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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劇社的表演感化過很多國民黨士兵

紅星照耀中國作者:美埃德加·斯諾 著王濤 譯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定價:39.8元

我和那位邀請我去看紅軍劇社演出的年輕幹部一起出發。這時,人們都已經奔向那座就著古廟臨時搭建的露天劇場。那天是星期六,距離太陽落山還有兩三個小時,保安似乎已經全城出動了。

抗日劇社用接地氣的表演方式 來展現日軍的罪惡行徑

學員、騾夫、婦女、被服廠和鞋襪廠的女工、合作社和蘇區郵局的職工、戰士、木工、拖家帶口的村民,都朝著河邊那塊演員們演出的大草地涌去。很難想像還有比這一幕更加民主的集會了——有點像昔日的肖托誇夏季教育集會。

不售門票,沒有包廂,也不設貴賓席。山羊在不遠處的網球場上吃草。中央政治局總書記洛甫、財政部長林伯渠、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以及其他幹部和他們的妻子都分散在群眾中間,像其他人一樣坐在鬆軟的草地上。演出開始後,人們就不怎麼注意他們了。

台上掛著一大塊粉紅色的綢幕,上面寫著「人民抗日劇社」幾個漢字,還有拉丁化的漢語拼音,共產黨正在倡導以拉丁化漢語來推動群眾教育。節目預計將持續三個小時,有短劇、舞蹈、歌唱、啞劇——一種綜藝節目,或者說是雜耍表演。這些節目主要通過抗日和革命這兩個中心主題連貫起來。節目明顯帶有宣傳色彩,道具都十分簡單。它的優點是摒棄了鑼鼓鐃鈸和假唱,採用現實題材。

儘管編劇不那麼精緻,也不那麼優雅,但演出生機勃勃,充滿幽默感,演員和群眾都參與其中,從而彌補了這些不足。紅軍劇社的觀眾好像真的在仔細聽舞台上說的話。京劇觀眾的時間主要打發在吃水果、嗑瓜子、閑聊、來來回回扔著熱毛巾、到別的包廂去交際,他們只偶爾瞥一眼台上的表演。

第一齣戲叫《侵略》,以1931年東北的一座村莊為背景。開場時,日軍來到這座村莊,趕走了「不抵抗」的中國軍隊。第二幕,日本軍官在一個農民家裡擺宴席,坐在中國人身上,把他們當作椅子,還醉醺醺地調戲他們的妻女。又有一幕是日本毒販在叫賣嗎啡和海洛因,強迫農民每個人買一份。有個青年拒絕,就被拖出來審訊。

農村集市上的一幕戲表演的是小商販們在祥和的氣氛中吆喝著賣東西。日本兵突然來了,搜查「抗日匪徒」。他們現場查驗身份證,忘帶的就被「槍斃」了。緊接著,兩個日本軍官在小販的店裡大吃了一頓豬肉。吃完後小販叫他們付錢時,他們驚異地看著他:「你叫我們付錢?知道吧,蔣介石給了我們滿洲、熱河、察哈爾、塘沽停戰協定、何梅協定,還有冀察委員會,一個銅板都沒要!就為這點豬肉,你還叫我們付錢!」他們隨即將他當作「匪徒」捅死了。

最後,村民們怒不可遏。商販們推倒貨攤和布棚,農民們手舉長矛,婦女兒童操起菜刀趕來,大家都高喊著「跟日本鬼子拼了」。

這出短劇編排得很幽默,還用了當地方言。觀眾不時大笑起來,厭惡而憤恨地咒罵日本人。他們都很激動。對他們而言,這不僅是政治宣傳,也不僅是滑稽戲,而是蘊含著深刻的真理。演員大多為十幾歲的少年,都是陝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觀眾似乎完全忘記了這些,他們已經完全被劇中表現的思想所感染。

這場滑稽戲表演背後那殘酷的現實意義,並沒有因為劇中的詼諧和幽默而變得模糊,至少對有個在場的年輕戰士來說是這樣的。他在短劇結束時站起來,激動地顫聲高喊道:「打倒日本強盜!打倒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打回老家去!」全場觀眾都跟著他放聲高喊這些口號。我後來得知,這個少年來自東北,他的父母都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

幾十年前的小舞蹈家們 就用舞蹈勾勒未來中國機器時代的美景

第二個節目是《豐收舞》,劇社的十幾個姑娘姿態優雅地進行了表演。她們赤著腳,穿著農民的褲子、短襖和花背心,頭上戴著綢巾,舞姿整齊優美。我後來得知,其中有兩個姑娘從江西一路跋涉而來,她們曾在瑞金的紅軍戲劇學校學習舞蹈。她們真的很有天賦。

另一個別緻有趣的節目是《統一戰線舞》,表現的是中國抗日動員。我不知道他們怎麼變戲法似的鼓搗出這些服裝來,突然,幾隊青年戴著水手帽,穿著白色的水手服和短褲——先以騎兵隊形出現,接著是空軍隊形,然後是步兵隊形,最後是海軍隊形。中國人是天生的藝術家,擅長在表演中運用各種手勢和動作,他們的舞姿非常真切地表現出舞蹈的精髓。接下來的節目是《紅色機器舞》。小舞蹈家們用聲音和手勢,用胳膊、大腿、頭部的相互舞動、相互配合,巧妙地模仿出氣缸的發動、齒輪和車輪的轉動、發動機的轟鳴——勾勒出未來中國機器時代的美景。

在演出時,觀眾中時不時地有人發出喊叫,要求別人即興表演唱歌。幾名陝西本地姑娘——工廠女工應大家的要求,唱了一首當地的古老民歌,一名陝西農民用自製的琵琶為她們伴奏。另一個被「點名」即興表演的學員吹了口琴,還有一名學員唱了一曲南方人喜愛的歌。再然後,讓我驚慌失措的是,有人開始鼓噪,讓外國記者來一個獨唱!

他們不肯放過我。天哪,除了狐步舞、華爾茲、《波希米》和《聖母瑪麗亞》之外,我什麼都不會,而我會的這些樂曲好像並不適合這群充滿鬥志的觀眾。我甚至連《馬賽曲》也記不得了。可他們還是執著地繼續要求我唱歌。最終,我極其窘迫地唱了首《盪鞦韆的人》。他們非常有禮貌,沒有要求我再唱一首。

看到幕布升起,下一個節目開始上演,我才徹底鬆了口氣。這個節目是一部社會劇,有著革命主題——一位賬房先生愛上了他的房東太太。接下來又是舞蹈,然後是關於西南地區新聞的「活報劇」,再就是兒童們合唱《國際歌》。合唱時,戲台當中亮晃晃的圓柱四圍拉起繩子,繩子上懸掛著萬國旗,周圍是年輕的舞蹈演員俯著身子。他們和著歌詞慢慢地抬起身來,在歌聲結束時挺起腰,直直地站立著,緊握的拳頭高高舉起。

很多國民黨士兵看過紅軍劇社的表演後 就不願和紅軍打仗了

演出結束了,但我還是滿懷好奇。第二天,我去拜訪了人民抗日劇社社長危拱之女士。

危女士1907年出生於河南,已經參加紅軍10年了。最初,她參加了「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國民軍軍事政治學校,鄧小平曾任教官。1927年,馮玉祥向南京政變妥協,她就同許多年輕學生一起出走,在漢口加入共產黨。1929年,她受共產黨委派前往歐洲,在法國學習了一段時間,然後去了莫斯科。一年後,她返回中國,成功穿越國民黨對紅色中國的封鎖,開始在瑞金工作。

她向我講述了紅軍劇社的一些歷史。劇團最初是1931年在江西組建的。據危女士稱,瑞金著名的高爾基學校,葉劍英時任該校技術主任,從蘇區招募了1000多名學員。在那裡,紅軍設立了大約60個劇團。他們在各個村莊和前線進行巡迴演出。每個劇團都收到了各村蘇維埃希望去演出的邀請,有一長串「等候名單」。農民們因為文化生活貧乏,對任何娛樂都很嚮往。劇團來到村裡,交通、吃飯和住宿都是農民主動安排好的。

在南方時,危女士擔任劇社副社長。到了西北之後,她就負責整個劇社的工作。她在江西參加長征,是幾十位活著走完長征的蘇維埃女性之一。在南方的紅軍部隊抵達西北前,陝西蘇區就已經創建了劇社,在江西的新人才到達後,戲劇藝術獲得了新的活力。危女士告訴我,現在那裡一共有大約30個這樣的巡迴劇社,還有其他一些劇社在甘肅。我在後來的旅程中還遇見過許多劇社。

「農民們大老遠趕來看我們紅軍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訴我,「有時候,我們到了白區邊界附近,國民黨士兵都會偷偷捎來口信,請求我們的演員到邊界的集鎮去。我們去了之後,紅軍和白軍士兵會不帶武器,來集鎮看我們演出。不過,要是國民黨高級軍官知道了,絕對不會允許,因為他們的士兵一旦看了我們演出,許多人就不願意再和紅軍打仗了!」

紅軍表演的作品基本是自己創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藝的幹部貢獻給他們的,但其中的大多數出自宣傳部門的作家和藝術家之手。有幾部戲劇小品是成仿吾創作的,他是湖南著名的作家,於1933年前往蘇區,當時這件事曾經轟動了上海。

成仿吾曾於1931年抵達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後去了上海,於1933年12月30日離滬(次年1月11日抵達瑞金——譯者注),還有些新作品是中國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寫的,她也將自己的才華貢獻給了紅軍劇社。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威力更大、運用得更巧妙的宣傳武器了。由於節目不斷變換,特別是幾乎每天都要更新「活報劇」,許多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新問題都成為戲劇的素材。對於那些心存疑慮的農民來說,他們的疑問通過這種幽默易懂的方式得到了解答。紅軍佔領新的地區後,便由紅軍劇社平息民眾的恐懼,使他們能夠基本了解紅軍的綱領。紅軍劇社還傳播了許多革命思想,贏得了人民的信任。1935年紅軍東征山西時,數百名農民聽說軍中有紅軍劇社,都蜂擁而來觀看他們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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