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文學：在政治與文藝之間多面向重構

文學

19 August 2018

20世紀10年代從西方引進科學意義的民間文學研究，到目前已有百餘年歷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優秀項目「國家話語與民間文學的理論建構（1949-1966）」（項目編號為13CZW090）指出，在民間文學學術發展歷程中，1949-1966年極為特殊。這一時期民間文學的學術研究蓬勃發展，但長期以來學者較少關注。事實上，民間文學圍繞國家話語而建構的理論體系，影響著當下民間文藝學的理論思路與實踐發展。

原文 ：《民間文學：在政治與文藝之間多面向重構》

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毛巧暉

圖片 |網路

亟需梳理的學術史

1949-1966年民間文學處於政治與文學之間發展，與當前民間文學本質的研究直接相關。對其梳理與闡述，能夠推動民間文學理論中民間文學的文學性、中國民間文學的理論格局的探討向縱深發展。這一時期的民間文學還是20世紀上半葉的延續，它們之間有著一體性、連續性。通過對這一時期民間文藝學思想史的勾勒，可以完善20世紀中國民間文藝學學術史、思想史以及20世紀中國文學史、思想史的研究，並補充1949年以後民間文學研究梳理之缺乏和不足。

在此立意之下，我們梳理了1949-1966年民間文學的基本問題、基本話語，重新檢視了民間文學的理論建構，並在他人研究基礎上，重點探究了這一時期民間文學多民族性話語、民間文學介於文學與政治之間依靠自身的張力所建構的獨特的理論體系等。在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究與重新思考的基礎上，希望通過全面呈現1949-1966年民間文學研究的整體性與理論脈絡，為整個新中國民間文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一個參照，同時也可以為作家文學、少數民族文學提供有價值的鏡鑒；而且對這一時期民間文學理論特性的考量，除了對民間文學自身的理論反思有一定的價值，同時也可以為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思潮中民間文學理論的重新建構提供切實的參考意義。

新中國形象塑造與民間文學學科重構

口頭敘事相較於書面文學而言，其文學形式最顯著的特徵就是沒有固定文本。資料搜集並將民間文學文本「固定化」，成為民間文學研究的開端；建立民間文學資料總藏則是民間文學領域的終極追求。1949-1966年間「搜集」不再僅僅限於網羅材料，它與「整理」、「改編」等成為民間文學話語系統的重要概念，也成為民間文學研究領域的基本問題。通過對搜集整理討論鍾敬文編纂出版《民間文藝新論集（初編）》，劉魁立和董均倫、江源就民間文學搜集工作所展開的討論，《牛郎織女》入選中學《文學》課本，民間文學搜集「十六字方針」形成等事件，呈現了民間文藝對社會主義新型文學的構建，以此接駁並回應現代民族國家構建及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國家話語；同時民間文學領域也試圖進行民間文學批評話語的構擬。只是在「研究」與「鑒賞」被區隔之後，民間文學自主批評的話語漸趨消解。

這一時期民間文藝發展的另一重大特色就是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大規模搜集與研究。新中國民間文學話語與國家話語緊密關聯，其意識形態特性極其鮮明。她被納入「革命中國」 構建的進程，成為文學接駁國家話語的重要場域。民間文學在表層政治權力話語的影響中成為 「人民文學」的核心與中堅，但不容忽視的是這一時期民間文學深層運作的理論自覺。在這兩者中形成了一定的張力，逐步醞釀並形成了1949-1966 年民間文學領域的獨特性話語。通過對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當下的「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成立始末的論述以及《民間文學》刊物對民間文學領域學術話題的組織、學術方向的導引等的闡述，整體分析了他們對於這一時期民間文藝學發展的規範與意義。

民間文學重構的多文類呈現

1949-1966年的民間文學，在新的體制內獲得了一席之位，同時也納入國家管理體制，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領導下，全國民間文學搜集與研究全面發展。正如勞里·杭柯（Lauri Olavi Honko）所說：「文類的概念對於民俗學者、學生和民俗解釋者來說，都至關重要。不只是他們，還應包括民俗的使用者，即那群需要用民俗進行文化交流的人。」這一時期，民間文學不同文類，即民間故事、歌謠、民間傳說等依照書面文學劃分的散文體、韻文體都得到發展。同時，民間文學成為新的國家話語與國家形象塑造的一個重要領域。基於民間文學材料改編的戲曲、影視蓬勃發展，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少數民族政策的全面實施與推廣，壯族的《劉三姐》、彝族的《阿詩瑪》、傣族的《召樹屯》、侗族的《秦娘美》等興盛一時。此外，民間文學的作品與研究進入各個領域，除了民間文學的專門性研究刊物《民間文學》外，新中國初期，《光明日報》《詩刊》等黨政機關報以及主流文學的刊物都大量刊載民間文學作品及研究文章。因此可以說，1949-1966年民間文學，不僅各個文類都得到發展，而且研究輻射範圍全面拓展。其中較為典型的就是這一時期童話的多向度重構、新民歌運動中民歌的跨界域發展與影響、劉三姐傳說的創編、少數民族神話在民族國家與文化遺產共構語境中的建構和拓展等。

1949-1966年童話在現代中國的興起與民間的發現休戚相關。最初她是塑造「新民」的文藝樣式之一。到了新中國，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童話已歷經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她在新的語境中實現了蛻變，在「民間」與「多民族」文學語境中，從教育價值與幻想層面進行了重構。1958年新民歌運動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事件，對於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而言亦極為重要。在這一歷史事件中，民間文學出現了大繁榮，民歌帶動了詩風的改變，打破了「民間藝人」與「作家」的閾限，新型的「農民詩人」成為社會主義「文藝戰線上的先鋒」，他們與作家共同抒寫新的政治生活和勞動生活，民間文學的價值與功能發生了變化，同時作家文學和民間文學的「目標受眾」都發生了轉換。20世紀五六十年代，劉三姐家喻戶曉，且影響延續至今。「劉三姐」從地域性傳說演化為「人民文學」的經典。1949年以後，國家有關少數民族的政策承繼和延續了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之前的民族政策，同時借鑒了蘇聯的民族理論。由於很多民族有語言無文字，而且他們的文學主要以口頭流傳為主，因此，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成為關注重點。以少數民族神話為例，除了繼續20世紀初至四十年代所注重的民族文化認同外，焦點轉向新的人民的文學實踐以及從文學上呈現新的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制度。在這一構建與實踐過程中，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尤其是神話）成為重要的民族文化遺產和珍貴的文化史料。

重新思考民間文學的理論構建

民間文學的第一性是文學性，她與作家文學（或書面文學）共同分享著文學的本質。但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不同，她的文學性表現與後者有顯著差異，即她的特殊性，這正是民間文藝學的學科特質。

通過對1949-1966年民間文學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時期文學與國家話語交融過程中，民間文學理論建構呈現出獨特性。這一特性並不能用意識形態一語以蔽之，其複雜性以及在政治與文學交融中民間文學的獨特價值與功能得以彰顯。但這一獨特性在新時期、九十年代學術反思中被視為「資料搜集」，不具有科學性，民間文學作品文學化顯著，「故事改寫」被簡單否定，等等。進入21世紀後，伴隨著對1949-1966年文學的重新思考，對於這一時期的民間文學以及相關文學事件更多開始了理性反思，重視它在文學史進程中的意義，從文藝戰略、現代性建構等視域將其回復到具體歷史語境，闡述它的複雜性。同時我們也看到，隨著「大文學觀」的推廣，尤其是近年來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興起，民間文學發展迅速，人們逐漸改變過去「知識精英文學話語」的「一元性」文學之理解。同時也要逐漸改變單一視角對文學本質的解析，實現文學的「多元共生」性。當然，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20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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