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為什麼不喜歡王陽明？

文 | 劉緒義

咸豐九年正月，曾國藩在軍旅繁重的空隙，抽空做了一件大事，寫成《聖哲畫像記》，全文兩千多字，是曾國藩文集中最長的一篇。文尾，他這樣寫道：

文周孔孟，班馬左庄，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阻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唐浩明先生說：「這篇《聖哲畫像記》，可以看做曾國藩未成的《中國文化史》的提綱。」這裡，就是曾國藩列出的古往今來他心目中的32位聖哲。我們發現，這中間並沒有明代大儒王陽明。這是為什麼？

《聖哲畫像記》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民國初年，湖南一師曾將它作為引導學生修身的課文，現今保持下來的毛澤東在一師讀書時的《講堂錄》中便有關於此文的記載。回到開頭的疑問，既然《聖哲畫像記》如此重要，可為何沒有被稱為「聖人」的王陽明？

這個問題其實很好解釋，原因有三：

一是湖南士人自宋代湖湘學派創立起就奉程朱理學為正統，至清而不替。即使在乾嘉漢學極盛之時依然「務以程朱為宗」。因此，自明季以來，湖南歷史上有影響的學者和書院也大都奉程朱理學為圭臬,排斥包手陽明心學在內的其他「異端」。在學術方面，嶽麓書院就是代表。

嶽麓書院是有名的四大書院之首,也是湖湘學派的重鎮。既是官學背景，也有民間發明，在學術和思想上有著巨大的影響。一方面，嶽麓書院的歷代山長大都是程朱理學的信徒，「以洛閩正軌陶鑄群弟子」；另一方面，湖南士子學者也很自覺地歸宗程朱。曾國藩是湖南人，又在嶽麓書院肆業，自然也不例外。

二是湖南名學者大都反對陽明心學，自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以後，幾乎所有的湘籍學者都對陽明心學不抱好感。以曾國藩的至交好友劉蓉為例。

劉蓉這個人物很有代表性，他既與曾國藩同里，又是湘軍元老之一，還是曾國藩的親家。但是，他雖然也位居巡撫，名氣卻不大；學術地位重要，卻長期被人忽視。

劉蓉崇尚宋學，極力辨學術之邪正，對陽明心學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堅持「以謂濂洛關閩實衍洙泗之傳，若子靜、伯安竊禪旨，亂儒宗，不當在五子列。」將程朱看作是孔子的正傳，指責陸九淵、王陽明「竊禪旨，亂儒宗」，將他們排除在五子之列，旗幟鮮明地反對王陽明。

一是反對王陽明的「心即理」說，「然則良知之說誤之也。且夫人之有知，蓋氣之精英者為之，凡其養於靜而明，感於物而通，觸於欲而覺者皆是也。乃其所知之理，則性實命之，由其理以發於知，雖麗於氣而不預焉。」進而認為，明以後程朱理學之所以難以大倡，聖道之祚未能大明，皆因王學流行之故。

二是直指王陽明是陽儒陰釋。「元明以來，陽儒陰釋之家，紛然錯出，其立教宗旨，既自托於孔孟程朱，而人品功業，又皆卓然在人耳目，學者不察其學術之誤，昧昧以從之，朱紫淆而雅鄭混，其不為所惑者幾希矣。」「陽儒陰釋之家」指的即是陽明心學。

學者為何附從王陽明？一是他自托孔孟程朱，二是他人品功業顯著名氣大，三是學者不了解其學術之誤。所以，他認為是陽明心學誤導了學者，致使學術界「朱紫淆而雅鄭混」。

三是認為陽明心學空虛無用。劉蓉透露他以前也讀過王陽明的書，看起來頗有所得，但實際上並沒有能夠找到所謂的「天理」，「困而有悔」，才開始讀六經四子、濂洛關閩之書，以求古人所謂為己之學者」，從此以後殫精竭慮，一改氣稟，振惰昏習，改過遷善，窮理致知，檢攝身心，回歸程朱。

因此，他從自身經歷入手，批判陽明心學破壞道德。他認為，陽明心學「以名節忠義為粗跡而不事躬行，以詩書禮樂為陳編而無庸誦法。私意既盛，詭道相蒙，傲然自謂足以超千聖而邁百王矣。」

「私意既盛，詭道相蒙」，這八個字批得夠重了，然而，他還指出，心學盛行，導致離經叛道、瀆禮悖義的嚴重後果而不自覺。

劉蓉與郭嵩燾、曾國藩、羅澤南等湖南理學名臣關係親密，往來切磋頻繁，觀念相近，甚至包括賀長齡、左宗棠、吳敏樹等湖籍學人，都受劉蓉思想的影響和感染。曾國藩、郭嵩燾、左宗棠都曾自稱受其影響或啟發。很多觀點甚至還是一致的，如「熱鬧場中冷得下，紛華場中淡得下，艱苦場中耐得下，便有幾分人品，幾分學力」，這樣的句子同時出現在曾、劉二人的文章中。

劉蓉、曾國藩等人在大變局的轉折中慨然自出，以書生領兵，建立功勛，或巡撫八方，或總督天下，大展其經世致用志向，理學的「救時」意義得到一定程度的驗證，反證心學的無用虛妄，為湖湘士子提供了一個可以仿效的榜樣，使朝廷與社會對理學的觀念為之一變。全國一度形成了講求理學的風氣，正如梁啟超所言:「自此以後，學人輕蔑宋學的觀點一變」。

在這種大背景下，曾國藩不可能將王陽明稱為聖哲，再加上程朱理學本就是清廷官方的意識形態，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被欽定為科舉考試的經典依據。曾國藩雖然對科舉有清醒的認識，但其本人信奉程朱理學，以理學修身，以理學治兵，得益於理學多矣。

順便說一句，32位聖哲中，為什麼也沒有王夫之？這也好理解，雖然曾國藩在衡陽求學時受王夫之影響，後來還親自主持刊刻《船山遺書》，為船山精神在晚清大放異彩作出了重要的努力。但在此時寫《聖哲畫像記》時，曾經舉起抗清義旗的王夫之還是清廷比較敏感的人物。曾國藩自不可能將其列為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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