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著《聖哲畫像記》，選出中國文化史32位聖人，都有誰呢？

先直奔主題，曾國藩著《聖哲畫像記》入選的中國文化史32位聖人包括：

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左丘明、莊周、司馬遷、班固，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周敦頤、程頤程顥、朱熹、張拭，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

中國文化史上的這32位聖人，曾國藩縮寫為以下：

文、周、孔、孟，班、馬、左、庄。

葛、陸、范、馬，周、程、朱、張。

韓、柳、歐、曾，李、杜、蘇、黃。

許、鄭、杜、馬，顧、秦、姚、王。

孔子之門有四科，叫做德行、政事、文學與言語。對曾國藩影響很大的桐城派，則強調義理、考據與辭章。國藩自認為明了其中的消息，乃結合桐城的三種工夫與孔門四科，寫了一篇《聖哲畫像記》，按照義理、考據與辭章的分類，同時符合孔門四科的標準，列出國史上特別重要的三十二個人，以為讀書治事的典範。

首先是文王、周公、孔子與孟子，所謂「文周孔孟之聖」。這四位聖人，十分高明，「不可以方體論」——即不能僅以一個或幾個維度來評判他們。他們是博大精深的集大成者，綜合素質特別厲害。

還有四位，所謂「左庄班馬之才」，即《左傳》《莊子》《史記》《漢書》的作者：左丘明、莊周、司馬遷、班固，特別厲害，高出他人一頭。他們的作品是很多人創作與思考的源泉，不能局限在哪一科、哪一門。

上述八人以外的二十四位，才以義理、辭章與考據來分類。

義理

包括了孔門裡的德行和政事。德行與政事兼備的，有諸葛亮、陸贄、范仲淹與司馬光，都是國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另外則有周敦頤、程頤程顥兄弟、朱熹與張拭，雖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但是，「君子之德風」，深刻影響了當時及後世的中國人，甚至影響了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走向。當然，選擇這五個人，顯然表明了理學傾向。國藩雖然講究漢宋調和，但在他心中理學（即宋學）的分量還是要重一點。

辭章

是孔門的言語科，也就是後世所講的文學。有八個人，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與曾鞏，寫得一手好文章，李白、杜甫、蘇軾與黃庭堅，吟得一手好詩。國藩本質是一個「文藝青年」。他不止一次回憶，剛到北京，心裡還是想走文藝道路的。當時的朋友，如梅曾亮的古文，如何紹基的書法，皆是天下數一數二的腳色。

我固然佩服這兩位，但是，我自信，若堅持舞文弄墨，未來我的文章，我的字，所造也必有可觀，未必就不如他們。只是後來做官，職位越來越高，從軍，打仗越來越險，實在沒有餘暇從事文藝，以此沒能達到他們的水平。

考據

是孔門四科里的文學，與歷史有關，與制度有關，更與經濟（經世濟民，非今日所云經濟）有關。人選略分今古，先說古人。許慎，是《說文解字》的作者，鄭玄，箋注很多經書，二人是非常重要的漢學家（漢代之學）。然後是杜佑與馬端臨。杜編《通典》，馬編《文獻通考》，是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著作。

這四位相對國藩來說都是古人，最近的馬端臨也是宋元之際的人物了。再說「今人」，儘管也隔了數十上百年，然皆屬於「國朝」，所以說是今人。顧炎武，清初大學者，國藩將他列在考據門，更重視他在史學的貢獻。

秦蕙田，撰《五禮通考》，此書對國藩影響甚巨，在日記、書札與筆記中常能看到他討論此書的內容。姚鼐，是桐城派古文運動的發起人。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是著名的小學家。

對這一門的人選，錢穆極表讚揚，說曾國藩很有眼光。清代考據最重小學（文字、音韻與訓詁），所謂讀書須先識字，又所謂一字不識學者之恥，人選中以許、鄭、二王最為擅長。

但是曾國藩把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蕙田與姚鼐這幾位似乎不屬正宗的學者也放到考據陣營里，那麼，用錢穆的話講，這就是「在經學之外擴開了史學，在校勘訓詁之外又辟出了典章制度，把考據的範圍擴大了」。一旦擴大，對於古代社會，乃至當代社會的理解，就會不一樣。所以他說，曾國藩在這方面的見識是非常高明的。

這些聖哲是國藩的文化偶像，他們的著作是國藩的文化資源，了解這些人的事業與學問，對於了解曾國藩來說是很重要的前提。然而對絕大部分人來說，不可能通讀這些偶像的著作，是一件憾事。幸好曾國藩做了精選本，便利讀者。

一是前面講過的《十八家詩鈔》，再就是《經史百家雜鈔》，不僅選了《聖哲畫像記》里三十多位聖哲的作品，還選了其他重要人物的文章。看這兩個選本，我們大致也就知道曾國藩都讀過哪些書，重視哪些作者，喜歡哪些作品。他一生學問的基礎，也幾乎都在這兩個選本了。

不過，曾國藩的學問在學術史排不上號。用錢穆的話講，是「切實處多，高明處少」。不說主觀，只說客觀，國藩沒有成為大學者，有這些原因。

第一，他的少年時代，讀書的環境不是很好，所讀主要是教科書與教輔材料，用來應付考試，而一定程度的博覽幾乎是成為學者的先決條件。他在二十四歲的時候，才借錢買來二十三史，才有機會認真讀史，這是那些書香世家決不會碰到的尷尬情況。直至道光二十四年，距他入翰林已歷五年，他還在讀《後漢書》、《王荊公文集》、《歸震川文集》與《詩經大全》，這些書卻是其他博雅的同事早在少年就已畢工了的。

第二，中年之後，他創建湘軍，日事戎馬，沒時間也沒精力去認真讀書。常言雖說湘軍是上馬殺敵下馬讀書，但這說的是激勵將士，曉以大義，不要以為參軍就是為了燒殺搶掠，而應有一些精神追求。作為統帥，每天要籌款，要指揮作戰，要應付各種關係，不可能認真讀書做學問。不僅是曾國藩，他的幕客與將帥，只要長期在軍中，還能做出大學問的，基本上是沒有的。還有獨學無友的問題。幕府的賓客，究以功名之士為多，純粹的讀書人很少，切磋學問的時間也很稀罕，於是，他並沒有深造學問的環境。

第三，個人興趣偏於文學，而不在學術。雖然也讀《五禮通考》，也看典章制度，出發點卻不全是為了研究學問，而是因為他在北京做官，常常兼任兩個部門的侍郎，出於工作需要，不得不去了解古今制度的變遷。他真正愛讀也常讀的，仍然是詩文。他的學問雖不能在學術史有地位，但是他在文學的成就，在近代文學史是有地位的，甚至有說他開創了湘鄉文派的。我們看看各種文學史，再看看各種學術史，就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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