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散文》：現實的張愛玲，宿命感和無力感，是我永恆的基調

《張愛玲散文》：現實的張愛玲，宿命感和無力感，是我永恆的基調

在近代文學史上，張愛玲這個名字越來越成為了一個絕世孑立的「傳奇」。身世是傳奇的，個性是傳奇的，才華是傳奇的，情感也是傳奇的。傳奇則意味著現實的出格，意味著對俗世的背離，意味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本色上的那個張愛玲，無論是人生的態度，還是文學的趣味，都是現實主義的。這在她自己的文章里也屢有提及：「我喜歡差次的對照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極度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

一個作家的私人生活反而取代自己的作品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尤其當這個作家還是一位女性，是件值得可疑的事情。然而對於張愛玲來說，這一切或許也正是她所樂意看到，甚至曾刻意設計過的，正如她的文章喜歡「差次的對照的寫法」，人生在她眼裡何嘗不是一次創作呢：非如此的喧囂和繁華，又怎能襯出人生底色上那原本蒼白的樸素與落寞？她或許是驕傲的，然而那驕傲也是小女人式的，更像是她在自己脆弱夢境與沉重現實間苦心經營的一道堤防，一旦遇見自己傾心的男子，便不戰自潰，感覺「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中去」。

她的作品似乎是流露著女性關懷的，但那更像是一種同為女性的情感本能。她顯然從來沒有要替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性同胞們充當社會代言人的政治性敘事的野心。對自己筆下的那些無疑處於弱勢者地位的女性們，她表露出來的，與其說是同情與悲憫，不如說更像是同類命運者的同病相憐。她的姿態，並不是先覺者對後進者的居高臨下，而是一種對等的平視，又刻意保持著某種若即若離的距離，遊離於故事角色們的視線之外，不動聲色地冷眼旁觀著一出出世俗人生的悲歡。

這或許與張愛玲自己對時代、對歷史的體悟是相關的。她對時代的看法，正如同她對人生的打量，既帶著濃厚的虛無之感，同樣也充滿著惶惑不安的不可置信和懷疑。她並不認為時代的大趨勢是不斷前進著的，在她的眼裡，「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對歷史、對時代的深深失望與悲觀，她確信了她筆下那些女子們的人生觀念和價值觀念並不是有問題和需要改進的。那只是弱小的人們面對巨大的不可把握的外部世界的本能反應，如同受驚的鼴鼠，只想退縮在狹小的洞穴中守住最後一點的安穩，才是實際可靠的，也是符合人生和世界真相的，恐怕這也正是她自己的人生態度吧！

宿命感和無力感處處體現在張愛玲的文學創作當中，成為她小說世界中永恆的基調和背景色，給人無法超脫也無處逃遁的悵惘與沉重。《十八春》里的曼楨，被自己的姐姐與姐夫那麼樣地摧殘，然而終究也甘心順著那條路走了下去，到最後都沒有回頭，也沒有絲毫的掙扎與反抗。故事中的角色們，就是這麼樣在時代與命運的逼迫下波瀾不驚逆來順受地活下來了，並且依然那麼波瀾不驚逆來順受地繼續活下去。似乎他們自己並不是命運的承受者，而只是一個淡漠冷然的旁觀者。

「傳奇」的世界裡其實是沒有傳奇的。張愛玲的小說創作不是超越性的，而只是對生活真實的白描。沒有意義的完成，也沒有境界的升華，有的只是沉重的現實的宿命和無力。然而連那宿命與無力都只是徒顯著意義的蒼白。悲劇之所以成為悲劇在於旁觀者的在場，而每個人的人生都只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關注度的缺乏將人生原本的悲劇含義也消解得盪一乾二淨，餘下的只有一片顧影自憐的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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