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邦本：都江堰——人類水文明的豐碑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謂人類文化和文明之源。因而就這一意義而言，一部人類史，就是人類應水而生、依水而存、與水相生相剋、以水求發展的水文化史。而所謂水文化，即先民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用水、治水、惜水、護水，興水利、避水患的全部物質、制度和精神創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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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人類歷史長河，中國古代多元一體燦爛文明中的傳統水利以源遠流長、貢獻巨大而舉世聞名，其中尤以長江上游天府之國成都平原上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體系為代表的古代蜀地水利和水文化，不僅堪稱天府文化的重要源頭活水，而且無疑是世界文明百花苑的奇葩，以其獨有的智慧和創造創新精神，獨具特色的傑出成就，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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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蜀地治水傳說和卓越的水利成就

距今約4500年前後，和世界上許多古老民族一樣，《尚書》中最早的篇章《虞夏書》等史籍相傳巴蜀等中國大陸許多區域，都經歷了空前規模的大洪水。這一時期，一方面成都平原上與之大致同期的寶墩文化得到了引人注目的長足發展，該文化諸史前古城聚落呈網路狀湧現於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1]表明盆地內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先民的水利活動已使這片河流沼澤密布、昔日闃無人跡之地已逐漸變得宜人宜居。寶墩文化是成都平原上現今發現和確認的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時代範圍為距今4500-3700年左右，考古工作者近年來發掘和發現了八座有牆垣環壕的古城聚落遺址，以其中最大最早的寶墩古城命名為寶墩文化。該古城群包括：新津寶墩遺址，約276萬平方米；[2]都江堰芒城遺址，約10萬平方米；[3]其餘郫縣古城遺址約31萬平方米，溫江魚鳧村遺址約40萬平方米，崇州雙河村遺址約10餘萬平方米，崇州紫竹村遺址約20萬平方米。[4]另外晚些發現的大邑縣境內的寶山、鹽店二古城，面積也在20萬平方米左右。[5]經考察可知，這些古城應為禹羌族群為主的蜀地先民所建，兼有軍事防禦和水利功能，而後者尤其值得注意。考察這些城址與其所在環境的關係，可見其均沿著河流的走向築成，巧妙地因應了水脈和地脈，具有高超的水文化理念和水利設計，與大禹治水的傳說頗能呼應以至契合。從相傳黃帝二子降居川西北地區，中經顓頊和鯀，大禹一系的羌人世居岷江兩岸，自古以擅長於水利聞名。這一傳統源遠流長，因而直到近世，成都平原上舉凡打水井、修河堤一類工作，往往都由來自岷江上游的羌民承擔。

芒城遺址

但同時在這一時期，也正是考古學和古氣象學所揭示的東亞大陸氣候溫濕多雨、[6]傳說中洪災多發、鯀禹治水的虞夏之際。因而《尚書》中《虞夏書》中記載的洪水傳說，已在一個時期以來的多學科研究中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證實。如國外的一些學者從地學等自然科學的角度，揭示了在距今四、五千年，世界曾處於普遍的災變氣候時期，東亞大陸甚至全球很多地方都發生過大規模的水災，並大量存在於許多民族的歷史記載或記憶中，可見虞夏時期的水患及其治理傳說，應有可以信據的史實基礎[7]。

但與《聖經》等洪水傳說中世界許多民族的祖先多應之以躲避逃生、任其自然的消極無奈態度不同，古蜀等中國先民則一開始就回應以治理水患的理性態度和積極措施。這方面最傑出的代表，就是相傳出生於長江上游川西北龍門山地區西羌的大禹。根據《尚書·禹貢》的記載，相傳大禹治水，汲取了其父鯀單純以湮塞治理洪災慘遭失敗的深刻教訓，轉以疏導為主的基本方略，在巴蜀地區領導進行了大規模的治洪工作。《尚書·禹貢》中的「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沱潛既導，蔡蒙旅平」，[8]正是其記載。這一方略在巴蜀大獲成功，相傳進而在普天之下取得了治水的全面成功，並在此基礎上創建了中國古代文明。

大禹

大禹以降，後世天府之國所在的蜀地曾先後經歷過蠶叢氏、柏灌氏、魚鳧氏、杜宇氏、開明氏等五個王朝，[9]其中尤其後兩朝有不少關於水患、水利活動及其最終獲得重大成就的文獻傳說。如《蜀王本紀》即記載杜宇王朝晚期遭遇規模空前的大洪災：

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鱉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屍隨江水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靈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時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決玉山，民得安處[10]。

這場洪災發生的時間約在兩周之際，傳說最終完成這次極為艱巨的治水使命的，是來自荊楚地區的一位大禹式的治水英雄——鱉靈。「鱉靈決玉山，民得安處」的巨大治水功勛，使其得以通過禪讓取代了杜宇王朝，建立了秦並巴蜀之前蜀地的最後一個王朝。

如同大禹「岷山導江」的傳說為寶墩文化聚落群的考古資料所大致印證一樣，上述蜀地五朝這些傳說，同樣在與之大致同期的廣漢市境內的三星堆，[11]成都市區金沙[12]、十二橋[13]等重要遺址的出土資料中得到了印證。近年來成都市區十二橋、黃忠小區和金沙等一系列商周之際重要遺址的發掘，揭示這些原本就相互連接為一體，是沿古郫江綿延數里的大型聚落遺址，包括大型宮殿區、居住區、手工業作坊區、墓葬區和大規模濱河祭祀場所的遺址，面積約5平方公里，整體上構成一個分區布局合理、功能系統完備的中心都邑。考古發現揭示的城水親和如同水乳交融的格局，反映這座依水興建的大型古都具有順應自然的深厚水文化意蘊。從臨河矗立長達數百年的史實可以推知，杜宇王朝在水利技術方面也應該有相當高的成就。十二橋遺址結構複雜、布局講究的大型濱水木構「宮殿」建築群，[14]說明當時的高級貴族住宅或統治機構就建於河濱，如果沒有足夠的技術提供平時充分的水利服務和安全支持，統治者是不可能如此布局的。

成都市區十二橋-金沙大型遺址高水平的水利設計，在同處成都平原而時代更早的三星堆古城遺址中也充分反映出來。濱水建成的三星堆古城面積約3平方公里，而包括古城在內的整個三星堆遺址共約12平方公里，[15]是夏商時期東亞大陸規模最大的早期文明中心之一。從三星堆古城的選址和建造布局略加管窺即可知道，如此巨大的濱水聚落，必須有防洪、供水、排水等全面的規劃考慮。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古城不僅氣勢宏大，而且設計巧妙。它北臨鴨子河，南有馬牧河蜿蜒穿城而過，這樣的里外布局，顯然有利於解決城市生產、生活以至保持和改善生態環境的用水、排水問題。這兩條河流尤其是鴨子河，只要按照大禹以來的傳統，時或加以疏導，就能兼收水運和防洪排潦之效。古城牆垣頗為寬大堅固，馬牧河雖穿牆入城，但其河道不寬，易以人工設施控制水流。三星堆古城垣始建於夏代晚期，一直沿用到商周之際，之所以能夠巍然矗立鴨子河畔達數百年之久，定然有長期合理的規劃措施和有效的水利制度為保證，濱水跨河而建的城垣與水和諧地融為一體，透露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之意趣，其水利技術與理念，顯然已經較諸更早的寶墩文化時代有了重大發展。

由上可知，從《虞夏書》中大禹導江巴蜀的記載，到秦舉巴蜀之前古蜀五朝尤其望、叢之際著名的洪水治理史傳，以及大致與之對應的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金沙文化等系列考古學發現可知，蜀地先民在避水患、興水利的曲折發展歷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創造了相當輝煌的水利以至整個蜀地農業文明的業績，其水文化從具體工程設計到深層次理念，均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已經為天府水文化的形成，打下了紮實的基礎。與之相關的整個農業文明，與杜宇王朝亦即十二橋-金沙文化時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如《華陽國志·蜀志》即記述蜀王「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務農，迄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16]說明杜宇王朝時期蜀地甚至整個巴蜀地區農業有了一次大的發展。這同樣啟示我們，不僅王朝的都邑等聚落興水利、避水患的技術水平明顯提升，而且當時的農業也因農田水利的發展進入了新的繁榮。

不過，作為天府文化重要源頭之一的古蜀水文化，其成就最傑出的標誌，是接下來秦人治蜀時期建立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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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人類水文明的偉大創舉和永恆豐碑

公元前316年秦並巴蜀，並逐步建立起穩定的社會秩序後，蜀守李冰系統總結蜀地源遠流長、風格獨特的水利技術、水文化理念，以之為基礎，復引進汲取中原地區水利技術先進因素，進行融會創新，領導古蜀先民修築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

都江堰水利工程體系頗為完善，固然可能是李冰以來長期積累改進的結果，但該工程的設計主旨和基本模式應於興建之初就已大致確立。該工程的綜合功能包括成都平原的行洪排澇、舟楫水運、農田灌溉、城邑生活和景觀供水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航運和灌溉。對此，曾經實地考察過都江堰，並且最早記述李冰主持創建此項大型工程的司馬遷明確指出：蜀守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17]。

《華陽國志·蜀志》亦曾概述云：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灌溉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飢謹，天下謂之天府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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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引之《記》，應為前朝古籍。堋，又作堋鄢，[19]鄢即堰，堋亦即即堰。顯然，寶瓶口後平原上展開的航運灌溉系統，廣收水運、灌溉和防洪之利，千百年來發揮了巨大的經濟、生態效益與卓越的軍事戰略作用，使蜀中成為千古不衰的「天府之國」。

那麼，都江堰獲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奧秘何在呢？綜合考察各方面的資料，我們認為有以下幾方面，值得總結和汲取、弘揚。

1. 科學嚴謹、巧奪天工的勘測設計

自從大禹、李冰以來，蜀地逐步形成了一套科學的水利制度。在工程勘測方面，傳世最早的文獻《尚書》就記載大禹治水時，「隨山勘木，奠高山大川」。[20]據研究，這是人類水利史上最早的勘測記錄，影響深遠。再如古代蜀地文獻《華陽國志》也記載，李冰修都江堰時，就曾親自查勘岷江水文、地理，溯江而上，直到上游江源地區，「乃至湔氐縣，見兩山相對如闕，因號天彭闕」。[21]《水經?江水注》亦載李冰在岷江上游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22]」

在工程設計方面，都江堰工程更是達到了幾乎完美的科學境界。這一巨大的工程體系分渠首工程和灌溉航運系統兩大部分。渠首工程又主要由魚嘴分水堤、寶瓶口和飛沙堰三部分組成。由竹籠卵石砌成的魚嘴分水堤位於堰首江心，把岷江分為內江和外江。魚嘴利用河道動力學原理，把江水一分為二，平水時六成江水入內江，以保證成都平原舟楫灌溉之利；洪水時則六成以上的江水瀉入外江主流，可免平原洪澇之災。連接內江的寶瓶口使多餘的江水無法流過，轉而從緊接魚嘴分水堤尾的飛沙堰溢入外江。飛沙堰高僅兩米，自動橫向溢排沙石於外江。洪水愈大，沙石排出率愈高，最高可達98%，可謂因仍自然，巧奪天工！

2.無壩引水、費省效優的生態工程模式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突出創舉和顯著特徵，就是採用了與近世水利工程動輒修建攔河大壩截然不同的無壩引水工程模式。這是一種符合水的自然規律的技術模式，是大禹以來古蜀水文化的悠久傳統，都江堰工程則集其精華之大成。其最具永恆價值的意義在於，它沒有改變河流自然形態，從而有效地保護了河流本身和流域自然生態，可以避免近代水利工程泥沙淤積、改變河流形態、流速，改變水質、生態、引起地貌變化甚至誘發地震等諸多難以控制的弊端，是極具可持續發展優勢的工程模式，對於當今世界無疑有深刻的認識借鑒意義。

3.價廉饒給、就地取用的建築材料和簡便易行的工程技術

都江堰工程價廉效優的另一奧秘在於，其建築材料一般為竹、木、卵石等，均就地取用、價廉饒給；其施工技術簡便易行，科學有效；其施工工具也為過去城鄉常用簡單器具。這些天然材料和工具的取用，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也甚為方便。由於無須大規模的企業加工生產，因而不會直接造成環境污染、生態破壞。

用竹籠卵石築堤和榪槎截流，是一種剛柔結合、以柔克剛的水工技術，可以靈活搭配組合，建成功能不一、各式各樣的水利建築物。榪槎加竹席等既可以橫向截斷河流，還可廣泛運用於搶險堵口，調劑流量，挑流護岸，保護橋閘堤堰，圍堰施工和簡易搭橋等多種工程。榪槎施工搭建方便，拆除容易，不會留下任何破壞環境的遺物。散開的木料下次又可以再用，是一種資源重複利用率高、經濟實效、利於生態環境保護的古老工程材料和技術。

4.天道酬勤、因地制宜的歲修制度

在中國和世界水利史上，古代著名的鄭國渠、白渠等華夏水利工程，和巴比倫、羅馬帝國的灌渠等，均早已廢棄湮沒，都江堰卻灌區迄今已逾千萬畝，綜合效益隨著健康的運轉繼續提高，為四川的國計民生注入了無限的生機，創造了古代無壩水利工程史上的幾項世界之最：歷時最久、灌區面積最大、綜合效益最高、生態環境保護最優，因而榮膺世界文化遺產桂冠。都江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永葆青春，奧秘就存在於博大精深的古蜀水文化制度，特別是古老的歲修制度之中。利用冬季農閑時候展開的歲修，一般每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若洪水造成水利工程的嚴重損壞，則亦及時安排大修。

明朝楊升庵文集收錄的《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就已經提出了這一古老制度的要旨：「深淘墠，淺包鄢」，即後世通寫作「深淘灘，低作堰」的著名六字要訣。這說明都江堰科學有效的歲修制度在李冰時代就已經出現。歷史證明，這一歲修要訣，連同「遇灣切角，逢正抽心」的治河八字格言，包含著深刻的科學原理，成為世代恪守的原則。這一原則及其指導下的歲修制度，正是都江堰兩千多年來永葆青春活力的奧秘所在。

5.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水利理念

都江堰青春永葆的更為深層次的原因，是其整體貫穿始終的道法自然、大道若水的深遽理念。這一思想源自更為久遠的大禹時代，古人早已經指出：「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23]這是對歷代盛稱的大禹治水技術和理念的高度評價。「以水為師」，其義通於老子《道德經》所謂「上善若水」和「道法自然」。這是中國古代由來已久的哲學理念，它源於先民對水性規律的認識和尊重。此理念一經出現，必然伴隨先民成敗交織的一步步實踐逐漸豐富深化，並對後世產生深刻久遠的影響。而在這一過程中，長江上游的蜀地，以其歷史悠久、因仍自然、因地因水制宜的卓越實踐及其經驗總結，為這一古老的科學理念的形成完善，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從都江堰渠首工程魚嘴無壩分水，到飛沙堰巧溢水砂，以至密布川西平原的整個灌溉水道網路，均相當完美地順應了水流的規律，反映了先民對水的深刻認識。

從傳說中的大禹以來，在天府文化的發源地成都平原，先民就以充滿智慧的創造精神，避水患，興水利，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其後蜀中先民又在本土水文化的深厚基礎上，引進融會關中先進的水利因素，進一步創造和創新，成功地興建了常葆青春活力的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體系。作為古蜀文明尤其是水文化的光輝載體，集防洪排澇、水上運輸、農業灌溉、城市生產生活用水供應於一體的都江堰工程，不僅使原本就自然條件優良的蜀地進而迅速發展成為「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古代長期在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方面領先天下，而且在水利工程模式及其技術方面，也對後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和示範作用。如溝通長江與珠江兩大水系的著名運河——靈渠，其工程設計方案和理念就明顯受到都江堰的啟示影響。再如歷史上黃河在中原地區屢次潰決，而且長期因治理乏術，給國計民生造成巨大的災害和損失。漢成帝建始4年，黃河「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凡灌四郡三十二縣，……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成帝召「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成帝為之改年號為「河平」，封「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24]顏師古註：「《華陽國志》雲，延世，字長叔，犍為資中人也。」王延世創造治黃奇蹟之法，實即都江堰工程用竹籠絡石的傳統技術。都江堰更為深遠的影響，在於其催生形成了燦爛的天府文化，尤其是為人類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為世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光輝的範例和深邃的智慧理念。

時至今日，都江堰大型水利系統既是中國和全人類的偉大歷史文化遺產，又是正在健康運轉、持續增效的現實水利工程，這就使它超越了通常意義的歷史文化遺產，具有了更為重大的意義和價值。對於水資源問題日趨嚴重的當今人類，特別是對於人均水資源只有世界人均值1/4到1/5的中國，都江堰代表的水文化理念和科學模式，尤具強烈深刻的現代性意義。我們應當虛心從先民對於人、水、天、地和諧關係的認識中汲取智慧，為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為人類文明，再作貢獻。

[1]江章華、李明斌：《古國尋蹤——三星堆文化的興起及其影響》第二章，巴蜀書社，2002年。

[2]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等：《四川新津寶墩遺址的調查與試掘》，《考古》1997年第1期；中日聯合考古調查隊：《四川新津寶墩遺址1996年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1期。當時報道寶墩古城面積約60萬平方米，實為遺址的內城，後來進一步的考古工作發現了遺址的外城垣，證明該城址面積達276萬平方米。

[3]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等：《四川省都江堰市芒城遺址的調查與試掘》，《考古》1999年第7期。

[4]江章華、李明斌：《古國尋蹤——三星堆文化的興起及其影響》，頁67—74，巴蜀書社，2002年。

[5]陳劍：《四川大邑鹽店、高山古城遺址》，載《中國考古學年鑒（2004年）》，文物出版社，2005年。

[6]竺可楨：《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載《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

[7]（1）G.Cuvier, Essayon the Theory of the Earth , 4th ed., Blackwood and Edinburgh,1822, p. 167. （2）T.W.Kingsmill,「Notes on the Geology of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London,1868, Dec.23. p.136.（3）R.Pumpelly, Ceological Research inChina,Monglia,and Japan during the Years 1862-1865, Smithsonian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 vol. 15,1867,p.47.

[8]《尚書·禹貢》，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註疏》本，1980年。

[9]《蜀王本紀》佚文，收入《全漢文》卷五十三，詳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頁736，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10]《蜀王本紀》佚文，收入《全漢文》卷五十三，詳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頁736，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1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12]朱章義、張擎、王方：《成都金沙遺址的發現、發掘與意義》，《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

[13]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館：《成都十二橋商代建築遺址第一期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12期。

[1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館：《成都十二橋商代建築遺址第一期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12期。

[15]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四川省考古五十年概略》，載文物出版社編：《新中國考古五十年》，第379頁，文物出版社，199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第9頁，文物出版社，1999年。

[16]《華陽國志·蜀志》，詳劉琳《華陽國志校注》，巴蜀書社社，1984年，183頁。

[17]《史記·河渠書》，中華書局，1959年。

[18]《華陽國志·蜀志》，詳劉琳《華陽國志校注》，巴蜀書社社，1984年，202頁。

[19]近年都江堰渠首魚嘴西側外江河床出土的東漢建安四年（公元199年）郭擇趙汜碑銘文即作堋鄢，碑藏都江堰文物局。

[20]《尚書·禹貢》，《十三經註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

[21]《華陽國志·蜀志》，詳劉琳《華陽國志校注》，巴蜀書社社，1984年，201頁。

[22]《水經?江水注》（王國維《水經注校》，頁1035-103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23]《淮南子·原道訓》。

[24]《漢書?溝洫志》，中華書局，1962年。

彭邦本：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中國郭沫若研究會副會長，四川省李冰研究會會長，四川省大禹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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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王碧嫦

作者：彭邦本

圖片：潘 立 外宣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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