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永修吳城古鎮曾經有座高規格的天主堂

最新 08-18

吳城天主堂

◆肖介漢◆

明萬曆年間（1585—1595），天主教傳入江西，1723年，清雍正皇帝登基時出上諭禁教，外國傳教士先後被驅逐出境。清咸豐八年（1858），英法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後，九江被闢為通商口岸，傳教士在內地傳教越發自由，由是九江教區內各縣、鎮教堂紛紛興起。吳城天主堂便是江西乃至長江中下游地區創辦較早的教堂之一。

吳城天主堂，位於現吳城鎮政府所在地，是一座古羅馬風格的高大建築。主體部分有西式尖頂鐘樓、教堂，還有神父卧室、廚房及其它附屬建築十餘間，皆為磚木結構。教堂是教友們的主要活動場所，堂前正樑上掛著一塊匾額，上書「萬有真源」四字。教堂東西長40米，南北寬20米，大廳脊高31米，可容納千餘人。鐘樓為4層，高約40米，是全鎮的制高點，鐘樓頂部立有2米高的鐵十字架，樓內懸掛銅合金大鐘一口，一根粗大的繩索系著鍾錘從頂樓垂下，每逢禮拜天或天主教節日，教堂鐘聲響起，悠揚悅耳，綿延數里。整座建築群分布在兩個大院內，布局嚴謹，前後兩院落之間有月亮門，庭院里有假山、池沼、花壇、甬道，後面還有小樹林，植有蒼松翠柏、香樟梧桐，環境十分幽靜。

吳城天主堂創辦初期有4名法籍神父，教徒近千人，主要為商人和無業游民。民國初期有教徒500餘名，宗教人員七八人，只有1名荷蘭神父。這位神父留給老一輩吳城人的印象頗深，他的中文譯名徐賡和，1880年出生於荷蘭國一個傳教士家庭，1887—1896年就讀於荷蘭國國立小學和天主教會辦的中學，1896—1900年就讀於比利時荷蘭語魯汶大學神學院，1900—1906年在荷蘭任天主教神父，1906—1911年來到中國，任九江天主堂主教，1911年到吳城天主堂任神父，直至1952年被遣返回國，在吳城生活長達41年之久。

在天主教慈善觀念感召下，徐賡和神父和教徒們在救弱濟貧，賑濟災民，收養孤兒，解除病患者病痛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那些陳年舊事雖已過去半個多世紀，仍讓人們念茲在茲。

歷史上的主要宗教團體一般都比較重視社會慈善事業，他們在傳播宗教文化，灌輸宗教思想，為擴大宗教勢力服務的同時，往往在日常生活中給予社會弱勢群體各種救助，在特殊災難時期積极參与社會救濟。徐賡和神父在吳城也曾經熱心養老、濟貧、賑饑、醫療等公益事業，在社會慈善方面扮演過重要角色，如開辦育嬰堂、孤兒院、養老院等慈幼機構，這也是他藉以傳播信仰的一種重要手段。民國十三年（1924），教堂興辦「崇貞小學」，招收學生百餘名，分男女班，免費入學，學習聖經和文化；創辦了一所教會醫院，用西醫西藥為當地百姓醫治膿皰瘡、瘌痢頭、大腳股（東瓜腳）、大肚子（血吸蟲病），給病人動手術。還積極投身於救助災荒、賑濟難民的活動中，向受難者伸出援手，給他們以兄弟姊妹般的愛護。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南京淪陷後，日軍直逼九江，進攻江西水上要塞吳城。1939年春，日軍用飛機、炮艦連續轟炸吳城，使之成為一片火海，十萬餘吳城難民紛紛向南昌、吉安、贛州方向逃難。作為中立國的荷蘭沒有捲入這場戰爭，當時天主堂升有荷蘭國國旗，日軍不敢轟炸，使之周邊的樊家壠、阮家塘、紅花崗、浙寧會館、魏家大院一帶倖免於戰火。當時吳城來不及逃走的難民，大都躲避在天主堂，不少年輕婦女還在臉上塗上鍋煙灰，躲進天主堂地下室才得以逃生。據說因此而搭救了數千名難民。

隨著近現代工業文明的興起和傳播，在吳城期間，他還著力引進西方文明，將美孚、亞細亞煤油運進來，在吳城開設亞細亞洋行和輪船公司，將江西的木材、毛邊紙、樟樹中藥材、景德鎮瓷器等由吳城集中轉運到漢口，上大船從海上運送到西歐各國；進口外國機器（蒸汽機）到吳城，改裝成大輪船，開通吳城至南昌、樟樹、湖口、九江的航線，大大方便了旅客出行，帶動了吳城經濟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時，天主堂只剩下教徒45人，教堂活動逐漸停止，學校停辦，教會醫院由人民政府接管。

1952年，教會被停止活動，外國神職人員陸續被遣送回國，徐賡和神父自然也不例外。臨行那天，有好幾百人趕往吳城碼頭送別這位老人。據說當時船離岸較遠，沒搭橋板，徐賡和神父只好脫下布鞋淌水上船，前去送行的人望著這位慈祥的老人漸漸遠去，大都流下了眼淚。徐賡和神父乘坐木帆船至南昌後，經上海、香港輾轉回了荷蘭，此後再也沒有他的音信。

（根據羅雲龍先生口述整理，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