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之女：父親死得很蹊蹺

來源 |《文史博覽》 2012年03期

馮玉祥

那時我們身邊的特務很多，為安全起見，父親只用本子的最後幾頁，上面寫著——「馮玉祥的親筆遺囑，紐約，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全篇遺囑字體遒勁，是用毛筆一揮而就的。

當時父親還留下了他 28 年的日記，我們全部捐給了國家檔案館。這個寫有遺囑的日記本，我們沒有捐獻出來，它是傳家寶，一直珍藏在我這裡。遺囑的前四條都是關於民族、國家大事的；後三條則是對家人的囑託，其中最後一條寫道：「至於我的幾個孩子，雖然還有未畢業的，只要他們能自愛，有雙手，就不會餓死。」父親的這些遺言，成為我們立身處世的座右銘。

父親早就有預感，有人要謀殺他，所以生前就留下了遺囑。父親說，他死後最好焚成灰，扔進太平洋。如果國內民主和平，聯合政府真能成立，還可將骨灰深埋六尺培土種樹，不要把他這「肥料」白白浪費了；將來樹木長成，好給學校做桌椅。

「外國點心」和拜把兄弟

我爺爺是個泥瓦匠，為逃避兵役，帶著父親從安徽逃難到河北，在一個偏僻的村落給地主當僱工。父親 11 歲那年，奶奶去世了，之後爺爺又不幸受傷，家庭的重擔全壓在父親身上。為了多掙幾兩銀子，父親便投身北洋軍隊，當「教習」，替長官喊操。

父親每天清晨天不亮，就站在操場上大喊「立正」、 「稍息」、 「托槍」，一喊就是 4 年。父親的「喊功」練好了，卻得罪了行伍中那些睡懶覺的人，他們給他取了個綽號叫「外國點心」，意思是說他如此賣命，遲早會被洋鬼子打死。但父親不以為然，反而特意刻了一枚「外國點心」的圖章保存起來。他後來給人寫字就經常蓋上這枚圖章。

1928 年年初，中國仍處于軍閥混戰中，蔣介石越來越意識到父親的重要性。當時蔣介石想用北伐擴大國民黨的勢力，他知道父親最恨軍閥，就跟父親說 :「咱們共同打軍閥。」父親一聽，特別興奮，說：「好，打軍閥好。」「那我認你做哥哥」，蔣介石馬上接話。當時父親 47 歲，蔣介石 42 歲，於是蔣介石就叫他大哥，兩人舉行了正式的結拜儀式。在我仍保存著的《馮玉祥與蔣介石的拜把子蘭譜》中，蔣介石寫道：「煥章（馮玉祥號）如胞兄，安危共仗，甘苦同嘗，海枯石爛，死生不渝。」父親則寫道：「結盟真意，是為主義，碎屍萬段，在所不計。」

很明顯，他們的態度完全不同，父親說得很清楚，結拜就是為了三民主義；而蔣結盟，什麼海枯石爛，只講江湖義氣。

然而不管之後與蔣介石有多少矛盾，在抗日救國這個問題上，父親始終以大局為重。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民族矛盾陡然緊張。蔣介石一直忙於內戰，父親曾多次向這位拜把兄弟進言而無效。

有一天，父親大白天的打個燈籠，蔣介石看到很好奇：「您白天來我這兒怎麼還打燈籠？」父親說：「我看周圍黑暗呀，太黑暗！」

淞滬抗戰期間，身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的父親，負責京滬重鎮的作戰指揮。他在奔赴戰場前寫了幾句話，放在自己的箱子里：「同日本鬼子打仗，是為了雪國恥、收失地，上可以對得住祖先，下可以對得住子孫，成功是成功，失敗也是成功。不論到什麼時候，我的子孫決不能向日本鬼子妥協。」

為了救濟難民，「慰勞抗戰將士和充裕國庫，建軍建國」，父親於 1943 年 10 月發起成立「中國國民節約獻金運動會」。為此他曾經親自走上街頭，賣字鬻畫，發動募捐。凡向他乞字求畫的，一概索資，為抗日所用。父親的標準就是「有錢人多收，貧窮人少收，學生乞字一律收費五角」。而對於達官貴人、鉅賈大賈，則由五角變為千金。

父親的畫多為生活中常見的蔬菜，如白菜、蘿蔔之類，畫常配以詩句，其主題大都是抗日。比如，茄子畫上的小詩是：「茄子紫，紫茄子，吃得有了力，可以把日寇打死！」蘿蔔畫上的小詩是：「紅蘿蔔，蜜蜜甜，吃了氣力如猛虎。如猛虎，打東洋！」

為了大力推行獻金運動，父親用一年多的時間，先後遊歷了四川 20 多個縣，每到一處，即發表演講，鼓動獻金。據統計，從 1943 年 10 月到 1944 年 11 月，四川省共獻金約 7 億元。

對待子女嚴格幽默

我們家是從來不遷就孩子的，我還當過父親的勤務兵，很小的時候就要給父親的衛兵洗襪子，還要給父親的客人端茶送水。就連父親身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時，依然沒給過我們什麼特權。幾個尚未成年的孩子都是自己動手做飯洗衣服，伙食費、學費、零花錢總是緊巴巴的。

父親從小就教育我不能做嬌小姐，要自立。1931 年，父親在抗戰問題上與蔣介石相左，隱居在泰山腳下的一個祠堂里。在那段時間，平日除了習文練武之外，父親還要求我每周都寫 100 個大字、1000 個小字，冬天還要頂著寒風耍大刀。在給我的一封信里，他寫到：「22 日的信收到了，看你寫鋼筆字有些進步，我很喜歡……我一個一個地打上了記號，畫圈的即是好，畫 × 的就是錯誤，給你寄回去，你可以仔細看看，切實改正。」

為了培養我們兄弟姐妹獨立生活的能力，父親還說男孩子必須學會縫衣服、織毛活，女孩子要學會開汽車。正是這些小事兒，磨礪了我們的自立意識和吃苦精神。

父親是一個很幽默、很樸實的人，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非常快樂。記得在泰山的時候，一次雷電交加，父親讓我們在每次閃電和打雷之間數數，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我們都很不解。父親笑著說，通過「一二三四」的數量能算出閃電離你有多遠，這是戰場上士兵用來判斷炮彈離自己多遠的土辦法。

和父親在一起總是感到很幸福。他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物質財富，但他生前的言傳身教和他寫下的囑託對於我們就是最寶貴的財富。

一場蹊蹺的大火

1945 年抗戰勝利後，父親遭到了蔣介石的進一步打擊、迫害，受到特務的嚴密監視，每走一步都有人盯梢，甚至連請來的英語教師，都是中統特務。看到國內形勢嚴峻，父親便以考察水利為名，於 1946 年帶我們來到美國。

到美國後，父親看到國內戰亂愈演愈烈，發表了《告同胞書》，痛斥蔣介石的獨裁，呼籲美國政府和人民停止對蔣介石的援助。

蔣介石惱羞成怒，責令父親提前回國。父親不從，被蔣介石開除了國民黨黨籍，甚至連護照也被吊銷。我們一家開始了政治流亡生活，隨時都有可能被暗害或引渡回國。即便如此，父親依舊四處發表演說，反對當時的杜魯門政府援助蔣在中國發動內戰。父親演講幽默，可經過翻譯，他發現聽眾都板著臉，沒人笑。我的愛人羅元錚也陪在旁邊，他一翻譯，下面就笑了。於是，他成了父親最得力的助手。

1948 年，中共在與國民黨的戰場對決中取得優勢，父親被邀請回國。9 月 1 日，我們一家乘坐的「勝利號」橫渡黑海向敖德薩駛去，距離目的地只有一天的時間了。下午，船上突然燃起了一場蹊蹺的大火。誰也不知道那火是怎麼著起來的。當時我兩個妹妹正在頭等艙聽父親講故事，艙門開著。最招人憐愛的小妹曉達，看見外面起煙了，說可能出事了，便出去看，就再沒回來。

父親也接著跑向過道，然而，那裡正是大火的中心。當時我和丈夫在另一間艙里，也看到了濃煙，我們從窗口逃出去救父母和妹妹，母親被救了出來，父親卻已經昏迷不醒，曉達也失蹤了，最終留給我們的僅有一片衣襟。

其實當時昏迷的父親身體還有餘溫，可是周圍沒有任何急救藥物，醫務室也早已是大火熊熊。當時被判定大火「是船上的電影膠片引起的」，然而仔細想想，電影膠片起火，肯定是小範圍的，應該能控制。但這次船上的電報、無線電、醫務室和駕駛艙事先都遭到了破壞。當時美國和蘇聯都認為這是一次有預謀的政治謀殺，雙方都指責是對方所為，但真正的兇手是誰，也許永遠無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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