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的演說

授權轉自：保守主義評論

哲學園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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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信息革命

此時此刻，站在這幅描述你們革命鬥爭的壁畫前，我想同你們談談當前正在發生的一場非同尋常的革命，它正悄無聲息地席捲全球，沒有流血，也沒有衝突。它的影響是和平的，但是它將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世界，打破陳舊的觀念，重塑我們的生活。人們很容易低估這場革命，因為它並沒有伴隨任何旗幟或口號。它被稱作是技術革命或信息革命。人們或許會用那種大小不超過一枚指紋的微型晶元作為其象徵。一個晶元所擁有的計算能力，已經超過了那種體積佔滿整個房間的老式計算機。

我們的經濟發展歷程如同一場蝶變，從工業革命——一種受制於地球上有限自然資源的經濟形式——轉變為「頭腦經濟」（這也是一位經濟學家的的書名），其中，人類想像力沒有極限，自由創新成為最寶貴的天賦資源。看看那微型的計算機晶元，其價值並不在於製作它的沙粒里，而在於由聰明的人類頭腦所設計的微觀結構中。

論自由以及批評政府計劃者

但是，進步並不是註定的。關鍵在於自由——思想自由、信息自由、傳播自由。

現代的探險家當屬企業家們。他們高瞻遠矚，勇於冒險，擁有探索未知領域的堅定信念。這些企業家以及他們的那些小企業，正是幾乎一切美國經濟增長的奧秘。他們是技術革命的原動力。事實上，美國最大的個人電腦公司之一，就是由兩個同你們年齡相仿的大學生在自家車庫裡創立的。有些人——甚至在我國——看到自由市場試驗的混亂，眼中只看到浪費。所有遭遇失敗的企業家又怎樣呢？其實，許多企業家都曾遭遇失敗，尤其是那些成功的企業家；他們往往多次失敗。假如你問他們成功的秘訣，他們會告訴你，那不過就是他們在摸爬滾打中學到的東西——是他們從失敗中嘗到的東西。正如參加比賽的運動員或追求真理的學者一般，經驗是最偉大的導師。

這也正說明，為什麼那些政府的計劃者們——無論他們多麼精明——也難以取代那些成千上萬日夜工作以實現他們夢想的個體。事實就是，在世界各地，官僚體制都是一個問題。有這麼一個古老的故事：從前在一個小鎮——它可以是任何地方的小鎮，有一位人稱「廢物」的官僚，一直把持著權力。有一天，在鎮的居民大會上，一位老婦人站起來對他說，「在我們那裡，有一個民間傳說，據說每當一個嬰兒出生時，天使就會從天堂降臨，親吻嬰兒身體的某個部位。如果天使親吻他的手，他將成為一個工匠。如果天使親吻他的額頭，他將會很聰明。可我一直在努力思索，那個天使究竟吻了你哪裡，竟使你佔據這個位置這麼久卻無所事事。」（笑聲）

我們美國人毫不掩飾自己對自由的信仰。事實上，那是一種全國性的娛樂活動。每隔四年，美國人民就會選舉一名新總統，1988年剛好就是大選年。兩大政黨一度擁有13個候選人，這還不算其他包括信奉社會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的候選人——他們都試圖獲得我的崗位。大約1,000個地方電視台、8,500個廣播電台以及1,700家日報——每個都是獨立的私人企業，完全獨立於政府——都會報道這些候選人，在採訪時令他們，並讓他們面對面辯論。最終，選民進行投票，以此來決定誰將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但是，自由並不是以選舉開始或結束。

譬如，你們可以去美國任何一個城鎮，都會看到許多教堂，代表著很多不同的信仰——在很多地方，還有猶太教會堂和清真寺。你們將會看到來自各種你們能想得到的民族的家庭在一起參加禮拜活動。走進任何一個教室，你們將會看到孩子們在學習《獨立宣言》：人們被造物主賦予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任何一屆政府都沒有理由拒絕美國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宗教自由。你們可以走進任何一個法庭，那裡由獨立的法官主持，不屈從於任何政府的權力。每名被告都有權利經由其同輩所組成的陪審團——通常包括12名普通公民——進行審判；只有他們能夠權衡證據並決定有罪或無罪。在法庭上，被告直到被證明有罪之前都是無辜的，警察或官員的陳詞並不比被告的陳詞具有更高的法律地位。

你們可以走進任何一個大學校園。在那裡，你們會發現一種開放的、有時激烈的討論，大家討論美國的社會問題以及應採取何種措施解決問題。打開電視機，你們將會看到立法機關就在攝像機前處理政府的事務，對法案進行辯論和表決將決定其成為美國的法律。還有許多集會示威遊行活動，人民的集會權利在憲法中得以保障，並受到警察的保護。你們可以走進任何一個工會大廳，那裡的工會成員都知道他們的罷工權利受到法律的保護。事實上，我在擔任總統以前就曾做過美國演員工會（the Screen Actors Guild）的主席。我領導我們的工會進行罷工，可以很自豪地說，我們取得了勝利。

但是，自由遠不止這些。自由意味著人們有權質疑並改變既有的行事方式。自由是一場持續的市場革命；自由就是允許我們指出自身的缺陷，並尋找解決方案；自由就是人們有權提出見解，這種見解被專家奚落，但卻在人民中大受歡迎。自由是一種去夢想的權利，是即使隻身一人處在質疑者們的重重包圍之中，仍能追隨夢想。自由就是要認識到，不但沒有任何個人、權威或政府能夠壟斷真理，而且每個個體的生命都極其寶貴，我們每個人來到這個世上，都出於某種理由，也都將有所貢獻。

據說，自由使人們變得自私和拜物，但是，美國人卻是世界上最篤信宗教的。因為他們相信——並願與世人共享——自由就像生命本身，並非後天得來，而是上帝賜予。喬治·華盛頓在他的告別演說中講到，「理性與經驗都不允許我們抱有這樣的期待，一國的道德可以在排除宗教原則的情況下保持繁盛。」此話千真萬確，美德或道德是民治政府必要的原動力。民主不過就是一種維持有限政府、防止政府侵犯人民的機制，這種約束權力的機制使政治和政府從屬於生活中的重要事務，唯有在家庭和信仰中才能找到價值的真正源泉。

但是，我希望你們明白，我談論這些事情並不是要頌揚我們美國道德高尚，而是要與你們這片土地上真正偉大的心靈對話。畢竟，誰敢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祖國講追求真理，對康定斯基和斯克里亞賓的故鄉談想像力，對擁有烏茲別克學者阿利舍爾·納沃伊的那種豐富高尚文化講美與心靈？貴國遼闊土地所孕育的偉大文化熱情洋溢地向全人類發出呼聲。請允許我引述一段當代作家對人類自由最有說服力的論述。它不是引自於美國文學作品，而是出自貴國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戈醫生》。他曾寫道：「我認為，倘若隱藏在一個人體內的獸性能夠用威脅——任何一種威脅，無論是監禁還是死後的報應——加以壓制，那麼人性的最高表徵就是馬戲團裏手執皮鞭的馴獸師，而不是犧牲自我的先知。但是，這恰恰是重點所在：千百年來使人類高於禽獸的不是棍棒，而是一種內在的呼喚——那種赤手空拳的真理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督促蘇聯深化改革

那種赤手空拳的真理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今天，整個世界都殷切期盼著蘇聯改變的跡象，邁向更大的自由。我們都關注並希望，看到蘇聯出現積極的改變。我知道，在貴國，有一些人害怕改變只會帶來混亂和斷裂；他們害怕擁抱充滿希望的未來——改革有時候需要信仰。

但是，改變並不意味著否定過去。就像一棵茁壯成長多年的樹——紮根於大地並從太陽汲取能量，所以，積極的改變也是這樣，必然要根植於傳統價值——土地、文化以及家庭和社群；它必須從永恆、從一切生命的來源——也就是信仰——之中獲得生命力。這些改變將帶來新的理解、新的機會，並走向一個更廣闊的未來——傳統並未被取代，而是全面綻放。未來正在向你們這一代招手。

同時，我們應該記得，未經制度化的改革往往是不穩固的。這種自由將永遠只能在肩膀上眺望。一個栓著繩子的鳥兒，無論繩子有多長，都總會被拉回來。這也是我為什麼在與戈爾巴喬夫總書記的會面中，談到從制度層面進行改革——保障改革成果——的重要性。我們一直在談論一個標誌著世界分裂的可悲指示物：柏林牆。現在是時候拆除那些造成人民分離的障礙了。

就在數年前，沒有人會想像到我們兩國共同取得的進步。去年12月，我和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在華盛頓簽署了《中導條約》；明天，我們將交換各自的批准文件。這是歷史上第一份真正的核武器裁減條約，呼籲美國和蘇聯削減各自整個級別的核導彈數量。16天前，蘇聯開始從阿富汗撤軍，這讓我們看到了希望——對抗很快就要終結了，善後工作將要開始，那個充滿苦難的國家可以獲得獨立、統一以及來之不易的和平。

主張化敵為友

我聽說，貴國有一首流行歌曲——你們或許都知道，這首歌曲富有感召力的歌詞提出了一個問題，「俄羅斯人想打仗嗎」？歌詞回答說：「去問那戰場上的樺樹和白楊，死寂的沉默徘徊在上空，陣亡的士兵倒在樹下。去問我的母親，去問我的妻子，然後你再也不會問，『俄羅斯人想打仗嗎？』」 但是，你們曾經的盟友又怎麼想呢——那些曾經在易北河上擁抱你們的盟友？假如去問太平洋或歐洲戰場上陰冷的墓穴呢——那裡埋葬著遠離家鄉的美國士兵。假如去問他們的母親、姐妹以及子女，美國人想打仗嗎，他們會怎麼想呢？同樣的問題問我們美國人，你們也將得到相同的答案。人們並不想打仗，而只有政府想。任何一位母親都不想為了領土擴張、經濟優勢或意識形態而犧牲自己的兒子。能夠自由選擇的人民總是會選擇和平。

美國總是試圖化敵為友。同英國進行了一場獨立革命後，我們數代人已經鞏固了兩國之間的血緣關係。經歷了一場南北戰爭後，我們修復了傷痕，真正統一為一個國家。在我所經歷的歲月中，我們同德國打了兩場世界大戰，同日本打了一場。但是，現在聯邦德國和日本都成為我們最密切的盟友。

有些人會指出，我們之間的貿易爭端是關係緊張的標誌，但就像所有家庭都會出現的摩擦，由自由國家構成的家庭是一個充滿活力、時常爭吵的大家庭。我可以告訴你們，沒有什麼比這更能令我欣慰：在我有生之年，看到蘇聯趨向經濟自由和經濟增長，看到兩國外交官在美國和一個增長的、充滿活力的、外向的蘇聯之間解決貿易問題。

官方安排的民間交流是重要的，而同樣重要的，是這類安排不再是必要。沒有什麼比以下這種情況更能令我欣慰：東西方之間的旅行變得稀鬆平常，蘇聯的大學生可以在暑假花上一個月——就像西方現在的大學生一樣——背著行囊到歐洲諸國自由旅行，過境幾乎不需要出示護照；有一天，比如說英國的一名音樂策劃人，打電話給一個蘇聯的搖滾樂隊，無須任何政府機構批准，就可以邀請他們次日晚上到利物浦演出。這難道僅僅是一場夢嗎？或許是的，但這是一個我們有責任將其變成現實的夢。

你們這一代人所處的，是蘇聯歷史上最激動人心、充滿希望的時代之一。在這個時代，自由最初的氣息在空氣中流動，人心隨著希望不斷加快的節奏跳動；在這個時代，在漫長的沉寂中積聚起來的精神力量噴薄欲出。我想起果戈理《死魂靈》將近結尾處有段著名的文字，果戈理把他的祖國比作賓士的三套車，並追問它的目的地在何方。然而，他寫道，「除了傳來美妙的鈴聲，沒有任何回答」。

我們不知道本次首腦會議將會達成什麼決議，但我們希望改革的承諾將被履行。就在1988年5月，在這個春天的莫斯科，我們或許可以希望，自由——宛如托爾斯泰墳墓上嫩綠的樹苗——最終綻放在孕育著你們人民和文化的這片富饒土地上。我們或許可以期待，嶄新的、開放格局的美妙鈴聲將響徹雲霄，將我們引向一個充滿和諧、友誼及和平的新世界。

非常感謝，上帝保佑你們。

附：對《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的演說》譯文全文感興趣的朋友，可以掃描上方的二維碼，加入我們的「知識星球」。詳情請參考：《保守主義評論》正式開通「知識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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