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 名患者的醫生

1998 年 11 月，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著名節目《60 分鐘》播放了一段驚世駭俗的錄像。

錄像中，一位駝背老態的醫生親手「殺死」了 52 歲的肌肉萎縮性側索硬化症（ALS，也稱漸凍症）患者托馬斯?約克（Thomas Youk）——醫生將致命劑量的藥物注入約克體內，約克很快死亡。

一時間，全美嘩然。醫生的這一行徑也徹底激怒了美國司法當局。最終法院認定其二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 10 ～ 25 年監禁。

這位激進的醫生就是傑克·科沃基恩（Jack Kevorkian），因「一人之力推動美國安樂死立法」而受到廣泛的關注和爭議。

在一部以科沃基恩為主角的電影《死亡醫生》（You Don"t Know Jack）中，老戲骨阿爾.帕希諾將科沃基恩的倔強、驕傲和孤獨表現地入木三分。

沉迷於死亡的醫生

傑克·科沃基恩是一位病理學家，於 1952 年畢業於密歇根大學醫學院。

不同於醫學院的同學，年輕時的科沃基恩就對死亡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朝鮮戰爭時，受到俄羅斯醫療團隊的啟發，他轉而研究起了利用新鮮屍體向活人輸血的專題，並因此感染了丙肝。

1960 年，他又提出了一個激進的想法：在對死刑犯行刑之前先對其麻醉，然後將他們的器官移植到其他需要的人身上。

這一近乎瘋狂的想法沒有變成現實，不過可以見得，科沃基恩骨子裡帶有不安分的基因。

年輕時的科沃基恩

上世紀 80 年代，科沃基恩開始討論安樂死的問題。 1987 年，他去了荷蘭，在那裡了解到了協助自殺的基本流程後，他便在相關醫學雜誌上發表一系列文章。

在他看來，死亡是一個人的基本權利，而病入膏肓的患者往往囿於自身疾病或外界環境，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這對他們不公平。於是，他決定以一己之力去糾正這不公平。

為此，科沃基恩發明並製作了一台「自殺機器」，他稱之為「Thanatron」（希臘語為「死亡儀器」）。

Thanatron 價值 45 美元， 由三瓶液體組成：生理鹽水，硫噴妥鈉（一種快速起效的短效全身麻醉劑），氯化鉀（高劑量會導致心臟停跳和猝死）。

科沃基恩和代理辯護律師傑弗里·菲格爾（中）

畫面中這台簡易的儀器即 Thanatron

Thanatron 的簡易開關一旦被打開，硫噴妥鈉會先行進入，當患者處於深度昏迷狀態時，跟著大劑量氯化鉀注入。

值得一提的是，死亡機器只能由患者本人啟動。這樣，科沃基恩從收到患者請求，到交談評估患者的真實狀態，再到最後的實施，這一系列行為都是符合患者本人意願的，更重要的是，這樣能鑽法律的空子。

1990 年，患有阿爾茨海默症的阿德金斯找到科沃基恩，希望協助其安樂死，當時，阿德金斯的病情並未惡化，還能享受生活好幾年，但她還是非常堅定地求死。科沃基恩便在一輛麵包車內送走了她。

Thanatron 的效果非常顯著，啟動開關後，阿德金斯在 5 分鐘內死於心臟衰竭。

麵包車：科沃基恩實施安樂死的常用場所之一

那是他的第一位安樂死患者，為此，他被吊銷行醫執照，並以「協助自殺」罪被官方起訴，但由於密歇根當時相關法律尚不明晰，科沃基恩最終無罪獲釋。

吃了官司的科沃基恩並沒有絲毫「收斂」，買不到死亡機器里的葯，他又組裝了一台名為 Mercitron 的新機器，該機器可通過防毒面具輸送一氧化碳，患者將在密閉的空間內被一氧化碳毒死。

影片中，科沃基恩用 Mercitron 協助患者自殺

而文章開頭的那一幕，在得到患者的允許後，科沃基恩親自為患者注入毒藥的行為也確實是科沃基恩在向當局司法挑釁。因為司法部門為了牽制他，開始推動「禁止協助自殺」的法律條款。

1990 ～1998 年的 8 年間，科沃基恩先後 5 次被起訴，共協助 130 名患者安樂死。

「死亡不是罪」

科沃基恩有一句名言，死亡不是罪（Dying is not a crime）。

而反對傑克的人認為，「生和死都是上帝的安排，對這一自然過程加以人為性的干預，就是謀殺，就是犯罪！」

片中，反對者認為只有上帝才能決定人的生死

傑克認為這種想法荒謬至極。在一次訪談節目中，他曾坦然地表示，自己就是在扮演上帝，「當一個醫生給你吃藥時，他就在扮演上帝。因為他在干擾你身體的自然過程……」

「愚蠢的宗教信條認為，有一個萬能的上帝讓我們承受痛苦。所以乙醚在1543 年被發現後，直到1864 年才被用於臨床。在那之前，所有人都是在清醒的狀態下做手術的。」他憤怒地補充到。

2007 年，在監獄裡呆了 8 年的傑克提前獲得假釋，因為他保證不再為患者提供協助自殺的服務。不能用實際行動幫助患者的的他，轉而投入到倡導安樂死合法化的活動中。

「這個世界對安樂死和協助自殺的態度非常偽善。」傑克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他從未後悔幫病人行使死亡權利，即使坐牢也不改初衷。

2010 年 4 月 14 日

82 歲高齡的科沃基恩在紐約出席了《死亡醫生》的首映禮

2011 年 6 月 3 日，科沃基恩死於肺血栓，時年 83 歲。

科沃基恩一生大肆宣揚安樂死，但是他在臨終前卻由於過度虛弱，無法為自己實施安樂死。最終，他只是要求醫生為其播放一段巴赫的音樂。

而他的死亡並未平息關於安樂死的爭論。

我們是否有權利死亡？

關於安樂死的電影不在少數，著名的《深海長眠》就講了一位高位截癱的前跳水運動員雷蒙的一心尋求安樂死的故事。

電影中，如今的殘疾和昔日的種種美好形成極端殘忍的對照，雷蒙在床榻上陷入深深地絕望，他為安樂死抗爭了 30 年零 4 個月。在此期間，雷蒙多次上訴至歐洲人權法庭無果，最終在一名不知名人士的幫助下服毒自殺。

《深海長眠》主角雷蒙

圖片來源：豆瓣

西班牙警方以涉嫌協助自殺拘捕了他 22 歲的女友，大約 3 千名雷蒙老鄉集體自首，聲稱自己才是協助雷蒙自殺的「真兇」，迫使警方對此事的調查不了了之。

雷蒙的故事讓人落淚，讓人看到生命的沉重和真實。

而摘掉罩在屏幕前的濾鏡，現實生活中的此類故事則顯得更加慘烈悲涼

2017 年 6 月，江蘇女子吳敏因宮頸癌晚期，難以承受病痛的折磨多次試圖自殺，但都未成功，無奈之下，便請求朋友徐紅偉駕車撞死自己。

肇事車輛的行車記錄儀顯示，當晚 9 時許，徐紅偉駕車到達事發路段時，吳敏行動緩慢地走在路上。徐紅偉開車撞了上去，隨後下車打了個電話，接著回到了車上，將車輛向後倒退約 20 米，再次從吳敏的身體上碾軋過去。

——《新京報《江蘇一女子患癌求朋友開車撞死自己》

事後，吳敏丈夫和徐紅偉被警方抓捕，公訴人指出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兩人刑事責任，但可從輕處罰。

兩則故事的主人公有著相同的絕望，他們被剝奪了死亡的權利。在死亡需求最強烈的時候，沒有更合理的死亡途徑，所以只能尋求他法，不僅死得孤獨悲涼，還因此連累到身邊人。

但這些故事並不表示將安樂死合法化就是最優解，因為一旦立法層面鬆動，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事態很有可能變得不可控。畢竟，安樂死實行起來需要一套完備的體系和細緻的操作流程。

世界上第一個通過安樂死的國家荷蘭，此前就陷入了「安樂死標準模糊」的巨大爭議漩渦中：

2016 年，荷蘭一名 20 多歲的年輕姑娘，因為走不出童年遭受性虐待的可怕陰影，飽受身體和精神疾病困擾，最終她選擇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件引起軒然大波，殘疾人權組織「遙遠聲音」成員尼基·肯沃德說：「精神疾病專家竟然會把安樂死作為一個性虐受害者的最終選項，這太恐怖了。」

回到開頭那個問題，我們是否有死亡的權利？

筆者只能說，我們應當有。不可否認，這背後有一系列複雜的問題和風險需要面對和解決，但就每個生命而言，無疑有選擇死亡的權利。

當生命成為酷刑或累贅，當愛成為懲罰，無論是誰，都無權利要求你在非人的酷刑中度過餘生。

醫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同樣是求死，怎麼死，期間有沒有專業人士的幫助，無論是對患者本人，還是對患者身邊的親人來說，都有著本質的區別。

而在束手無策的情境中，以救死扶傷為天職的醫生應扮演什麼角色呢？

自然不能像傑克一樣對待患者，因為現行的法律不允許，但傑克對患者的態度卻引出了對「醫生職責」的立體思考。

不論是希波克拉底誓言還是南丁格爾誓言，都強調了以病人利益至上的立場。生命寶貴，幫助病人求生，似乎是每一位醫生的本能。

但其實，在無力回天的情況下，儘可能地減輕痛苦，或許才是患者最需要的，也是一位醫生應當儘力做到的。

即，相比於「治癒性治療」，緩和醫療和臨終關懷才是必要的。（責任編輯：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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