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要鼓勵生育了，來看看新一代二孩父母的苦與樂 | 佳作重讀
原標題：一些地方要鼓勵生育了，來看看新一代二孩父母的苦與樂 | 佳作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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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鄱陽湖都昌濕地花海，兩個小女孩開心地玩耍
「生二胎要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金錢和時間。」獨生子女政策三十年，單獨二孩兩年。如今，全面二孩時代剛剛起跑，無數小家庭因此改變。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使得80後、90後父母缺失手足相處的經驗。而經濟模式、社會制度、城市規劃，都圍繞獨生子女政策進行，形成文化和經濟慣性。在二孩媽媽昱子看來，「摸著石頭過河是新一代二孩父母的集體特徵
本文首發於本刊2017年第529期
原標題《二孩家庭進化論》
全文約16193字，細讀大約需要41分鐘
二孩夢
鳳凰清楚記得兩年前的那個晚上。2015年10月29日下午6點多，她在手機上看到新聞推送：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幾乎同時，她所在的七個「非獨二胎」QQ群沸騰了。
「那真是個不眠之夜。」鳳凰說，「大家一遍遍轉發、歡呼、慶祝，一直到夜裡三四點鐘還有上千條信息刷出來。」
從會議召開那天起，這個被「雙獨二胎」和「單獨二孩」排除在外的群體就進入緊繃狀態，每過去一天，群里都在討論「今天怎麼還沒有消息？」「這次會不會沒希望了？」
「是不是覺得我們這群人特別瘋狂？」鳳凰笑起來，兩頰飽滿泛紅的蘋果肌嘟嘟著，八個月大的兒子乖乖躺在她懷裡，見媽媽笑，也咧開小嘴。
她是湖南人，生於1977年，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上世紀80年代，計劃生育成為基本國策，她的媽媽是村子裡第一批去手術的婦女。
最初的二胎衝動來自女兒。2014年，女兒九歲，有一次她認真地說，「媽媽你要再不給我生弟弟妹妹，我就長大了，他生出來就不能跟我玩了。」鳳凰突然意識到「女兒真的很孤單」，2011年定居北京前，全家隨著做工程的丈夫從廣東到江西，過段時間就搬次家，「她從來都沒有固定的朋友。」
由於丈夫也來自非獨家庭，他們不符合二孩生育條件。2014年，上海社科院性別與發展研究中心所做的《單獨兩孩政策對上海的社會影響》課題調查問卷顯示：未婚或單身、雙獨、單獨及雙非夫婦四類群體中，雙非夫婦想生育兩孩的願望最高。這意味著意願最強的群體等待時間反而最長。
金獻炳與女兒諾諾。「孩子太想要個妹妹了，有伴啊，她每晚睡覺前都要在被窩裡祈禱一遍呢！」
鳳凰在網上搜索「非獨二胎」，加了相關的QQ群。起初，她不是活躍分子，時間久了，她越來越按捺不住表達和行動的慾望。
她自己建了一個QQ群，「70後非獨二胎活動群」。70後出生於獨生子女政策之前，不符合「單獨二孩」條件的不在少數，但是與80後、90後相比，他們的時間更加緊迫。「原來我從來沒有年齡的意識，直到35歲，我明顯感覺身體各方面都不如從前了。」
鳳凰每晚都要在群里忙活到12點多，她號召大家到與生育政策相關的新聞下面頂帖，「一晚上能頂15到20萬次。」經常有群里的姐妹半夜哭著給她打電話，問她要是被引產了該怎麼辦。
10月6日這天，鳳凰發了五條與生育政策相關的微信朋友圈。這一天是他們呼籲全面二胎「徒步去翼城」活動兩周年紀念日。2015年10月2日，鳳凰帶著女兒和另外12個大人孩子從山西運城出發，徒步一百多公里，6日到達山西翼城。
翼城從1985年成為全國二胎試點，實行「晚婚晚育加間隔」（註：此處「晚育」指婦女23周歲時初育；「間隔」指視第一個孩子生育遲早的不同，一二胎的間隔有所不同，主要是婦女在30歲左右生育第二個孩子）的生育辦法。數據顯示，從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中，翼城縣人口增長率為2.71%，低於全國人口增長率5.84%。
回憶起當年的努力，鳳凰在朋友圈狀態里寫：今時今日，我們再次談起，仍然熱淚盈眶。這幾年，她看到數不清的小生命與人間錯過，這樣的事「終於過去了」。
今年2月6日，她的小兒子出生，5斤6兩，現在長成了16斤的大胖小子。每天早上醒來，兒子都沖她笑。「他一定是老天給我的禮物！」鳳凰說，滿足感從輕快的笑聲中溢出來。
江蘇南京，婦幼保健院胎心監測病房內，許多孕婦正在進行胎心檢查，其中近一半是二胎產婦
備孕群
然而，並不是每對翹首期盼的父母都順利等到了二寶的到來。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當晚，鳳凰就建了「備孕群」，當時70後媽媽已全部進入「高齡」（35歲以上）隊列，她們需要和時間賽跑。
「我們都買了用不完的排卵試紙，一天測好幾次，每個結果都標上日期時間保存下來，大家都顧不得隱私了，在群里互相比對結果，討論同房時間。」
兩年過去，這些群都還在，「北京備孕群」「流產後備孕群」「75前備孕群」……只是熱鬧程度大不如前。「很多成功懷孕的慢慢就不再活躍了，一直懷不上的看到別人都懷上了也不愛說話了。」鳳凰說她每次看到安靜的「75前備孕群」都很傷心，「她們好像都放棄了。」
備孕QQ群曾經是陶一的「精神家園」。她生於1979年，婚後頭胎是個兒子，一直想再要個女兒，可惜不符合生育條件。政策放開以後，她第一時間開始吃葉酸。
一個月過去，她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當成了孕婦，走路都小心翼翼的。直到生理期突然到訪，她才意識到之前的嘔吐、嗜睡癥狀全是心理作用。
接下來兩個月依然沒有動靜，她越來越焦慮，懷疑自己是不是早衰或者輸卵管不通。「我買了很多驗孕棒，經常神經性地去測，一天測好幾次，做夢都會夢到兩條杠。」
焦慮中她加入了一個名叫「花果山」的備孕群。群里兩百多人全是70後，都盼著在2016年猴年順利生下「小猴子」，群名由此而來。
當時群里有一個表格，上面詳細記錄每個人的名字、年齡、生理期、中沒中，每到一個人的排卵期，熱心的群友都會提醒她注意事項。
好運沒有如期而至，群里前四個測出懷孕的媽媽都在不久後傳出噩耗：胎兒石化或胎兒停止發育。「畢竟年齡大了，」悲傷的情緒在群里蔓延，她們想起過去那些因為違反政策不得不在手術室離開的孩子。
2016年結束，「花果山」只出生了五隻「小猴子」。作為群里年齡偏小的媽媽，去年3月陶一成功懷孕並如願生下女孩。今年，群名從「花果山」改成了「花果山鳳凰嶺」，更多的媽媽還在最後衝刺。
李家福是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婦產科主任，二胎政策放開以後，他明顯感到高齡產婦數量增多。「高齡產婦情況比較複雜。有一部分是焦急想懷，懷不上。還有一部分人懷上了，覺得小孩來得不容易，總焦慮會不會流產、早產，嬰兒會不會畸形。」
「所有妊娠的風險都是跟年齡相關的。」李家福解釋，「首先，高齡產婦的嬰兒有人體疾病的風險明顯較高，根據母嬰保健法規定，高齡產婦需要做產前診斷、羊水穿刺。現在我們也是先建議她做羊水穿刺，如果不願意我們也會動員她做無創產前基因檢測。第二，年齡大的人發生糖尿病等疾病的可能性大，懷孕之後就更容易高危。」
獨生子女政策時，為了保險或者因為怕疼，很多產婦選擇剖宮產，這為二胎埋下了隱患。「第一胎做的剖腹產，第二胎可能繼續選擇剖腹產，胎盤黏連、胎盤植入的概率就要高一些。做手術像挖馬路一樣，第一次挖馬路，第二次又去挖，溝溝坎坎。」
即便如此，很多高齡產婦依然選擇冒險備孕。陶一在和群友聊天時發現，「挺多人的孩子已經離家外出讀書或者工作了，她們的生育意願特彆強，應該是提前感受到了空巢老人的孤獨。」
武漢協和醫院生殖醫學中心胚胎移植實驗室，醫生正將精子注入卵子。由於生二胎者增多，做試管嬰兒的婦女平均年齡已增長了兩歲
「生生不息」
今年5月，上海已有些燥熱，邱鈴躺在病床上，怔怔地望著天花板。老公中午剛得知消息，連忙請假過來陪產，她感動不已，卻不知該說些什麼。惋惜、愧疚、難過，都無濟於事。
夜深了，她只想用心最後感受一下寶寶微弱的心跳。
前一天傍晚，身為醫生的她來不及脫去白大褂，趕在下班前做了例行的「大排畸」檢查。五個多月大的胎兒，隨即被判「死緩」——先天性心臟病，這在先天畸形兒中佔了近三成。「心臟血管閉鎖，沒有循環，就算生下來，在新生兒期也會死掉，」邱鈴再清楚不過，如今她複述的口吻恰如她的職業身份般冷靜。而當時的她，只能顫抖著打通科室主任的電話，預約次日再做一遍心臟彩超確診。
可支撐她度過漫漫長夜的一絲僥倖終歸破滅。邱鈴不敢想像，如果這是懷的第一胎，她會怎樣。
32歲結婚，35歲生子。至今父母都不知道，她曾有大半年在生殖醫院奔波。三次人工授精，每每看到驗孕棒上的「一條杠」，心情便跌入谷底。有時在醫院看到牽著小孩的媽媽，在為二胎準備做試管嬰兒，她羨慕不已。「到了那裡你才知道，有那麼多人為了要孩子在爭取，努力十次二十次甚至遠赴泰國（做試管嬰兒），相比而言，我們的難度和各方面付出成本算低的。」
內心還沒完全反應過來，邱鈴已經被推入試管嬰兒的「標準流程」。令她倍感慶幸的是，就在準備胚胎移植前夕，突然發現自己「有了」。她把大寶稱為「福星」，因為自此之後她變得「易孕」多了。
「生完大寶，我就想一鼓作氣，儘快解決（二孩），好像剛剛勝了一局，乘勇追擊。」時隔一年半，今年1月，二胎如期而至。邱鈴毫不在意37歲「高齡產婦」的標籤，「沒想過為什麼要生，生孩子是很自然的過程。就像擔著50斤還是100斤的擔子，身體自然會做出調整。」
與第二個孩子的告別顯得格外漫長。「打完引產針，有宮縮反應後就生出來了。我等了66個小時，跟正常生孩子的過程一模一樣，只不過你生下來……（是死胎）」邱鈴不願回憶那段日與夜，只說了四個字「相當煎熬」，便不去想了——好在她已經有一個活蹦亂跳的兒子，好在兩個月後她再次懷上二胎。
邱鈴是家裡的第二個孩子，也曾差點被引產。80年代初的湖南小縣城，計劃生育政策剛推行，母親臨產前兩周，廠里來人叫她去引產。丈夫甲肝住院不在身邊，22歲的年輕女孩沒了主意，「聽話」地走出家門，還好被鄰居攔下。小時候，邱鈴就聽母親多次講起這個故事，語氣中多有慶幸。
「我媽媽有六個姐妹，在這個大家庭里，我這輩生養一個的非常少。」
邱鈴加入了人口學者易富賢組織的「生生不息」微信群，在其中頗為活躍。嘗試「試管嬰兒」期間，她留下兩個凍胚，期待有一天政策全面放開，能派得上用場。三到四個孩子，是她理想家庭的模樣。上海婆婆卻不以為然，她覺得，「一個就好了，兩個最多了，再不要多了。」
對此，易富賢打過一個比方，「爬蚤心態」：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後自動適應不斷降低的罩子高度；後面取下罩子，跳蚤不跳了，變成了爬蚤。易富賢認為，「長達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改變了人們的生育觀念，少生的文化已經成為大眾心理。」
邱鈴自己是精神科醫生，但她對醫生普遍受計劃生育文化影響深感不滿：碰上用藥的懷孕病人，他們常常會以影響孩子健康的名義，勸說其墮胎。實際上，很多藥物對胎兒的影響概率不高，或者並無證據證明其影響。
在她看來，醫生們謹小慎微，卻忽視了婦女的生育意願和權利，「生育不是很可怕的事，存在風險也是很自然的。醫生要做的是告知出現問題的實際概率。我的女精神病人如果想要孩子，我絕不會說你不能要。」
這些觀點與易富賢如出一轍，兩人同為湖南人，又都是湘雅醫學院校友。早在十多年前，邱鈴就在天涯上讀過易富賢推動放開計劃生育的帖子，頗為認同。
十幾年來，易富賢收到過的諮詢私信有數千封，高峰期每天有十多封，問得最多的問題是「意外懷上二胎怎麼辦」，喝過酒的、吃過葯的，醫生都直接建議打掉，而他的勸說挽留了無數小生命。
早在讀醫期間，老師做生育意願調查，在一片一胎聲中，他就特立獨行地寫下「3」。那時他感受著傳統和現實的割裂：計劃生育宣傳說，中國人口負擔太重，但傳統觀念說，多子多福。在後來的研究中，他才將「分裂」的自己重新結合：不僅個人、家庭需要孩子，國家、民族也需要孩子，勞動力人口結構和經濟增長息息相關。
邱艦與兒子天天。「兒子很想要個弟弟，他說弟弟生下來，他會負責陪弟弟玩的，兒子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梁建章近期在財新網發表文章《中國需要大量三孩家庭》，認為按中國人口協會發布的調查結果，不孕不育患者加上自願丁克和剩女現象，中國很可能有15%-20%的育齡婦女不生孩子。這也就意味著必須出現大量三孩家庭才能維持社會代際更替。
據國家衛計委統計，2017年前5個月，全國住院分娩活產數為740.7萬人，比2016年同期增加7.8%。其中二孩及以上佔57.7%，比例超過一半。
在梁建章看來，這並不是一個值得欣喜的數據。「二孩出生比例上升並不表示生育率有多大上升，而是因為生育二孩的高齡育齡女性數量遠遠多於生育一孩的年輕女性，以及全面二孩放開後的堆積效應，但這個堆積效應正在釋放結束。」
例如，今年8月11日「第三屆婦幼保健普陀論壇」透露：「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上海一年多，今年上半年多家產院分娩量較同期下降近兩成。專家認為，原因主要是趕「二孩」政策末班車的「70後」生育意願已被釋放。
事業
蔣萊是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長期從事女性領導力研究。她不喜歡一談論「二孩」就是人口層面的宏大敘事，「政策推出後，最大的變數是育齡女性。哪個個體或家庭，要生二孩時會說老齡化、家庭結構、養老模式？不會的。她擔心的是，我的工作怎麼辦，孩子有沒有人帶。」
2015年6月，她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單獨二孩政策對婦女就業的影響研究」，不到4個月後，十八屆五中全會召開，「單獨二孩」升級為「全面二孩」。
翻看「2016年中國勞動力市場報告」，蔣萊憂心忡忡，她認為全面二孩政策對女性勞動力市場帶來「非常負面的效應」，「女大學生就業歧視增加，就業更為困難。以前是已婚已育就好了，現在還要二孩，女性還有多少精力留在職場上？現在很多高校，連女博士簡歷都不看了，本來就是晚育人群，現在到了崗位還要生二孩，用人單位不能理解。」
2016年4月，媒體還曾曝出河南一縣高中女教師懷二胎要排號，內部文件明確規定各個學科可以懷孕二胎的教師名額，「違規」懷孕者必須「走人」。除了學校，醫院、旅行社等女職工比例較高的單位，都是此類內部規定的「重災區」。
在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待久了，朱蒂對「排號生子」見怪不怪。她甚至會主動考慮：以後生孩子我要打報告嗎？是不是要錯開部門最忙的那幾個月？「因為生完回來才是最尷尬的，如果你希望到時還有立足之地，還能往上爬，必須處理好和同事、領導的關係。不然你現在留下一堆爛攤子，回來也會被穿小鞋。」
朱蒂就職於一家小型外資銀行，全面放開二孩以來，據其所知，銀行里至少已有五個二孩媽媽。她眼中「最誇張的案例」，是某分行一位年近40的「前線部門」女主管，「又無奈，又佩服，但這種級別我們要找人臨時接替她的工作很麻煩。」
就在今年國慶前，她們部門還「中了獎」。一個女員工剛入職辦材料，突然說「我正在哺乳期，每天一個小時的哺乳假怎麼休」。朱蒂說，被問的資深同事都「驚呆了」，只能先用「這個情況要問主管，等下再說」的官方辭令。
「對企業而言，現在真的很苦。你說你問候選人情況吧，人家說你歧視。你不問吧，把人招進來，萬一中獎碰到一進來就懷孕的，被用人部門和自己領導罵死。」朱蒂今年27歲，單身，自己也特矛盾，「以前覺得在這裡趕緊結婚生子，大事完成就可以準備跳槽了，現在二孩政策一出來，生了一孩已經不是優勢。招聘人員完全可以問你『考不考慮二孩』，所以現在不像幾年前，不敢輕易裸辭了。」
朱蒂所在的總行，有一個行政團隊目前是「重災區」，雖然一半的人生過一胎，但還有1/3的人正在懷孕或病假，有的是哺乳假，有的是剛懷三四個月就不斷開「病假單」。「軟性成本都推到了企業和女性頭上。」
單獨二孩政策放開以來，每年全國兩會都有不少人大代表議案、政協委員提案，呼籲延長產假，從一年到三年不等，一些女性卻並不買賬，擔心進一步加強就業歧視，職業發展亦將極大受挫。
人口學者易富賢曾建議，由國家替企業支付女職工產假期間的工資損失，如果女職工擔心產假影響工作和收入，可以將產假和相應工資轉讓給父母，讓其提前享受退休待遇，幫忙照顧孩子，自己則正常上班。這一建議曾被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帶上全國兩會。
學者蔣萊接觸的一個日企中層二孩媽媽，職場氛圍相對不那麼緊張，她的上司和所帶團隊都是女性，她生完孩子後，上司繼續培養她，推薦她參加業內的短期MBA培訓。這也讓蔣萊思考起女性領導力和二孩政策的結合點。「家庭工作能力和職業能力很多時候是相通的。企業應該投資更多生育二孩的高學歷女性，也只有超過一定比例的女性佔據企業和政府領導層，才有可能影響政策環境。」
不過，對更多「80後」父母而言，養育二孩意味著雙方在事業、家庭之間踩鋼絲，不是你進，就是我退。蔣萊三年前接受上海某區政府委託，做過一個「樓宇女性」生育意願調查，在這項調查中，43%的受訪者被問及「作為職業女性，您在目前的家庭生活中最大困擾」時，選擇了「家庭照顧（老人或孩子）與個人職業之間的矛盾」，這個比例高居榜首。
鄭潔與女兒小茹。「我老公是獨子，他特別想再要個孩子，這不，政策一有，我們就開始準備了。」
十幾位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記者採訪的二孩媽媽中，一半以上覺得，生育二孩以後，女性更辛苦了。要想同時照顧兩個孩子，夫妻中有一個人不得不在三到五年的時間裡放棄事業，通常做出這種犧牲的是女性。
2010年，張潔提出離職申請時，領導惋惜地直搖頭，「你知道嗎，你接下來的路都鋪好了。」她懂得這句話的意思，在繼續工作成為醫院婦產科主任和辭職回家做兩個孩子的媽媽之間，她選擇了後者。
「做決定的時候很理性的，沒覺得多難。我不放心把孩子完全交給長輩，怕教育理念有差別，一個的時候還能兼顧孩子和工作，懷了第二個只能辭職了。」
全職媽媽做到第三年，有天下午，丈夫去接上舞蹈班的大女兒放學，按照預計，他們應在5點10分到家，準時吃上她備好的晚飯。
時間到了，門沒有動靜，張潔走到陽台上盯著孩子回家必經的路，「那會兒覺得每一秒都特別長，坐立不安。」她想給丈夫打電話，掏出手機才意識到，「爸爸和孩子在一起啊，無論發生什麼，他一定都能處理好的。」
儘管理智上說服了自己，沒有撥通電話，但是張潔沒法控制內心的焦慮。她知道，「我出問題了。」
「當時我每天都要花很長時間去安排，早上幾點起床，幾點吃飯，幾點出門……精確到分鐘，不能出任何岔子，稍微有一點差錯我就會發脾氣。當時我們家隔壁的媽媽估計跟我差不多，每天從早到晚就聽著不是她吼孩子，就是我吼孩子。」如今的張潔把這段經歷當笑話講，她現在是一名遊學老師，短頭髮、幹練、愛笑、健談，完全看不出曾飽受精神折磨。
意識到問題後，她開始上育兒培訓課、自學心理學，她能解釋當年自己行為背後的邏輯，「我是沒有自我價值的，跟朋友也很少聯繫，所有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我就想我那麼好的工作都不要了全為了孩子，孩子好我才好，所以我沒有辦法接受一丁點失控。」
當時剛上小學的大女兒開始厭學、成績滑坡，習慣性啃手指甲。張潔現在才知道那是自己的焦慮投射在了孩子身上。
真正推動她回歸職場的是丈夫的一句話。2015年左右，她想參加一個「正面管教講師班」，學費5800元。張潔的丈夫是商人，兩個女兒有大的開銷都是他直接去刷卡，她理所當然地以為，這次丈夫也會給自己刷卡。
那段時間她幫別人組織過幾個育兒班，掙了點中介費，都不多，一千兩千的。「我先生說，你可以把那個錢攢起來去參加這個培訓。」
「聽到這句話，我一下子明白了，女人經濟必須要獨立。」
當期培訓班沒有去成，兩年後她用自己攢的錢完成學習，順利成為一名老師。
安徽合肥，想要生二胎的王女士給女兒寫保證書，保證永遠愛她
經濟
1983年出生的吳衛是兩個男孩的父親，兄弟倆一個四歲、一個兩歲，他笑稱「生了兩個『建設銀行』」。妻子是獨生子女，常和吳衛說起小時候的孤單，剛生完大寶就想著要二寶。
吳衛原本有些猶豫，擔心時機不好，「兩個小孩連續來臨，不是生孩子就是在生孩子的路上，大家都很累」，不過沒過多久他就接受了。只是可惜了購買二套房的計劃為二孩讓步，錯過一波「房價飛漲」，如今只能再候時機，好處是沒有房貸、車貸，收支平衡。
2014年，《單獨兩孩政策對上海的社會影響》調查顯示，35.4%拒絕生育兩孩的受訪者理由是經濟壓力太大。而在蔣萊的生育意願調查中，子女的教育費用、家庭收入與開支不能平衡兩項分列職業女性家庭生活第二、三大困擾，得票率均超過20%。
在二孩媽媽中，顧瑩的經濟壓力算輕的。家庭年收入過百萬，今年初生完二孩不久，她高分通過測評和面試，成為某國際知名保險機構兼職代理人，短短四個月就賺了40萬傭金。她算曾做過一個「育兒焦慮」的微信測試，結果是「心寬體胖型」，但她一想到孩子的教育，仍然覺得自己有些「小焦慮」。「我願意多花錢和精力，只要在可承受範圍內，給孩子創造力所能及的條件，去幫助他更好地發展。」
二套房雖是學區房，但離現在住處太遠，顧瑩提前考察好了私立國際小學，一年學費18萬，兩個孩子就是36萬元。現在五歲的大寶正在上七個興趣班，總共花費近十萬元：游泳是鍛煉身體，必須堅持的；樂高積木、足球、表演、主持、畫畫、英語都是興趣為主的啟蒙課，但也各有目的，因材施教。顧瑩說，大寶從小語言能力突出，但在人前稍顯膽怯，所以選了表演和主持來培養他的自信。
這些課程都在小區附近的培訓機構進行。好幾次，顧瑩約了保險客戶到培訓機構樓下的咖啡廳，兩人各自把孩子送上去，然後開始談合同。
不過這些還只是散養型「素菜」，以後的「葷菜」就是某教育機構的思維、奧數、英語等系統性課程，她估計以後兩個孩子每年的教育經費大約要50萬元。
「家裡每個月還有四五萬元車貸、房貸，說沒有壓力是騙人的。」不過顧瑩還是斥重金給兒女每人各買了一份重疾險，還有年金險——每年兒子投六萬多元，女兒十萬多元，兩人成年後每年分別可領30萬元和65萬元左右。「我就是對女兒偏心呀。」說著，她的眼睛笑成一條線。
「在大城市，養小孩成本挺高的，尤其是教育這塊。」吳衛說，老大兩歲半起送到家門口的國際連鎖雙語幼兒園，每個月平均五千多元，明年老二也要去幼兒園了，兩個孩子的開銷估計一年總共15萬元，佔了全家開銷的一半以上。
吳衛家的原則是「量力而行」，準備生二孩的邱鈴家心態則更為放鬆。她對孩子的成長沒有特別細緻對待，比如基本沒買過輔食，就讓孩子吃大人的飯粒和雞蛋，穿的用的都是親戚朋友用過送的，也沒特意帶孩子去早教班。
她為孩子唯一做的就是置換大房。大寶剛出生不久，早已做好二孩打算的她，就在住的小區隔壁買了一套一室戶，方便長輩暫住和帶孩子。去年邱鈴把兩套房子一起賣了，再貸款四百多萬元，買了郊區一套小聯排的新房。
每次買房決策都是她做出的。因為孩子的關係，家庭財富增值，是意外收穫。她覺得兩個孩子上公立學校就可以，不用有很大的學業壓力，比起削尖腦袋投資教育，她更在意孩子有沒有更大、更自由的玩耍空間。
「現在整個社會形態，經濟組織形式都是圍繞著一孩，私立學校的老師最希望這樣，全職媽媽全力配合教好一個孩子，讓你覺得養一個孩子都力不從心，打消你的生育信心和動力。」邱鈴感嘆。
在易富賢看來，中國的經濟模式、社會制度、城市規劃都圍繞獨生子女政策進行，不但形成文化慣性，而且形成經濟慣性，反過來又推高了養育成本。比如特大城市密度極高，缺乏給孩子的公共遊玩場所；學校基本沒有校車，每個家庭送一個孩子上學，加劇堵車交通壓力；房子只夠一家三口，再添一孩要重新買房，而房價居高不下。
「教育、醫療、收入水平和經濟制度，好像剛好只夠養一個，其實農村出生的都知道，一棵莊稼施肥不能太多，分配到三棵莊稼上，可能長得更好。」易富賢說。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高級研究員、財新網人口專欄作家黃文政說：「生命繁衍本來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但是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很焦慮的事情。」現在普遍的育兒理念是「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於是大家都偷跑，但是當每個人都偷跑的時候，偷跑就沒有任何意義了。「當小孩的數量越少，大家養孩子的觀念就變得越奢侈化，越奢侈化人們越感覺養不起，越養不起生的越少，越少成本就越高，這是個死循環。」
北京，阿姨大學的培訓課程的學員在放著塑料嬰兒的桌上吃午飯。阿姨大學提供兒童保育、早教、保潔及其他家政項目的培訓。大多數參加培訓的婦女是外來務工人員
父母
今年國慶，吳衛聽說以前的女領導生了個弟弟，沒幾天又聽說老大幼兒園女同學家不久前又生了個妹妹，連家門口看起來年紀很大的雜貨店老闆娘，今年都生了二孩。
另一位二孩爸爸也感慨，自從二孩政策放開，同事里基本上能生的都生了，「其實生還好，經濟壓力也不算太大，主要是看有沒有人帶。真的讓太太全職帶娃，犧牲還是挺大的。」
現年29歲的馮蘭是語文老師，她所在的高中有不少已經或正準備生二孩的媽媽，但她發現，三十五六歲的備孕最多，很多超過四十歲沒有生育條件的深感遺憾，反而像她這樣「趕上政策」的年輕一代不想再生，「除非你的家庭里，公婆可以24小時帶孩子。」教師工作時間長，保姆又難找，她家已經換過三個，其中有一個還是被加薪挖走的。
這是她身邊很多年輕教師媽媽們的煩惱。馮蘭有位同事，公婆不願意到她家帶孩子，要求把孩子放到老家去帶，同事不希望孩子一出生就和父母分隔很遠，也擔心老一輩帶孩子不科學，就表示不想再生，但在二孩政策放開後還是被家人一直催。
36歲的田欣是獨生女，有一個孩子。看到採訪請求的時候，田欣正在美國出差，她在當地時間凌晨4點發來六十多條每條將近一分鐘的微信語音。
我是堅決不會生二胎的，但是我有話想說。二胎政策放開以後，我爸在外邊聽很多鄰居說想再要個孩子，有一天晚飯時，他突然說，「我看這些人就是嫌命長，你們要是再生孩子，我馬上就走。」我當時又生氣又傷心，他幹嘛要說這麼狠的話。
我爸就是脾氣特別火爆的那種人，我是獨生女，但是從來沒有覺得自己被寵愛過。結婚以後，生孩子之前我跟先生過了六年二人世界，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孩子一出生，一切都結束了。我丈夫是軍人，一周只能回家兩次，我工作也忙，公婆不肯搭手，我爸媽只好從重慶老家來到北京。我好不容易逃離了原生家庭，現在三代人被迫捆綁在一起。
我爸是很看重個人空間的那種人，我知道他為我做出了特別大的犧牲，所以我內心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但是我真的不幸福，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一點小事我爸都可能發很大的火。
前段時間給孩子補一種營養素，我擔心他們忘記，每天回家都想問一下。但是我預感到我爸會生氣，所以我極儘可能地用最若無其事的語氣問他們，「今天給孩子吃了不？」終於到第四、五天的時候，我爸爆發了，他朝我大吼：「這麼點事，你到底有完沒完。」當時我眼淚就掉下來了，別人可能都理解不了，我36歲了還會經常被我爸罵哭，那是因為我們的關係太脆弱了。
我其實很想再要個女兒，把她照顧得好好的，讓她像小公主一樣，給她所有我沒有得到的。但是考慮到現實情況，這是不可能了。
……
從業八年的心理諮詢師劉瑜兮曾經做過二胎媽媽產後抑鬱的研究，在她看來二胎媽媽產後抑鬱相比一胎媽媽來說，癥狀更重，原因也更複雜。「一胎的時候還有力氣掙扎，二胎就沒力氣了。」
她見過太多婆媳關係或與岳父母關係出現問題的案例。「不止一兩個來訪者焦慮癥狀非常嚴重，但是只要公婆一走，她們就好了。」她給出的建議是，小家庭在該分離時還是要分離，長輩對子女應該持「不求不助」的態度，有時候越幫越不好，晚輩無法成長，長輩也得不到回報。
在這一點上，二孩媽媽顧瑩也是別人眼中的「人生贏家」。婆婆不僅待她親如女兒，也很尊重她的教育理念。
原本婆婆會很直接地批評孩子，也會在孩子被大人問問題時代為回答或教孩子怎麼說。顧瑩告訴她不能這麼做，這樣會固化孩子的思維、不給他獨立思考的機會。說了兩次，婆婆就會格外注意，還會教導公公也別這麼做。
公公本身是工程師，喜歡給小孫子攝影和編輯小視頻。顧瑩原來覺得沒什麼用，等兒子三歲多，看到公公在電視上放映配好音樂的「成長視頻」，她突然特別感激公公留下了這些畫面。
蔣萊訪談過近十位已生育二孩的高學歷職業女性，初步歸納了她們的共同特質：婚育年齡較晚，育兒方面重要家庭決策以媽媽為主導；原生家庭經濟水平和知識程度較高，願意做教育投資，也比較尊重子女。基本上，「小家庭是核心，主導權掌握在媽媽手裡」，這樣的家庭養育二孩的幸福指數較高。
北京，一位保姆正在僱主家中準備做飯。隨著人口老齡化、二孩時代的到來，我國從事家政服務者已達2000萬，北京等一線城市更是供不應求
丈夫
不過，二孩媽媽們也向蔣萊吐露不少內心的矛盾：既希望丈夫多外出工作賺錢養家，又希望他能更多投入家庭教育陪伴子女。兩者折中，丈夫能聽妻子「指揮」幫忙撫育，已是大幸。
80後二孩爸爸吳衛一直認為，夫妻倆是帶孩子的主力，父母只能說是「輪換著幫忙」，考慮到他們年紀大、身體不好、男孩調皮難帶，也為了盡量減少「隔代溺愛」對孩子性格造成不好影響，他們不得不投入更多個人時間在孩子身上。
工作上，吳衛在家坐班時間多。家裡只有一個孩子時，妻子和她的父母帶的時間多，自從有了老二，他推掉了很多約會、飯局，有時一些工作上的外出活動也盡量推掉，多數時間「宅」在家裡，給孩子把屎把尿、泡奶粉、做飯。
許多朋友將「奶爸」的「光榮稱號」送給他，他卻說，「都是硬著頭皮上的，我也就是『差不多就行』的標準，男人帶孩子嘛，首先畢竟不專業，其次肯定照顧不周。」
妻子原本從事科技金融類銷售，考慮到年紀大了才生二孩，她辭職在家四年多，直到今年6月才重新上班。
妻子「復出」的這個月，是吳衛「比較難熬的一個月」。一大早把兩個小朋友弄起來，車裡推著小的，手裡牽著大的，把大的送進幼兒園，然後給自己和「小的」買早飯，轉悠到中午，喝點牛奶，小的玩會兒睡覺，終於有兩三個小時獨處時間。等老二醒了，繼續弄東西吃、轉悠，到了下午5點接老大放學，帶著兩個孩子邊玩邊等太太下班，一頭還要想辦法解決晚飯。
那段時間，老二剛學會走路，兄弟倆打架、搗亂，幾乎每天都把家裡「炸」一次。最好笑的是，老二夏天有時不穿紙尿褲，光著屁股在地板上尿，老大跑過來玩弟弟的尿，弟弟也跟著去玩……「就像水中的兩個皮球，你按下去一個，另一個又浮起來了。」
吳衛估算，自己花在家庭、工作、個人上的時間，大概是4:4:2，「個人興趣愛好受到最大程度影響，說完全心甘情願有些自欺欺人。」
馮蘭家由公婆幫忙帶娃，她覺得自己的丈夫還處在「兒子」的狀態，「他就覺得這個孩子哭，也輪不到他來處理，他還沒有一種父親的意識。我身邊認識挺多爸爸都是這樣的，特別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那種。」
馮蘭說，只有她偶爾不在家，或者外出短期培訓、家裡人手不夠時，丈夫的責任感才會萌發，比較積極地帶孩子去玩，出去踢球或是用心地給他講故事，「平時他很懶，叫他陪一下大寶，他只會說，『要不要看動畫片。』」
她後悔生二孩前沒有提醒老公帶孩子的事，這也是她想給年輕已婚女性的「忠告」：「生之前就要跟老公說，你要是不帶的話，就不生」，「我老公之前還說，如果以後全面放開，再生第三個吧。公公也最支持二胎，因為他們帶得少，沒有體會過那種不容易。」
江蘇南京婦幼保健院，1981年出生的趙闖與1982年出生的鄭秀花夫妻在2005年生了第一兒子，12年後他們迎來了第二個兒子
手足
十一假期前四天，張潔帶著七歲的小女兒去山裡玩了一趟，5號回來，13歲的大女兒想去南鑼鼓巷。「肯定要帶她去的，假期前面都沒有陪她，但是又不能把妹妹放在家裡，也得一起去。」妹妹興緻不高，走一走就吵累，姐姐的耐心很快就磨沒了，兩個人都不高興。
「日常生活中全是這種焦頭爛額的時候。」張潔撇嘴一笑，好在現在她有了應對方法，讓姐姐哄妹妹。去南鑼鼓巷那天，姐姐許諾用自己攢的零花錢給妹妹買個好東西，矛盾順利化解。
張潔曾經為兩姐妹的關係崩潰。「一個孩子的媽媽真的沒法理解兩個孩子的媽媽，我們有時候遇到的問題是人力不能抵抗的。」
小女兒一兩歲的時候，有一次丈夫出差，家裡幫忙的阿姨也請假了，張潔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那天小女兒身體不太舒服，她問大女兒，「如果我要帶妹妹去醫院，你可以到別的小朋友家玩一下么？」
「媽媽我長大了，我可以到別人家去，但是妹妹還小，她不能到別人家去，那如果我生病了，你還能帶我去醫院嗎？」大女兒這句話戳中了她的痛點：是啊，如果真是那樣，我該怎麼辦呢？
張潔講完有點哽咽，「老大心裡得多沒有安全感才會問我這個問題啊，她想確認自己如果生病了，媽媽會不會管她。」
二胎政策放開以後，不斷冒出大寶抗議的新聞，「大寶跳樓」「大寶絕食」「爸爸媽媽給大寶寫保證書」……上一輩人不理解，「原來誰家都是好幾個孩子，人家老大怎麼都沒事？」
劉瑜兮借用心理諮詢從業經歷中的案例來解釋這個問題。「好多成人來做心理諮詢，我們追溯他成長經歷的時候，經常會發現他的改變就開始於新成員進入原生家庭的那段時間。」因此，過去只是人們不在意，並不代表這個問題不存在。「家裡有了第二個孩子，第一個孩子的生活一定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張潔第一次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是在大女兒九歲那年。「有一天出門，我拉著她的手，我突然覺得她的手好大啊，原來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握過她的手了。」
小女兒出生以後，張潔從早到晚帶著她；而大女兒白天上學，晚上寫作業，只有吃飯時間能和爸爸媽媽說會兒話。「人都是這樣的，帶得多的，心裡自然會偏向。」
「妹妹小時候一跟姐姐鬧矛盾就喊我，說媽媽你快來收拾姐姐。我當時不懂教育，就覺得大孩子應該讓著小孩子。」張潔記得大女兒經常說一句「你們會把她寵壞的」，就再也不說話了。「現在想想，老大真委屈。」
余燕與女兒樂樂。「家裡老人喜歡熱鬧，孩子又想有個伴，那就添個寶貝吧。」
改變從放手開始，張潔制定了一條家庭制度：姐姐可以讓著妹妹，但是妹妹要聽姐姐的話。除此之外，她不再過多介入兩姐妹的關係，「其實她們自己能處理得很好。」
有一次姐姐去上學了，爸爸媽媽帶著妹妹在外面吃午飯。「還剩一塊咖喱牛肉，妹妹說好吃，要打包給姐姐。我當時特別糾結，原來我們出來吃飯都不敢告訴老大，怕她覺得我們吃好的沒有帶她，但是那次妹妹特別堅持，我就打包了。沒想到姐姐看到以後特別高興，什麼也沒抱怨。」從那以後，兩姐妹有好東西都惦記著對方。
2015年，梁建章和黃文政在財新網發布文章《獨生子女政策是否提升人力資本》，他們在文中寫道：家族親情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內涵之一。
學者黃文政是上世紀60年代的獨生子，他1992年去美國留學，2010年回中國。父母因為不適應海外生活，只在美國住了半年，其餘時間都待在江西老家。
母親晚年患上尿毒症，直到2009年去世前的最後四年，每周要去醫院做三次血透或血濾。「最後一年，我三次飛回來，有一次剛在美國落地，接到國內電話馬上返程。」黃文政不願回憶那種痛苦，「精神壓力特別大，要是有個兄弟姐妹，他不用幫我多少，能在最難的時候跟我說說話也好啊。」
母親在最後清醒的時候說，沒有給兒子留下兄弟姐妹是她一生的遺憾。
1992年，黃文政剛到美國時和美國同學爭論計劃生育政策，誰也說服不了誰。2013年，他再次與那位同學聯繫，同學發給他一張全家福，上面有八十多個人，「同樣是三代，我們家只有5個人。」這件事給他非常大的震撼。
四川自貢，一個男孩推著坐在兒童推車上的妹妹在校園裡玩耍
進化論
和昱子約在她家碰面，她穿著連衣裙，淡妝，薄薄的一層腮紅。
去年，二寶剛出生沒多久，昱子的閨蜜來看望她，被她衣衫不整的形象嚇得都不敢要二孩了。
「其實孩子越大，幸福感會越強。」如今，小花（妹妹）一歲多，熊熊（哥哥）剛上小學。前幾天，三人去逛書店，昱子結賬的時候，哥哥扯著昱子的衣服說：「小胖妹不見了。我要去找她。」說完就跑去四處找妹妹。「他學我們叫一聲小胖妹，我都會覺得很幸福。」
剛懷二胎的時候，昱子有點抵觸。她是獨生女，從小習慣自己一個人，「兩個人有什麼好呢？」她看到親戚的兩兄妹，常常爭吵，有時爭個蘋果都能大吵一架。
同為獨生子的丈夫不這麼想。他覺得從長遠看，兩個孩子能增加家庭的承擔能力。「我們家四個老人，加上我和昱子，以後孩子只有一個，他的壓力太大了。」
有天早晨醒來，昱子見到丈夫神情凝重地拿紙筆在客廳寫寫畫畫。保姆的工資、奶粉錢、尿片錢、昱子的工資損失……每個月開銷大概增加8000塊，計算器一敲，賬算完了，孩子可以要。「決定生二胎其實是個很快的過程，但是做媽媽需要長期去進化。」
在昱子看來，「摸著石頭過河是新一代二孩父母的集體特徵。」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使得80後、90後父母自身缺失手足相處的經驗，再往上一輩的多子女教育方式又過於粗放。
她是電台主播，向台里申請開了一檔節目《二胎媽媽必修課》，請來十幾位二胎媽媽分享育兒心得。看到上節目的媽媽們都打扮漂亮、談吐優雅，昱子不再害怕二寶的到來。
她在孕期開了一個公眾號「我要生二孩」，以原創漫畫的形式記錄兩個寶寶的趣事。上一次昱子執筆畫漫畫還是小學時代的事，「現在想來當時之所以那麼喜歡畫畫，就是因為孤獨。」她記得自己對著洋娃娃自言自語，甚至跟腦子裡想像的小人聊天。
昱子越來越接受二孩，角色成功轉換成務實的媽媽。小花的到來改變了她對金錢的態度。過去她從不在意工資卡里的數字是多少，「需要花錢的時候賬上還有就行了。」現在，她每個月末都拿紙筆去算這個月的花銷、下個月的預算，細緻到買菜的錢都算清楚。「雖然算下來我們還是『月光族』，但至少給兩個孩子的投資是公平的。」
小花的出生增加了一筆家政費用，需要請阿姨來打掃衛生。昱子想出一個辦法彌補這筆錢，不給小花報早教班了，熊熊就是她的老師。全家人叫熊熊一聲「老師」，熊熊就很主動地把自己會的教給「學生」小花。他教會妹妹喊「哥哥」「媽媽」「爸爸」……如今小花已能和哥哥拌嘴了。
昱子家飯桌靠著的那面牆上嵌著一塊約兩平米的玻璃白板和一張日程表。小白板每周更新一次，密密麻麻寫上一家四口每天要做的事情，短期內要達成的目標。日程表則細緻到每一個時間點要去做什麼事。
「生二胎要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金錢和時間。」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兩個孩子，昱子再也不敢怠慢時間，經過一年多的訓練，如今她估計自己做什麼事需要多長時間，誤差不會超過兩分鐘。
昱子說：「媽媽只是一個狀態，不是人生一個永遠的限定。媽媽還有後半生。」她覺得媽媽在照顧孩子的過程中要學會自由切換角色，除了做媽媽，還要做好其他角色，比如妻子、職場女性……
採訪結束，小花跑出客廳要吃的。上一秒昱子還在嚴肅地分析二胎媽媽就業形勢，這一秒就歡喜地捧著一盒零食俯下身來，燦爛的笑容幾乎藏住了眼睛。她用變了調的聲音軟綿綿地對女兒說：「你只可以選一個噢。」
熊熊和小花都很聽話，相處和諧。約定好iPad玩20分鐘要休息，時間一到熊熊就放下iPad跑去陽台，「123……」地倒數休息眼睛的時間；媽媽說要工作，小花就自覺回房間玩拼圖；哥哥犯錯挨罵，妹妹會幫忙求情，「媽媽，哥哥知道錯了」……父母從容，孩子也懂事，就像昱子說的，「成長的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起跑線。」
鳳凰的大女兒讀初中了，每天放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弟弟。「讓寶寶選媽媽和姐姐，他都是選姐姐。」鳳凰說這話一點都不嫉妒，滿臉自豪。
張潔家每周五晚都要召開家庭會議，第一個議程是致謝，她曾對大女兒說，「謝謝你包容媽媽當年的錯。」
昱子的媽媽每天抱著小花，舉著貼有熊熊名字的玩具熊接熊熊放學，人群中，熊熊總能一眼找到外婆和妹妹。
吳衛說，兩個孩子給家裡帶來了很多快樂，也看到孩子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迹」。他相信那句話，「孩子是大人透視自己的一個窗口或鏡子。」他變得更有耐心，「處理複雜關係的能力得到一次又一次鍛煉。」
生病的弟弟也能吃下藥。每當吳衛給兄弟倆洗澡的時候，兩人光著膀子，各種莫名奇妙的傻樂，吳衛給他們洗完自己也沾了一身水，但看著兩個孩子樂得笑開花，那笑聲他每次聽到自己也會跟著樂。
獨生子女政策三十年，單獨二孩兩年。如今，全面二孩時代剛剛起跑，無數小家庭因此改變。
（應採訪對象要求，鳳凰、陶一、邱鈴、朱蒂、馮蘭、張潔、吳衛、顧瑩、田欣為化名。感謝本刊記者劉詩蕾、鄧郁為採訪提供的幫助）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29期
文 / 本刊記者 楊靜茹 陳竹沁
實習記者 何鑽瑩 謝禕旻 倪源蔚
發自北京、上海、廣州
編輯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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