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方研究視野中的台灣：經濟篇
一、經濟政策篇
（一）李迅雷：在台灣思考國內經濟政策：為何不能放慢速度，放鬆管制（2016）
台灣經濟增速雖然已經不快，但社會福利體系健全。台灣的QFII家數較多，但是額度通常不大，而且在台灣境內發行人民幣資產的產品難度較高。台灣的製造業領域存在眾多的世界級隱形冠軍，他們不以上市圈錢為目的，而是紮根一個領域。從台灣和大陸對比看，管製作為一種權宜之計可以發揮作用，但是長期管制下去，影響到經濟增長的銷量，導致資源的極大浪費。
（二）海通證券：泡沫生滅，轉型持久-台灣經濟轉型專題研究
1970 年代，發達國家在高油價衝擊下啟動轉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東亞四小龍轉移，日本亦開始轉向高端製造業，擁有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的台灣承接了此等產業轉型。蔣經國對出口導向經濟的青睞，台灣出口高度增長。80 年代中期後，出口導向經濟弊端顯現，台灣對美貿易順差過度膨脹，新台幣升值壓力，最終導致 1985 年廣場協議後新台幣升值，引發泡沫經濟， 1990 年初泡沫經濟到達頂點後迅速破滅。低端製造業面臨勞動力供給、能源資源等瓶頸， 產業向大陸轉移。1980 年代首先由政府主導開始產業轉型，注重高新技術，逐步形成半導體等先導產業，重化工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亦得到發展，製造業在經濟中的佔比在 2000 後重新上升。
台灣轉型期間政府和企業加大研發投入。 R&D 經費在 GDP中的佔比從 1986 年的不足1%增長到接近 2009 年的 3%。 從出資構成來看， 1980 年代政府出資佔據了主導地位，在有效的激勵政策下，私人部門的研發支出快速增長，到了 1990年代中期佔比超過了 50%。
1978 年，台灣確立了以「科技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 1979年，選定集成電路、通訊產業、廣電產業、生物技術產業及特殊材料等技術密集型產業作為重點發展的目標行業。在1980 年、 1995 年和 2003年，台灣地區相繼設立了新竹、台南、中部等三大科學園區。
自1980 年代啟動經濟轉型進程以後，台灣製造業的產業結構經歷明顯的變化。傳統製造業佔比從 45%下降到 15%，重化工業從 35%上升到45%，機械電子產業從 20%上升到 40%。
整個 1990 年代，服務業在GDP 中的佔比快速提高，而製造業佔比則快速下降。但進入 2000 年以來，服務業佔比開始下降，製造業佔比重新開始上升。
台灣 20 世紀 80 年代經濟轉型基本上是成功的，新台幣升值後經濟轉型保持了競爭力，前瞻性的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政策至關重要。
（三）招商國際：台灣、韓國的政策選擇與潛在增速變化（2012）
中國台灣和韓國的經驗表明，落後經濟體要成功實現經濟追趕，政府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為這些國家市場機制本就不完善，依靠市場機制很難實現經濟騰飛。為了實行經濟趕超，包括金融抑制在內的資源價格扭曲政策是經濟追趕國家的必然選擇。這些政策保證了台灣和韓國以高速資本積累刺激潛在增速短期內快速提升，從而成功實現經濟騰飛。
隨著市場機制的完善，政府干預經濟的負面效應將逐漸擴大，資源配置扭曲將逐步束縛經濟的發展。台灣和韓國實行了金融自由化為代表的經濟自由化政策，以期逐步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管控，以市場機製為基礎，使經濟按其自由規律運行。之所以在這一階段台灣和韓國不同程度受到金融危機的衝擊，核心原因是：不顧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盲目追求和模仿與發達國家類似的金融結構無異於拔苗助長，而忽視了金融改革的複雜性。
對於中國而言，從台灣和韓國經驗中我們最應該學習的是：第一，在市場機制逐步完善的條件下，逆周期的經濟干預要尊重經濟自身規律，政策力度要合乎經濟形勢的需要；第二，推進金融改革正當時，應遵循循序漸進的改革步驟，政府要加強監管者的角色，金融自由化並不意味著放任自流。
（四）長江證券：不進則退的轉型（2018）
1980 年代後，前期追趕效應進入尾端，台灣經濟告別高速增長。1950 年代以來，台灣依託外部援助，快速實現工業化追趕，躋身「亞洲四小龍」。1980 年代後，伴隨人均 GDP 達到中高收入水平，投資驅動減弱、工業經濟收縮，前期追趕效應進入尾端；台灣結束了近 30 年的快速追趕期，逐步開啟經濟結構轉型。
內部人口結構老齡化、外部貿易環境持續承壓，經濟結構亟待轉型。1980 年代後，台灣老齡化問題凸顯，傳統人口紅利喪失，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部分中低端製造業持續收縮、拖累經濟。同時，1985 年後，外部貿易環境明顯惡化，新台幣升值超過 50%、對台灣出口導向型經濟造成衝擊，倒逼產業結構加速升級。
依託加工出口模式升級，台灣出口競爭優勢重新修復。經濟追趕階段，台灣大力培育出口導向型經濟，進出口占 GDP 比重雙雙超過 50%。轉型開啟後，出口導向基調不變、但出口結構明顯升級，向附加值更高的技術密集型產品集中
2000 年後，中高技術密集型商品出口佔比已高於 85%，電子即是其中典型代表電子等技術密集型新興產業加速培育，主要得益於外部資金和技術的引進。通過解除投資管制、大幅降低進口關稅等經濟自由化政策，台灣積極引入外部投資和先進技術，集中力量發展電子等技術密集型產業。2000 年，電子元件、電子通信等新興主導產業，佔台灣製造業產值比重已分別高達18.9%和 11.6%。
長期依賴外部技術引進、自身創新研發不足，制約台灣向創新驅動深化轉型。台灣企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對於前期投入規模大、產出回報時間長的創新研發，中小企業投入嚴重不足；當前台灣研發支出占 GDP 比重僅達到 3%水平相比發展模式類似的韓國（4%以上），差距持續擴大。政府對公共教育和人才培養投入也偏弱，高技術人力資本缺失，難以支持台灣向創新驅動進一步轉型。
產業結構高度單一、新興產業培育不足，台灣亟待「二次轉型」。轉型以來，台灣產業和出口結構均高度集中於電子產業，其餘產業培育嚴重不足。近年來，台灣研發投入仍主要集中於電子產業，對生物醫療等未來新興產業投入明顯不足。轉型持續放緩，對經濟增長、產業競爭力培育均造成拖累，在半導體等多個傳統優勢領域，韓國已實現加速趕超；台灣經濟不進則退、亟待「二次轉型」。
二、經濟制度篇
（一）信達證券邱繼成：台灣土改經驗：確權於民是國家長治久安之計（2016）
台灣地區在 1949 年後實施了以平均地權為理念指引的土地改革，將大地主超過規定數量的土地讓原先承租耕種的佃農承領，佃農需要向地主支付該土地當年農作物的 2.5 倍收穫量以作為地價的補償。因為組織工作和實施很成功，它被稱為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台灣這場「不流血」的革命造就了台灣農民的土地確權（即平均地權）。 後續而起的台灣工業化和都市化就是建立在這個土地確權的基礎之上。
在農民確權基礎上， 政府通過提供貸款資金的協助、以共同、合作、委託等方式，引導農民規模化經營和提高農業機械化。確權促進交易，確權降低交易成本，從而也降低整體社會的運行成本。制度經濟學的這個原理在台灣土改過程中有了很好的應用。在確權的基礎上，政府建立了現代的稅收體制，對不動產徵收了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等稅種，解決了地方政府的課稅收入來源，而這樣的稅源是長久而穩定。
確權促進交易，也反映在地價形成上。雖然台灣土地確權和地籍登記已經完成，但作為稅基的土地稅徵收卻不是以市價為基礎的，而是以規定地價、公告地價為主。規定地價、公告地價只是部分反映了土地的市價，但它依然成為地價稅徵收的標準和土地增值稅徵收的參考。
(二)中信建投：台灣制度改革的經濟基本面分析
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面臨的制度層面改革的壓力越來越大，在頂層設計層面改革的急迫性日益明顯。在經濟增長放緩、社會不公惡化和利益集團分立的情況下，國內製度改革的步伐理應加快和深化。制度改革將釋放出明顯的制度紅利，我們也需要從制度改革的方向、舉措、進程等多視角進行跟蹤和分析。第二代制度改革將又是一次歷史性的改革，決定了中國經濟未來的方向。不知道未來的路徑會如何， 我們以我國台灣省的制度改革作為一個歷史鏡像，看看台灣的制度改革及其制度紅利對於資本市場有何影響，帶來了何種投資機會。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期是台灣經濟結構轉型的時間窗口，也是其制度改革及其紅利釋放的重要階段。相當於經濟結構轉型而言，
台灣制度改革的階段相對更長，70 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後期都是台灣地區的制度改革和制度紅利釋放階段。
台灣在經濟轉型和制度改革期間，經濟整體表現良好，但遭遇了外部性的嚴重通脹，主要是由於第二次石油危機的衝擊而導致的。在轉型期間，經濟增長中樞下移。 70 年代末期-80 年代初期是台灣工業化進程的轉型階段，大致持續了 4 年多的時間。而在制度改革深化期間，經濟增長的波動幅度相對較大，呈現大起大落的經濟增長格局。整個 80 年代台灣經濟受結構轉型和制度變革的影響出現明顯的動蕩格局。
台灣地區的土地改革主要集中在農村土地改革上，一方面體現了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現實，同時也反映了台灣地區工業化進程的逐步深化。第二次土地改革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台灣的工業化及其城市化。在農地重劃之後，台灣重化工業、工業園區等土地需求得到了滿足，農業效率也大幅提高。台灣城市化也加速進行，城市人口佔比從 1975 年的 0.642 迅速提升至1980 年的 0.697。
80 年代初期的台灣在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改革中，政府逐步地從市場退出、健全價格體系、淡化經濟計劃對自由經濟的影響。 80 年代中期，台灣當局正式建立了自由化經濟體系。 1984 年台灣當局正式提出了「自由化、國際化和制度化」改革，強調以自由經濟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制度框架。自由化是以市場法則、價格機制代替過去的政府管制和行政干預；國際化是指產業的國際化和區域化發展，減少要素國際間流動的障礙；制度化則是做好法律法規和制度安排，做好軟建設，確保市場平穩有序的運行。
從財富視角，可以分為增加財富和存量財富兩個渠道。對於增量財富主要是基於要素、市場改革，獲得經濟的持續較快發展，其中要素改革之後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有效的基本面和結構支撐，這對於制度紅利的釋放而言是最基本的途徑，沒有增長等於沒有流量改善的空間。對於存量財富的制度釋放，台灣當局主要通過外部利益向內部轉移、政府利益向大眾轉移、從注重增長到增長與福利共進、從公營向民營發展，使得經濟增長和收入的分配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都得到了改善。
從三次產業看，制度改革和經濟轉型對第二產業影響更大，而第三產業在經濟變動環境中發展更為穩定。在 1987 年經濟轉型開始實質性推進之後，第三產業更快成長，反映了台灣進入工業成熟階段，服務業成為經濟的支柱產業。
從投資、消費和出口看，私人部門消費從 80 年代的底部開始緩慢上升，在上世紀 80 年代末期，私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甚至超過了出口。在 80 年代中後期台灣的消費、投資和出口的關係進一步優化，經濟的內部平衡取得積極的進展。
從主導產業看，台灣從70年代末期的重化工業逐步轉型到新興的製造業。從鋼鐵、機電、化工、塑料橡膠、水泥、運輸機械、有色金屬等升級為電子、電器、計算機、信息設備、電力設備、精密儀器等，到80年代末期金融地產爆炸式增長，也引發了大泡沫。
三、產業轉型和股市表現篇
（一）方正證券郭艷紅：「未來的路」系列-台灣如何在經濟減速中突破（2016）
我國現階段經濟走勢特別類似於台灣 1991-1998 年。國內經濟增速連續下行，並且未來也有較強的下滑預期，這與我國台灣地區 1996 年所處階段類似，從GDP 增速統計分析，國內現階段經濟走勢的統計指標與台灣 1991-1998 年極其類似，即台灣近 20 年的產業變化值得關注，本報告研究 1996 年後的台灣地區產業變化。
階段性佔優類的行業有製鞋業和服飾業。1998年後台灣股市的製鞋業板塊行業P/E和凈利潤增長率強烈正相關。行業中的寶成、豐泰成為牛股；服裝及飾品行業板塊P/E變化程度劇烈，受凈利潤值影響顯著。行業中的儒鴻漲幅50倍。
戰略類的行業有半導體、通訊設備產業。1998年後台灣股市的半導體行業、通訊設備產業經歷了兩端上漲，其中的同欣電子和台積電成為牛股；而通訊設備行業的宏達電成為牛股。
長景氣的行業有輪胎製造業、工業機械、休閑品行業。1998年後的台灣股市輪胎製造業保持了15年的漲勢，其中正新、建大成為牛股；工業機械板塊的可成科技成為牛股；休閑品行業培育出了巨大機械、美利達、大立光等牛股。
（二）華泰聯合證券：經濟轉型期新老行業投資有別-台灣經驗2010
中國目前經濟背景與日本、台灣經濟轉型前較相似：重工業化下第二產業佔GDP 比重較高、消費佔比較低，工作人口比例大幅上升結束，城市化率已經達到較高水平。轉型期日本、台灣經濟增速都出現了明顯下滑，相應股市表現一般。
從日本、台灣經驗看，經濟轉型過程中第三產業佔比上升，第二產業佔比下降，製造業內部傳統工業比重逐步下滑，新興產業比重不斷上升，構成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盈利能力上，新興行業優於傳統行業，股票市場上，新興產業、先進位造業和消費服務業較優。
SmartGo
無花無酒，耕此處作田，打賞隨客意
SmartGo投身於資本市場風險管理實踐；以Seeking Smartβ為理念，搭建立體化信用研究體系(債)，提供量化巴菲特投資之道(股)、涉獵數字資產投資(幣)及衍生品投資(期貨/期權)；並撰寫系列台灣經濟及金融研究報告用以反觀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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