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周恩來叫停北京人藝話劇《潘金蓮》

原標題：1961年，周恩來叫停北京人藝話劇《潘金蓮》

1961年4月，周總理在百忙中來看當時正在上演的《名優之死》和《潘金蓮》。

第一次看過戲之後，周總理一反常態，既沒有上舞台看望演員，也沒有發表意見，只是表示「我還要再看一次，有些問題需要再想一想」，便告辭了。

過了兩天，周總理、鄧穎超又來看戲，並且邀請了田漢、歐陽予倩、齊燕銘、陽翰笙和譚富英、馬連良、裘盛戎、筱白玉霜諸位戲曲界的朋友。看完戲以後，他把大家留下來，與劇院的領導、導演、演員們在首都劇場的小休息室里進行了座談，直至深夜。

1961年4月，北京人藝話劇《潘金蓮》

會上，周總理開門見山：「《名優之死》是個好戲，可惜就是短了些。談談《潘金蓮》這個戲吧！狄辛、田沖、方琯德，你們先談談對這個戲是怎麼認識的。」

方琯德想了想說：「第一，張大戶迫害潘金蓮的行為，台上沒有表現，觀眾對這一點沒有印象，所以很難引起同情。本想把張大戶的欺壓再強調一下，可是具體做起來有困難。第二，潘金蓮把武大殺死這一點很難解釋，為了自己解放殺死丈夫，這總不是好事，很難讓觀眾同情。在這兩點上不宜給潘金蓮翻案。」

周總理點點頭：「狄辛，你在台上不是反抗得挺激烈嗎？說說你的想法。田沖，你這個英雄人物有什麼看法？」顯然，他是在努力動員當事人先發表意見。

田沖開了腔：「劇本是在30多年前寫的，當時作者是企圖表現婦女反對封建壓迫的思想，可今天再看這個戲，覺得有不足之處，若能做些修改，是否會更好？」

狄辛也開了腔：「潘金蓮的所作所為是對當時社會制度的反擊，只是沒有選擇到正確的道路，殺死一個無辜者而求得個人的解放是不對的。劇院同志對這個問題有爭論。」

周總理始終注意聽著，沒有表示任何態度。最後，他又轉向了劇院的總導演焦菊隱：「焦先生，你談談對這個戲的看法。」

焦菊隱一邊吸著香煙一邊說：「沒有什麼新的看法，這個戲究竟該肯定誰？是武松還是潘金蓮？始終沒找到答案。方才同志們談到的種種矛盾是存在的。現在看起來，這兩個人物都不令人同情。」

歐陽予倩推了推眼鏡：「我寫《潘金蓮》是在1925年，當時看到許多婦女受壓迫，於是想寫一個戲藉以揭露當時的黑暗。因為我自己是唱花旦的，這才寫了潘金蓮，我自己就演這個角色。周信芳演武松。當時是一邊演一邊想台詞。在排練和演出過程中，我都是同情潘金蓮的。周信芳演武松，又另有他的想法。他同情武松，把武松處理為英雄人物，結果是我們兩個人各演自己的戲，一齣戲里卻各有千秋，根本沒有想到主題思想的問題。」

周總理揚著臉問：「你對武松是怎樣理解的？」

歐陽予倩揮了一下手，「我認為武松是個封建英雄」。

周總理停了一下，搖著頭說：「武松是個封建英雄，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

歐陽予倩繼續解釋：「那時候演戲不像我們今天，不講究主題思想，連台詞都是一邊演一邊不斷豐富補充的。……當時寫這個戲，也只是想借題描繪一下，婦女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封建道德的束縛下，以及在有錢有勢男人的壓迫蹂躪下所造成的種種悲劇，並沒有替潘金蓮翻案的意思。」

參加座談會的21位同志，除鄧穎超以外，周總理都請他們發表了意見。

在認真聽取大家意見的基礎上，周總理做了總結髮言：那個時代寫的劇本，帶有這些思想是不奇怪的，因為我們的思想正在變化之中…… 張大戶欺壓潘金蓮，她反抗，這是好的，值得同情。可是後來她就變了，她殺人了，而這個人又是勞動人民，是一個老實的農民。她和西門慶私通等行為是走向墮落，這種行為就沒有辦法讓我們同情了。反過來說，如果潘金蓮為了求解放，出走了或者自殺了，當然會使人同情，那麼戲裡存在的矛盾也就會得到解決了。勞動人民總是把同情放在被壓迫婦女方面的。我們有很多反封建的典型，如《梁祝哀史》《白蛇傳》里的祝英台和白娘子，這些人物都沒有殺人，沒有墮落。《茶花女》為什麼能成為那個時代的進步作品呢？就因為茶花女為了求得個性解放，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沒有向當時的社會制度屈服，也沒有因為求得個人解放而危害別人，這就是她可貴的地方。曹禺寫的《雷雨》《日出》，都是通過魯媽、陳白露這樣的人物的自我犧牲行為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制度。陳白露沒有殺人嘛！她還同情小東西嘛！最後自己犧牲了。所以我們同情她。而潘金蓮卻是採取了勾引西門慶，共同謀殺了親夫來求得個人解放的。她不是一個反封建的典型，這個人物在《水滸傳》里就是那麼寫的，老百姓對她的看法也就是那樣，現在企圖在這個戲裡給她翻案，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我看不宜於這樣做。

歐陽老談到當時寫這個戲以及演出這個戲的思想活動，我是完全理解那種心情的。可是這個戲在今天重新上演，就要考慮到對一些青年人的影響問題。這個戲告誡青年一代什麼呢？讓他們怎樣通過這個戲學習「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呢？這個戲又怎麼做到「古為今用」的呢？聯繫這些問題來考慮，我們就必須把今天戲裡發現的矛盾很好地解決，是不是通過別的故事來表達反封建的思想更好一些，或者重新選另一個典型人物來寫。總之，我們要用今天的眼光來衡量歷史人物和歷史故事。歐陽老寫這個戲的時候，思想中有「要反抗黑暗的社會制度」這條紅線，這是很可貴的，是好的。然而由於當時也有唯美主義思想的影響，必然導致這個戲還有不足之處，這正是今天需要批判、加工的地方。否則，就會在青年一代中造成極不好的影響。

周總理誠摯而又溫和地對歐陽予倩說：你方才談到的寫作動機，我是完全理解的。當時的思想狀態是合乎那個時代氣氛的。作為我這個後來者，見到劇中存在的問題，覺得還是應該向你提出來的。今天你談的很誠懇，我非常欽佩。

不久，北京市文聯組織了《潘金蓮》的演出，並準備請導演、演員和其他人寫批評的文章。這件事傳到歐陽予倩那裡，造成了一些緊張。周總理知道以後，立即指示把這種活動全部停止下來，並派秘書將他的意見登門轉告歐陽予倩，「一不要做檢討，二不許見報批評，三不要再開會。這件事到此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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