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宋朝把文人當寶，清朝卻把文人當狗奴才？

假如你是皇帝，你願意與筆杆子（文人士大夫）共天下嗎？如果是乾隆來回答這個問題，對此他一定會嗤之以鼻。

大清才子紀曉嵐，是乾隆最喜愛的臣子之一，有一次，紀曉嵐為他的朋友尹壯圖求情，沒想到乾隆卻勃然大怒說：「我只不過是把你當妓女豢養，你哪來的狗膽，竟敢妄談國事？！」

是的，在乾隆眼裡，大清帝國的筆杆子（知識分子），跟娼妓並沒有什麼兩樣，只不過是他豢養的一堆狗奴才罷了。

小編想說，時鐘如果再往回撥幾百年，有一個朝代的皇帝們，對此一定不能苟同——因為在他們看來，筆杆子（文人士大夫）是帝國的珍寶，對此不僅要愛護，而且皇帝們，甚至願意與之「共天下」。

尊重知識分子，與之共享權力？天下竟有這種咄咄怪事？是的，小編今天想說的是：一個被公認為積貧積弱、卻慷慨悲歌的朝代：

宋朝。

01

當一個大宋帝國的皇帝，有什麼必定的履行程序呢？

北宋人葉夢得，在他的《避暑漫抄》中，為我們揭開了一個：關於宋朝皇帝的千古家事。

據記載，早在開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就在開封太廟寢殿的夾室內，立了一塊碑，這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誓碑。

趙匡胤規定，新皇帝即位，都要到太廟參拜；正式儀式結束後，新皇帝必須要由一個不識字的小太監，陪著到太廟的夾室內，參拜「誓碑」，並默誦碑上的文字立誓，然後才能離開。

誓碑上寫的是什麼，當時人一直無從知曉，這個秘密一直保守到靖康之變後，有人進入太廟的夾室，才終於揭開了「誓碑」的碑文之謎：

原來，「誓碑」上刻著三行誓詞：

第一行是：「柴氏（後周世宗柴榮）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因為趙匡胤是通過黃橋兵變，奪了他的義兄柴榮的江山）；

第二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第三行則是：「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儘管後世很多人懷疑「誓碑」是否真實存在，但南宋官方史書，則明確予以了承認；宋朝的歷代皇帝，也基本奉行了這個原則，幾乎從不（輕）殺知識分子。

因為它關乎：一個帝國，對於上天的誓言，和對文人士大夫（知識分子）的敬重。

02

如何對待文人和政敵，可以判斷一個朝代的文明程度。

對於趙家皇帝的這種做法，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就很不「感冒」。

在朱元璋眼裡，什麼文人、士大夫，都是放屁。

建立明朝後，朱元璋前後利用胡惟庸案和藍玉案，殘殺文臣武將及其親族45000多人，幾乎將滿朝功臣名將屠戮殆盡。

而對比趙匡胤的子孫，老朱家的末代皇帝崇禎，僅僅在位17年：就殺了7位總督，11個巡撫。

可以說，文明與開化，就怕作比較。

03

但總體而言，宋朝的皇帝，整體文化素質仍然較高，對於社會的治理，也注重扶貧救困、賑濟底層，因此整個宋朝三百多年歷史，除了外敵入侵，內部並未發生特別嚴重的內亂，整個帝國仍然有條不紊運行，人民對此也非常感念。

在這方面，優撫（收買）知識分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非常重要的舉措。

唐朝時，科舉制雖然興起，但每次錄取人數都很少，進士錄取最多的時候，一次不過七八十人，最少的時候才錄取幾個人，甚至出現過，一科考試，一個都沒錄取的特殊情況。

但從宋太宗時期開始，科舉錄取人數開始大爆發：從宋太宗即位第一年（976年），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短短44年間，大宋帝國的科舉錄取人數，就達到了9323人；與此相比，唐朝289年，也不過才錄取了6442人。

科舉錄取的大擴張，也隨之帶來了整個社會讀書風氣的活躍，對此宋真宗甚至親自寫了《勸學詩》，勸告整個帝國的人民要讀書上進，我們熟悉的那兩句名言：「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就是來自宋真宗的御筆。

在唐朝，儘管通過科舉也可以當官，但當時仍然非常講究門閥士族，朝廷高官普遍仍是王侯將相的後代，但宋朝開始的這種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科舉選拔，很快就為宋朝打開了人才的流通渠道，宋朝的知識分子們，以北宋時大臣文彥博為例，就公開提出了希望皇帝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觀點。

宋朝的皇帝，也普遍懂得自我節制與分權。

宋朝時就規定，皇帝頒發的任命詔書，必須要有宰相署名，否則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說，光你皇帝一個人說了，不算，否則這種官就叫「斜封官」，亂搞的。

宋仁宗時，皇帝想提拔他寵愛的妃子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當宣徽使，宋仁宗到了朝堂，下了一道聖旨，沒想到當時作為御史中丞的包拯卻跑來阻撓，說皇帝你怎麼能亂封官呢？包拯越說越激動，在皇帝面前唾沫橫飛，濺得宋仁宗一臉口水，宋仁宗非常不爽，可又覺得包拯說的有道理，最終沒辦法，只有撤銷了聖旨，口水也得自己擦掉。

對於違反法律規定的聖旨，當時，宋朝的官員也有權「封殺」。

南宋宋光宗時，樓鑰當中書舍人，他就曾經很直接地對宋光宗說，凡是不合乎法律規定的聖旨，「繳奏無所迴避」。對此宋光宗也無可奈何，碰到一些大臣或嬪妃的私人請託，宋光宗也經常委屈的說：「樓舍人，朕也憚也！不如且已（罷了）！」

正是宋朝皇帝們這種「不（輕）殺士大夫」，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執政理念，最終極大激發了宋朝知識分子的「參政、議政」熱情，因為在那個時代，筆杆子受到極大的尊重，文人士大夫（知識分子）仕途上有上升通道、經濟有保障、社會地位高，因此當有一次宋神宗感慨說人才不足的時候，程顥馬上當場斥責說：

「陛下奈何輕天下士？」

宋神宗聽後，馬上挺直身板，神情嚴肅地說：

「朕不敢！朕不敢！」

04

而士大夫們（知識分子）對此的回報，便是對這個帝國，至死不渝的忠誠和捍衛。

與1644年崇禎上吊前，和1912年清廷退位前，朝臣們樹倒猢猻散、紫禁城裡無人上朝的凄涼比起來，宋朝的滅亡，顯然要悲壯得多。

公元1279年，在崖山海戰失敗後，進士出身、誓死不降的宰相陸秀夫，最終背著宋帝昺一起投海自盡，而追隨大宋滅亡的，則是崖山海戰前後，有多達十萬軍民為南宋或戰死、或跳海自殺——這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集體殉國行為。

所以後人常說：崖山之後無中國。

因為，正是大宋皇家對於帝國子民，和知識分子的節制與尊重，最終讓無數人甘心，為大宋帝國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崖山海戰後，南宋的狀元宰相文天祥也寧死不屈，最終從容就義——臨刑前，文天祥在元大都（北京），向南朝著大宋的土地方向跪身叩拜，然後慷慨赴死。文天祥死後，他的妻子歐陽氏為他收屍，發現了他的遺書：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這，或許就是，一個朝代遺留下的：

帝國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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