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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那麼失敗,還不是60後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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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青年


本文作者:胡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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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90後群體的少年時代已經結束了。





2018年高校開學在即,最後一批90後也即將離開原生家庭,開啟走向社會的轉變道路。

從2008年第一批90後走向社會,到如今的十年里,用「

失敗

」二字總結90後所處的這個時代,應當說是毫不過分的。




從「喪文化」到「佛系青年」,近一兩年來興起的一些概念,直接勾勒出90後的精神狀態。其核心無外乎甘於平凡甚至平庸的生活,不再追求超越性。即便是聚集著「最成功」年輕人的北京大學,畢業晚會上題為《退一寸有退一寸的歡喜》的分享,也隨著師生們的瘋轉,讓失敗成為畢業季的基調。






北京大學2018年畢業晚會上,中文系男足隊長曹直演講《退一寸有退一寸的歡喜》成為畢業季爆款




作為90後的「父輩」,60後很直觀地感受到了90後的頹喪,以及他們對生活熱情的消散,對90後的失敗情緒表現出了擔憂。他們或許認為,今天的年輕人會比那一代人機會更多。




但在90後朋友眼裡,這種判斷這是對自己的羞辱。儘管60後們足夠真誠。




一位朋友說:「

誰都有資格勸我們,60後除外。

」面對60後善意的勸慰,90後們有種聽聞「何不食肉糜」時的不適感。



為什麼這樣?核心無外乎一個——

代際分配不公




在第一批90後步入而立之年的關口,經濟發展的瓶頸和改革紅利的弱化,直接導致了90後的生存困境。作為中國改革年代最大的受益者,60後對當下年輕人,尤其是城市青年的困境無法產生完整的共情。代際之間資源分配的極大不公平,不可避免地在兩代人之間成為矛盾點。




實際上,在還未獨立走向社會的時候,90後並不「喪」。在由原生家庭走向社會過程中,這種「喪」才逐漸變了出來。

在家庭教育階段,90後曾經相信,努力可以改變命運。這種認識,是從他們的父輩,也就是60後那裡習來的。




不少觀點認為,60後是中國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如果要對這群人做一個畫像,大概就是:




出生於農村或城市普通家庭,接受過完整的國民教育,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學,分配到體制內單位工作,晉陞至管理崗位。通過住房分配製度,獲得第一套或更多的住房,在住房改革完全展開後,這些住房成為資產。



在計劃經濟年代,我國採取住房分配製度。單位按照職工的需要,以實物的形式分配住房。但自1978年以來,隨著商品經濟探索的深入,住房也不可避免地「商品化」。原先分配的房屋,在此過程中流通到市場,成為了資產。




但這樣的原始積累並沒有對每一代人雨露均沾。1998年,中央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停止了住房實物分配製度,轉而以經濟適用房、集資建房等形式補貼住房。隨著商品房價格的上漲,以及城市土地的枯竭,住房分配製度漸漸向後來者關上了大門。






福利分房時期的選房大會




90年代正值60後的青年時期,他們享受了計劃經濟的福利,最終在市場經濟中變現。這樣的機遇對於90後來說難以複製。但在60後眼裡,這一切是理所應當的。




因此,在家庭教育中,他們告訴自己的孩子,努力和過上殷實富足的生活,是密切正相關的。但遺憾的是,這樣的相關性,只是特定年代的生活經驗。60後之所以大批量成為中產階級,其本質原因,是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大規模的利益分配,而並不只是源於個人奮鬥。




直到90走向社會,看到房價標記的有產門檻時,才直觀地看到資產的累積與個人努力之間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信仰,最終破滅,使得90後轉向了悲觀。




不可否認,當前年輕人的選擇較老一輩人更多,成長的速度也更快。60後想當然地認為,年輕人不必著急,只要做好積累,最終會水到渠成地獲得世俗意義的成功。但其實,90後面對的成功邏輯,已經和上個世紀末有了天壤之別。




一位60後領導曾抱怨單位年輕人過於浮躁,並舉例自己年輕時考學和工作初期的艱苦歲月,在產下女兒後,依然擠在逼仄的單位宿舍里。但話鋒一轉,在女兒三歲那年,她分配到了第一套60平米的住房,現在那套房子每平米12萬。




以房產為代表的資產數量,猶如橫亘在兩代人之間的一座大山,讓前輩所有的憶苦思甜都失去了合法性,也讓所有對後輩的教導和安慰都變得蒼白無力。




從世界範圍來看,年輕人對資產的渴望沒有像中國一樣強烈。去年,滙豐銀行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80後、90後的住房擁有率高達70%,高居全球第一;而在美國,這一數字僅為35%。儘管更多的中國年輕人擁有自己的住房,但我們依舊焦慮不堪。




擺在90後面臨的情況是,父輩的成功道路猶在眼前,但自己卻無力超越,甚至無法複製,由此產生一種「一代不如一代」的無力和憤怒。




這種無力感並不只停留在精神層面,在現實層面亦是如此。順風順水的60後們認為,在城市立足,擁有一套住房是理所應當。而現實是無力獨立負擔的90後,只能寄希望於自己的父母變賣本地房產,換來自己住房的首付。




在十年或更早以前,這種行為有一個不好聽的稱呼——啃老。隨著時代的變化,「啃老」已經漸漸擺脫了污名,成為90後成年以後的常態。代際分配的懸殊差異,在家庭倫理的作用下得以稀釋,90後通過長輩們的幫助,感受到了改革年代社會重新分配的餘溫。







經濟學家樊綱號召年輕夫妻用長輩的「六個錢包」購房




然而對於90後來說,這並非沒有代價。即便90後已經集體成年,但在子女的擇業、擇偶問題上,父母依然憑藉財富,對子女一代進行著控制。




擺脫這種控制的代價是巨大的。如果90後信奉愛情至上,而非門當戶對,那麼在婚戀中拿到的「潛力股」可能需要一段極其漫長的變現過程。如果信個人奮鬥,而非坐享其成,那麼我們也許需要面對自我剝削式的勞動。




當90後不堪忍受生活的重壓,決定走一條更加順暢的路。那麼你會發現,身前一定會站著一個早已為你做好兜底準備的60後父輩,用一張溫柔的大網,用那以財富為基礎的體貼與無私,讓準備「弒父」的90後們乖乖繳械投降。







紅利有限,90後的「自我剝削」成為常態




從社會意義上來講,這種焦慮的產生與我國主流的意識形態不無聯繫。社會主義國家所提倡的

共同富裕

本質,貫穿於國民教育的始終,這也使得中國任何一代人

對於被剝奪感都格外敏感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能否解決好90後的焦慮,不僅是60後和90後的「內部矛盾」,更是歷史丟給這個時代的大課題。







所謂90後,不僅是一個屬於家庭的代際概念,更是一個階層概念,既站在改革轉型期發展的普通中國人。這種焦慮背後,是對改革紅利能否進一步挖掘的追問,對財富流動可能性的追問,對個人奮鬥有效性的追問……




如果利益格局無法打破,那麼之前提到的無力感會成為一種常態,60後的成功模式也會漸漸被人遺忘。久而久之,這種失敗也許會被社會接受,焦慮和憤怒也能逐漸平息。但是,當焦慮淡出之後,那個貌似更加風平浪靜的成熟社會,是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呢?




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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