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告訴我做田野會被性騷擾 | 政見CNPolitics

原標題：沒人告訴我做田野會被性騷擾 | 政見CNPolitics

田野調查不僅是人類學學者的必經之路，這一方法如今也在其他學界和業界日益拓展。浸入陌生的世界，擁抱迥異的生活，這一體驗常常被賦予了浪漫想像。然而，這一想像往往忽視了研究者面臨的各種風險，尤其是涉及性/別的風險。作為研究者，我們該如何面對田野中的性騷擾？以下兩位牛津大學人類學博士畢業生所做的嘗試，正是對這一缺乏關注的話題進行梳理和探討。

本文轉自「與猛虎談情」（微信號：tigeranthropology）。乘#MeToo之勢，「與猛虎談情」將在接下來的系列文章中，談一談「田野中的性與暴力」。這是一群人類學、社會學、性別研究專業的博士研究生，組成了一個翻譯小組，想與你分享這個主題下現有的一些英文討論。這些譯作本著公益的目的，已取得原作者的授權，並提供原文出處。希望能藉此號召更多的學友、師生和機構參與到思考和討論中來。歡迎留言、轉發，也歡迎其他公眾號向我們申請轉載。

Imogen Clark, Andrea Grant/作者

egg-white, 彭橋楊, 周雨霏, 朱瑞翼/譯者

馮蔣佳之, 唐凌/校對

原文標題：Sexuality and Danger in the Field: Starting an Uncomfortable Conversation

可在瀏覽器中搜到原文pdf。譯文已取得原作者授權，轉載敬請告知。

序言

這份題為「田野中的性與危險」的特刊旨在開啟一次令人不適的對話。我們嘗試以一種誠實的態度討論田野調查可能給初出茅廬的研究者，尤其是女性，帶來的風險。通常情況下，人類學本科一年級的學生會學到田野工作旨在讓自己浸潤到一個陌生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環境中。然而，很少有討論會提及田野經歷同時也意味著置身於一個全新的性/別環境中。而建構這一性/別環境的很可能是當地迥異的互惠和交換體系。我們這份刊登於《牛津大學人類學協會期刊》(JASO) 的特刊意在強調對於後者的討論，即：田野是與性別密切相關的經歷。我們提出以下問題：一個人的性別或者性如何影響田野工作？「危險」與「風險」從何而來？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幫助（女性）田野工作者為可能面對的現實情況做好準備?

在一次討論中，作者Clark和Grant意識到她們所經歷的性騷擾和由於性別導致的危險並不是個體經歷，因而誕生了撰寫這份特刊的想法。雖然她們都參與了田野準備訓練，完成了詳細的風險分析 (risk assessment form) 和道德評估表(ethical clearance form)，她們沒有料到的是作為一個來自外國的未婚女研究者對日常田野研究的影響之大。由於此類討論在田野準備訓練中的缺失，她們曾天真地以為她們會以一種「專業人員」 （professionals）的身份出現在田野點上。為了取得當地人的信任，她們要努力縮小研究者「自身」與「他者」之間的權力鴻溝；要努力去解構，而不是去擁戴研究者自身所隱射的權威。然而她們很快意識到自己在田野當地社會中的（性別）權利等級地位比之前的預期要複雜並且低很多。她們常常發現自己沒有準備好面對「情感和道德」上的挑戰（Thomson et al. 2013）, 尤其是與性騷擾和性侵有關的挑戰。

在盧安達威權政治的環境中，Grant很多調研時間在當地年輕人的家中度過。雖然這讓她有機會接觸到這些年輕人「隱藏的文本」 （Scott 1990），但也讓她可能陷於「輕浮」的名聲和性侵的風險。有幾次她的口頭拒絕不見效後，她不得不動手擊退了男性受訪者。這些事情的發生讓她事後感覺複雜。她常常感到的不是憤怒，而是內疚：一個「好的人類學家」肯定不會讓自己陷入這樣的境地吧？這種內疚常常伴著挫敗感和絕望而來。她怎麼才能取得論文需要的數據？她應該繼續和潛在的（甚至是已知的）侵害者見面對話嗎？在這份合集中，作者們指出田野研究往往包括和我們日常生活中有意避免的人打交道（see also Pollard 2009:7）。在田野點上，這些人很可能是關鍵的「把關人」（gatekeeper）, 對研究成敗至關重要（至少在當時看來是這樣）。Grant在結束研究後對這一點感觸尤深，因為田野時她的一位關鍵受訪對象之後在盧安達因強姦入獄。

Clark離開英國後去到印度西北部研究藏人社群。在出發前，她在旅行指南和田野安全培訓中早就聽聞」挑逗艾娃」（Eve-teasing）一事，也就是對女性的口頭騷擾和咸豬手。她也準備好在去往位於喜馬拉雅地區田野地點的路上避開印度男人的目光。她得到的建議司空見慣：穿著保守（學習「當地人」）；別搭乘晚間抵達的航班；只在正規偏貴的旅館過夜；提前從機場預定計程車；天黑之後別在外逗留；不要單獨旅行（這對於計劃開展獨立田野研究的她來說似乎有點可笑）。雖然頻發的咸豬手（和其他形式的街頭騷擾）的確如她所料，但她對於因研究活動所吸引的注意卻完全缺乏準備。她以為，作為一名學術研究者，又有英國高校的榮譽，她會被視為專業人員，或至少是一名要完成研究項目的學生。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是這麼回事，但是這對潛在的追求者卻沒有任何效力：她對於採訪的請求；免費提供的英語課；去當地人家的訪問和為了採集資料的「逗留」（see Krishnan,this issue; cf Ackers 1993）卻經常得到有性暗示的回復、撫摸，和喋喋不休的浪漫簡訊。和Grant一樣，她感到內疚和自責。如果停止和這些「追求者」聯繫，她何時才能建立起田野研究里有著深厚感情（但沒有性！）的關係？她的研究會不會因為參與者對於研究本身缺乏興趣, 卻另有所圖而失效？她真的需要用性(cf. Ackers 1993: 215; Lee 1995: 58) 來獲取研究數據，從而完成博士學位嗎？這合乎道德嗎？這會產出有效的研究嗎？

（以上兩例）正是Clark和Grant在田野前未曾考慮過，或者說未曾被要求考慮的性/別風險。她們能做的只有在田野中臨時應對，並承受額外的壓力和焦慮。Clark因而調整了原先設計的研究態度，轉向更正式的做法。幸運的是在第一個田野點幾個月內，她結識了幾個值得信任的同齡人。後來她正式聘請這些朋友為田野助手和翻譯。雖然她有時並不需要翻譯，但她會請這些朋友來陪同自己，充當介紹人。她發現有了這些（在當地受尊敬的）朋友的介紹，她面對的浪漫追求和不正當的轉移話題的嘗試減少了很多(cf. Lee 1995: 58)，同時研究數據的質量也提高了。在發現這種策略的有效性後，她開始在第二個田野地點尋找研究助手。在兩位非常優秀的助手（其中之一是第一個田野地點結交友人的親戚）的幫助下，Clark的研究幸而順利展開。

厭倦了日常需要應對的性殷勤，Grant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女性受訪對象身上，並與她們建立起了友情。這個方法的轉變使她的論文轉而關注性別，這個面向是她原先的研究計劃未曾著重考慮的。但和這些女性建立友情並不總是一帆風順，因為她們往往會把Grant介紹給男性友人，並鼓勵她和他們開始親密關係。Grant對於這些邀約的拒絕常常導致女性友人的失望，甚至讓她們感到被背叛。Grant後來才發現這些女性友人有時候是收了男性「追求者」的介紹費才做了上述的事。

一項緊迫的事宜

討論田野中的性/別權力與相關的危險是一個緊迫的需求。當Clark 和Grant 著手組織相關主題的工作坊時，獲得了巨大的反響。許多女學生帶著她們自己的故事和強烈的意願去分享她們的經歷。雖然她們在各種各樣的文化、社會、語言和政治背景下完成了田野研究，這些學生全都在田野過程中遇到了與她們的性與性別直接相關的挑戰和困難。她們中的許多人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準備去應對這樣的田野現實。這讓人不禁感覺到，女性畢業生比例超過百分之七十的牛津人類學系，需要做更多的努力，使得年輕的女性更好地面對田野調研。一名剛從田野回來的女學生找到了Grant，向她訴說了在田野調查中遇到的性騷擾和性侵犯，以及沒有足夠的準備去處理或預測到這些問題，以至於帶著委屈與憤怒回到了牛津。如果人類學系想要避免這樣的情況——我們真心地希望——最重要的就是，在學生前往田野前，讓他們理解田野是存在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權力關係的性/別場域。

專業的田野訓練課程提供了大部分的田野前的準備，而另一個可能的、提供田野相關知識的來源是導師與學生的交流。但與學生討論性騷擾的可能性無疑是一個不舒服的舉動，尤其是對男性導師來說。確實，男同事們經常意識不到女性田野工作者在研究中可能會面臨的諸多困難（已有的相關文獻和我們的有關經歷都可以證實這一點）。他們往往意識不到，在田野中受到性侵犯和長期的性騷擾風險會帶來長久的情緒上與心理上的影響。的確，他們經常不會認為田野調查是一個存在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權力關係的經歷，因為他們自己可能從來沒有這樣的感受。舉一個令人不愉快的例子。男性導師不總是能意識到，當他們介紹一些關係（那些他們在自己的田野中認識的受訪者）給他們的女學生時會引起的問題。我們時不時會聽說，這些被導師熱心推薦給女學生的受訪者會騷擾或（和）侵犯她們。（男性）導師需要認識到那些和他們共事時平安無事的（男性）受訪者或研究助理，對女學生可能會有不同的表現。女學生則需要對這些關係保持謹慎，就算是被信任的導師推薦的也不見得一定是「安全的」。

我們來澄清一些問題。我們的目的不是去引導大家認為性別議題和性侵害僅僅存在於田野中。我們絕不是去嘗試將田野中的「他者」色情化，或指田野點是放蕩的催生性慾的溫床（雖然有時候可能有這種情況）。性騷擾和性暴力在任何地方都會發生。而最近關於強姦文化和幾個新辭彙，如「大爺式說教」（mansplaining）（男性無視女性有的知識，對女性居高臨下的說教）「大爺式佔座」(manspreading) （男性在公共空間張大雙腿佔座）「大爺式打斷」(manterruption) （男性在女性說話時隨意打斷女性）的討論，都說明了西方的大眾文化離性別平等有多遠。確實，這個問題正在風口浪尖。在2014年，美國的「勾搭大師」Julien Blanc被英國拒簽簽證，他的「約會」套路列舉了各種技巧來哄騙和施壓女性與其發生性關係。同年的五月，（美國加州）伊斯拉維斯塔鎮襲擊案引爆了#YesAllWomen標籤，而在這一年前，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Sheryl Sanberg在她的書《Lean In》中提醒她的讀者們，要看到西方世界中，在工作和私人生活空間里無處不在的性別歧視。

但諷刺的是，儘管女權主義在歐美主流文化逐漸普及，而女性主義人類學也在三十多年前就開始了，目前女性主義還未激發對田野調查方法論上的反思。在本特刊中，Johansson在她的文章里中肯地指出的（參見同刊的MacDougall的文章有相似討論），田野訓練課程中的風險總是被說成「遠在天邊的」。我們被教育去思考與陌生人有關的風險：搶劫犯或強姦犯潛伏在黑暗的小巷，在大馬路上，或在計程車的駕駛座上。但正如女權運動者和性別運動者幾十年來一直澄清的那樣，強姦和性侵害最有可能發生在女性的「熟人」或「朋友」手上。儘管現實如此，田野調查訓練依舊錯誤地將風險歸於「外人」，給年輕女性研究者的安全帶來了嚴重而危險的後果。

因此，關注這一社會性別權力分化的田野現實是至關重要的。除了提高女性田野工作者的安全性，花更大力氣重視性與性別的議題能讓我們還原年輕女性在我們的田野點裡時常岌岌可危的狀態。無論成功或不成功地處理這些關係，作為研究者的我們有機會離開這些男性，而當地的女性卻不能如此。有一個「輕浮」的名聲會在未來對她們產生切實的影響，例如Clark的田野調查期間發生在德里的殘忍的Jyoti Singh輪姦案。那是當時的國際新聞頭條：發生在Singh和她的男性朋友身上的暴行，在印度激起了2012年12月6日的一場遊行示威，人們迫切要求加強對性暴力的法律約束。

缺席的性：

現有文獻中關於田野中的性的討論

這一期JASO特刊將助力於正在萌芽的有關性（以及社會性別）在人類學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討論。正如Rose Jones(1999: 25) 和 Sex, sexuality and the anthropologist 一書的編輯們所指出，將人類學家的性從研究過程中割裂出來（Ashkenazi and Markowitz 1999）是不可能的。他們談到，參與式觀察基於兩個關鍵但互相矛盾的概念：第一個是「實證經驗主義認識論」（它提倡研究者與「數據」保持距離以免「污染」數據）；第二則是一個大相逕庭的假定：文化可以通過性經驗被認識（Ashkenazi and Markowitz 1999：2）。這一難題在Clifford和Marcus的《寫文化》（Writing Culture 1986）一書中同樣突顯：儘管這本書在人類學家之中激發了關於民族志研究中固有權力差異的實質性自我反思和關注（其中不少被認為是「自我迷戀」），同樣的自反性並沒有延展到關於性的探討（參見 Newton 1993: 5）。或許這是因為對性領域的探討可能會危及民族志學者的信譽，尤其是女性（參見 Kulick and Willson 1995a: xiii）。的確，正如女同志人類學家Esther Newton所言：「如果異性戀男性選擇不去反思他們的性和社會性別如何影響他們在田野中的視角、特權、和權力，社會可信度顯然更低的女性和同性戀者則被懸置於一種緊迫的格格不入之感和一種對揭露的後果的合理擔憂之中「（1993：4）。正如剛才提到的那些作者們所做的那樣，這期特刊試圖揭開這個主題的討論。就像Ashkenazi和Markowitz論述的，本期特刊的作者們認為民族志學者——無論他們自身喜歡與否——在受訪者眼中總是帶著生理和社會性別的存在。因此，那種被田野調查新手所默認為理想倫理狀態的無性別姿態事實上是無法企及的。

儘管田野工作中的性別議題已被談及（例如Markowitz and Ashkenazi 1999，Kulick and Willson 1995b，Whitehead and Conaway 1986），還很少有發表的文獻討論在性別議題的協商和表述中出現的危險後果（儘管可以參考Ackers 1993, Lee1995）。本特刊將聚焦於民族志學者的性如何影響他們的研究以及田野中的安全，從而填補這方面討論的空白。《寫文化》一書以及其後發表著述的作者們將民族志學者形容為強大而筆下生風的個體，他們的行為和出版物被認為有可能威脅及削弱已經處於弱勢地位的前殖民主體們。然而，正如Johansson和MacDougall在這期特輯中指出，這些作者們沒有認識到民族志學者（尤其是女性）所經歷的在地的脆弱性（請參考Behar 1996）。儘管她在「家」的時候或許處於一種強大的地位，置身於她所屬學術機構的保護範圍之內，忙於書寫「他者」的生活，但女性民族志學者（以及其他從田野當地看來「非常規性取向/性認同」的民族志學者）在田野時很少會處於一個權力和特權的地位。正如Johansson寫道，對於這一代接受後殖民人類學教育的民族志學者而言，我們被鼓勵去解構自身的權力和特權，而這讓田野工作有可能成為一項危險的事業。被自我懷疑所桎梏，無法閱讀文化的（性方面的）暗示，在方法論上又被教育要疑中留情，這些讓第一次進入田野的女性民族志新手顯得尤為脆弱。這種在田野工作的早期逐步累積的脆弱性是本期特刊貫穿始終的主題。

脆弱性在女性（以及那些持「非常規」性與性別取向的）民族志學者中尤為突出。不過，這些問題（常規性異性戀）男性民族志新手也同樣需要面對。的確如此。Pollard (2009) 在一篇文章中就對一群由多樣性別組成的博士生群體在田野中遭遇的困難進行了探討。她記錄了如下各式的情感：

孤獨，羞恥，喪失感，背叛感，壓抑，絕望，失望，不安，被困，不適，無備，無援，難受。

這些都是學生們出發去田野前很難預料到的情感。Pollard的受訪者們認為他們田野行前培訓是「不足」的(2009:1)，本特輯的很多作者們也持類似看法。她在總結部分建議道，各人類學系應該引入一個「指導機制，讓田野歸來的學生充當行前學生的顧問」 (ibid.: 23)。顯然，我們很需要一種更好的田野準備，以涵蓋各種性別差異。

再來，田野歸來後的重新適應問題，也需要得到院系的更多關注。從田野回歸可能是一次很艱難的體驗，尤其是對於那些在政治動蕩的情境中工作的研究者而言。在某些案例中(Begley 2013)，研究者在回歸時患上了創傷後心理壓力緊張症候群 (PTSD)。院系需要告知田野歸來的學生，他們能夠獲取到各種可能的關懷，例如大學諮詢服務。雖然本特輯的作者並沒有直接處理這個議題，但對於回歸困難的真實、誠懇的探討也應該被納入一切田野行前培訓的設計當中。

通過儀式：博士田野的經歷

Wengle(1987)指出，人類學家一直以來都在考察和分析的，是受訪人群體的「通過儀式」（人生命進入不同階段的儀式），但人類學家卻很少將其自己的學術通過儀式（即民族志田野工作）用同樣的態度審視。在這個特刊中，我們為這種經歷打開一扇窗。本特刊中的作者們都是牛津大學的博士研究生，要麼最近剛完成博士論文，要麼正在完成中。她們的文章關注性危險，探討它如何產生，她們又是如何在自己的田野中處理它的。從西歐開始，Congdon討論了她在巴塞羅那和比克的加泰羅尼亞城鎮中作為一名「獨行的女性研究者」的經歷。這一旅程遠沒有她設想的那麼「輕鬆」，至少從性危險的角度來說。Congdon描述了她研究的最初幾個月如何被騷擾經歷縈繞，這使她感到脆弱、壓抑和無助。她指出，由於支持網路的缺乏，這些原本很接近英國日常的經歷，如何在研究初期深深地困擾了她。她還談到，英國女性學生的刻板印象如何形塑了她在田野中的定位，並因此帶來麻煩。她建議初訪田野的研究者，在出發之前就提早收集好關於這類刻板印象的資料，以做好準備抵禦其負面影響。

往東邊走，MacDougall向我們介紹了她在約旦的安曼做田野時應付求婚的經歷。她引用Jenkins (1994)說，女性田野工作者最好以一種「性別學徒」的身份進入田野，此中她們應該遵照新環境中的各項規範，「通過實踐」來學習如何得體地、從而安全地扮演自己的性別。不過她也指出，使這一學習過程更加困難的是，因為女性人類學家繼承不了當地的性/別角色。她們必須要跟受訪人一道協商出一種」第三性別「(Schwedler 2006)。

Isidoros在撒哈拉做調查。她借用MaryDouglas的」潔凈「與」危險「框架(Douglas 1966)，探討了在科學研究的「潔凈」與其田野情境中的性互動所內含的「危險」之間，存在什麼樣的張力。她首先對現今的方法論文獻中對性的討論進行了有益的概述。在文章第二部分，她就自身研究中的方法舉例，討論了她對本地社會運動、保護以及合法性的實踐所給予的關注，如何幫助其在田野中保存了自身安全。與此同時，這些關注還使她得以進入並深入理解Sahra?wi?人群的游牧文化，而這正是她此前無法涉足的領域。

再向南一些，我們來到奈及利亞和喀麥隆的邊境地區，Johansson在這裡的巴卡西半島做田野。她通過自身田野經歷指出，風險並非「遠在天邊」。它不是一個等著被遭遇的、偏離正軌的「他者」，而是人際關係中的社會性建構，從而是民族志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提到，作為一個外國白人女性民族志學者，她必然不可避免的捲入到當地的交換與互惠體系當中。那些扮演著「老大哥」角色的田野把關人掌控著她對研究機會的獲取。尤其是，她質疑《寫文化》合集 (Clifford and Marcus 1986) 中那些特權學者們所帶有的男性中心主義預設。確實，脆弱性才是最關鍵的主題。

Krishnan也講述了她對脆弱性的體驗。作為一名女同性戀學者，她回到自己的「家」——南印度的清奈做調查。Krishnan的研究主題是有關性危險以及「青少年」作為性不穩定時期的話語。這不僅迫使她（至少部分程度上）退回「出櫃前」狀態，而且還讓其深陷在恐同敘事及相關威脅中。她回憶起自己一次「抓狂的夜晚」，因為她害怕報道人會找到她的田野筆記，揭露她是「那些『拉拉』（lesbo）的其中一員」。躺在宿舍床上，她懷抱著田野筆記才睡去。作為一個「回家」調研的學者，Krishnan在田野中的定位跟我們本特輯中其他作者都不同。她的研究顯然受益於獲取途徑的便捷，但她卻為此付出很高的個人代價。作為返鄉者，Krishnan被要求遵從那些既定的社會規範和規則。由於她拒絕服從（如吸煙、不結婚），她遭到了譴責和質疑。不過與此同時，Krishnan得以成為當地那些受到歧視的酷兒女性的一個重要支持者。

最後，Miller回憶了她作為女性田野工作者在亞馬遜農村地區的經歷，那是在Escalvado (巴西東北部)的Canela原住民村落。Miller提到，在她的研究情境中，那些給「獨行的女性研究者」提供的常規建議大部分都不可行（不切題或做不到）。她轉而開發出另類的方式來確保自身安全，她將其中一些介紹給她的讀者。與Johansson類似，她強調民族志學者必須轉換自身在當地權力與不平等結構中的定位。這是因為，這些不僅影響到民族志學者的安危，更關係到他們的研究機遇。

結論

對田野中的性與危險進行討論確實令人不適，但這不可以阻止我們公開地談論這些話題。田野可以成為最有回報、最愉悅的學術經歷之一，但若忽視其風險性就是愚蠢的。然而，這類引發不適的討論並不總是受人歡迎。誠然，當Clark和Grant在牛津發起這個有關性與危險的工作坊時，其中一個參與者批評她們「杞人憂天」、「冒犯他人」。毋庸置疑的是，這絕非我們的初衷。我們的目的不是讓年輕女性們不敢做田野，或是恐嚇她們令其以為自己將被性侵或攻擊，即便我們必須強調的是，在某些田野情境中這些是真實存在的危險 (Mahmood 2008)。相反，我們鼓勵她們在進入田野前反思自身的定位。田野工作意味著進入一個性別與性的新體系，其中的人對互惠性與交換有著不同的理解。正因如此，我們希望JASO的這期特刊將成為田野前培訓中的一個重要的教學工具，促使學生們在進入田野之前就思考其可能（或不可能）遭遇的種種風險。當然，並非每個女性研究者都會經歷相同的困難。不過，做好準備的意思是，認真考慮面臨涉性的危險和風險時，你將會如何應對並避免。

註：原文中提到的sex, gender, sexuality等概念在中文裡沒有唯一對應的辭彙，因此我們盡量選擇了在每個語境中最妥帖的翻譯。例如，原文對sex (生理性別) 和gender（社會性別）進行綜合討論時，我們沿用了港台的學術翻譯概念「性/別」 ，以區別於側重生理性的「性別」中文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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