑戰是，如何在市場力量的正反饋和開發新領域、新產品的長期戰略需求之間求取平衡，前者會強烈鼓勵繼續沿用經市場檢驗行之有效的產品，而後者或許是有風險的，不會立即帶來回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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