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導體往事：至少，被隆重當做過一次敵人

《與非解碼》系列

最近有一股花式寫史大潮。故事通常從一代梟雄還是人間芻狗時講起。作者先採信源，大膽剪裁，憑著行走江湖的經驗，只去再現那些「決定性的瞬間」，最終成就一條躍然紙上的因果鏈；還有人更上一層樓，除了主人公，還安排了一尊參照系，讓兩位階層懸殊的人物在文中各自蹉跎，各自雄起，再在某個人生節點狹路相逢，彼時，兩人或者命運反轉，或者殊途同歸……冥冥之中，讀者只可嘆服一種無法反抗的命運之力！

上述寫法的成文速度太慢，周末老老實實說一件往事。這事兒是白紙黑字的《日美半導體條約》，它被稱為美國有史以來爭議最大的貿易保護條例。

條約是什麼？

1986年，歷史性的《日美半導體條約》簽署。當時的里根總統發表公開講話，稱其「為美國半導體產業創造了極為有利的發展環境」，「證明了強力落實現有法律，將打開新的市場機會」，並稱讚美國對日談判團隊在延續數月的談判中，展現了超越一般的「強硬，技巧，和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決心」。

這個條約的主要打擊目標，是在全球存儲器市場上把美國同行打得落花流水的日本存儲器廠商。

打擊理由有兩條：

第一，這些廠商生產的產品（主要是256K DRAM），在日本政府資金支持下，以低於成本價的價格在美國傾銷，違反了公平貿易和市場經濟原則；

第二，日本政府一邊對外傾銷，一邊對包括美國在內的海外半導體公司實施市場限入，以至於美國公司在日本市場的佔有率極低 （大約10%）。

條約要求日本的通商產業省（MITI，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立刻採取行動，對日本半導體公司加強監管，以杜絕美國所指控的「傾銷」行為，具體做法是：

首先，每個季度，每個公司要按時提交所有商品的成本和交易記錄。為確保MITI嚴格把關，美國商務部要求不可僅列項「製造」、「營銷」和「研發」這幾項主要成本，更要詳細羅列將近30種非生產性成本，如「質保成本」和「銷售人員兩種不同提成」。MITI需要將這些報告交給美國商務部審核。

隨後，美國商務部在一番研究核算後，宣布他們認為合理的「國外市場價值」（FMV, Foreign Market Values），日本公司以此為底線，再往上加價在美國出售；同時，日本在第三國進行銷售時也必須遵守同樣規定。

條約的另一個重點，是日本政府被要求「積極協助美國及第三國半導體廠商提高在日市場的佔有率」。如果必要，MITI要監督日本廠商自行減產，從而讓海外半導體廠商能夠在供應不足時登堂入室。有意思的是，美國並沒有在條約中明文規定，它到底希望日本讓出多大的佔有率；但是在一個秘密的附加文件里，美國以一種強硬的「建議」口吻，要求條約簽署後5年內，美國應享有日本市場「20%以上」的份額。

這個聲稱要為「自由貿易」發起正義之戰的條約，日後因為「操縱貿易」被經濟史學家定性。

吃相為何如此？

因為真的急了。

從二戰戰敗到工業崛起，日本在短短30年里製造了全球無雙的奇蹟；日本DRAM廠商的獨步天下，是這個奇蹟中的光輝篇章。這固然和日本民族勤奮敢拼的本性、如琢如磨的工匠精神有直接關係，也少不了借力於日本「官產學」的合力並舉、受益於日本財閥給予的資金彈藥。但無可避諱的是，其中確實有他國不可複製的歷史機緣，雖然這種機緣日後又更加深了美國對於日本的怨氣。

論國家關係，美國和日本在戰後即結成牢不可破的戰略同盟，從政治、經濟到軍事，兩國之間的經濟摩擦至今都未能影響堅固的依附關係；論企業合作，日本是領先於中國、「用市場換技術」的老運動員。他們在戰敗後百廢待興之時打開國門，大舉引進美國高科技公司在日設立製造廠。東芝，NEC，索尼，三洋……所有後來成為日本產業中堅力量的日本電子公司，初期都曾從IBM、德州儀器、摩托羅拉、仙童、GE、RCA等高科技公司購買過先進技術、或與之成立過合資公司。那時的美國對於技術輸入日本並無多大戒備，很有老大哥幫助跟班小弟修身齊家治國的氣派……直到20世紀70年代「日本製造」開始橫掃全球，跟班小弟眼看就要搶班奪權平天下之勢，美國人才開始另眼相看，嚴陣以待。

對此，日本人的應對深思熟慮。在明確自身技術特色之後，他們選擇避開當時利潤率最高的正面戰場——高性能計算機市場——而是全力聚焦在內存產品上。

第一，這類產品無所不在，用量極大。計算機革命席捲全球之際，如能藉助內存獨佔一隅，日本的產品將隨著美國的計算機滲透每個角落；

第二，和CPU，微處理器、微控制器相比，DRAM高度標準化的技術和工藝是日本踮起腳尖還可以去夠的。畢竟，當時的日本已從美國得到大量技術工藝，而在美國高科技公司工作的日裔美人，也有人願意迴流建設新日本。

而最核心的一條理由是，美國那些最令人忌憚的半導體科技公司，並不將DRAM等內存產品作為產業戰略要地加以投入。以這些公司毫無爭議的技術霸主地位，他們完全發力更高端的半導體產品類別，賺取更豐厚的利潤、開發專利壁壘更森嚴的產品。

就這樣，目標明確，錯其鋒芒，動員政府、財閥、企業、學界各方投入，日本矢志不移地將存儲器作為自己半導體產業升級的跳板。他們花了10年時間，傾國之力引進設備、開發產能，憑藉低廉的人力成本、優越的產品性價比，將全球內存市場逐步擺平。據當時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的統計，1972年到1986年年間，美國內存廠商的全球市場份額從70%陡降到20%，而日本則從不到30%左右躍升到75%。這樣的態勢，給貫穿美國80年代的「日本威脅論」增添了證據：從電視、冰箱，到摩托車、汽車，再到美國人視為高科技之魂的半導體，日本製造業都在步步緊逼、甚至反轉超越。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如坐針氈，擔心不光是DRAM失守，日本還將在其他高精尖半導體領域長驅直入。而當時的民意基礎也給貿易保護主義提供溫床。美國百姓一邊享用「日本製造」的價廉物美，一邊接受這樣的觀點：「美國自由貿易原則被日本所濫用」；「美國企業被日本人逼到了絕路」；「日本正對美國進行經濟入侵，我的工廠倒閉日本難逃其咎」。

1985年，半導體行業內浮動的憂懼情緒達到頂峰。這一年，日本內存公司壟斷了美國國內92%的256K內存市場，美國從日本進口了有史以來最多的內存晶元。美國老牌內存廠商美光、英特爾（當時還有內存業務）坐不住了，他們出動自己的強大遊說機構，要求美國政府對日本內存產品實施進口限制，指控這些日本公司大舉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進行傾銷自己的產品，同時申訴自己在日本無法開展不受歧視的銷售業務。那時的美國政府受制於當時高企的美元匯率、下挫的出口貿易，以及計算機產業「3年增長5倍」之後出現的增長乏力，也迫切需要打開出口海外的市場。半導體產業看起來是最好的切入口。

1986年，《日美半導體條約》在這樣的政經背景下出籠。

得失如何衡量？

對於該條約究竟對美國、日本的整體經濟產生何種影響，如何衡量利弊得失和後繼影響，從那時到現在多有爭議。事實上，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對此普遍批評譴責，認為它開了一個糟糕的先例，英國《金融時報》公然指責它是世界貿易史上一個「虛偽透頂」、「貿易操縱」的反面典型。時任里根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之一、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Douglas Irwin指出，1985年美國半導體產業銷售額的劇減，其實只有三分之一來自於市場份額丟失，三分之二的損失要怪罪當時全球計算機市場增速放緩，即便是日本半導體企業，也遭遇了美國同行所遭遇的減產、裁員、出口下挫。然而，即便大家過的都不好，如果有機會訴諸政府重手，樹立一個同仇敵愾的替罪羊，給自己爭取一個爬出逆境的機會，很少有人會去拒絕。

1986年條約實施之後，結局的幾條走向大概如此：

? 條約規定，日本內存廠商不得以低於美國政府認定的合理價格進行銷售。美國經濟學家對此抨擊最大，他們認為美國商務部的FMV定價方法老舊，完全不符合半導體行業的特有價格規律，反而成了送給日本公司的厚禮——這些公司針對美國和海外市場提價銷售之後，利潤率和利潤額雙雙增長。所有沒想到賺上的錢，現在都可迴流日本企業，讓他們獲得更充裕的研發基金，投入下一代DRAM產品的研發。

? 條約本想推動美國內存廠商重奪霸權，然而美國內存廠商卻無心奪回全球內存市場的霸業。內存生意的特點是它猶如資本黑洞，必須依靠大量資本投入，實現產品的更新換代，而迭代之後的產品售價也隨之應聲落地——兩年前賣100美金的DRAM產品，兩年後只值5美金。和日本內存廠商不一樣，美國企業並無政府或大財閥真槍實彈的資金支持，因此他們不可能效仿日本競爭者的「一往無前」——他們自主選擇避開內存市場，而不是借1986年的條約重新去拿這個燙手山芋。

? 毫無爭議從條約內容中獲利的美國公司，只有美光和德州儀器，美光在1986到1988年的銷售額劇增6倍，德儀的DRAM產值則佔到整個公司的60%。該條約實施期間，兩家內存廠商總計製造了2,300個新增崗位。

? 然而，如果把目光放遠，內存行業增加的每一個就業，都伴隨著美國計算機企業流失的崗位。有學者分析，美國計算機行業最後變成條約最大的受害者。這些公司不得不多付出30%-40%的價格購買日本內存，也就是說，他們的產品售價比日本競爭者至少高30%。最終，消費者必然用腳投票，轉投日本逐漸趕超上來的計算機品牌（東芝、富士通、NEC等）。

? 1987年，條約生效後一年，里根政府認為美國在日市場份額遠低於秘密文件中提到的20%，於是宣布對總額3億美金的日本商品徵收100%關稅；日本種種抗議之後，該懲罰仍然保留，但是總額降到1.55億美元。截止1992年，美國在日市場份額略超20%，比1986年增長一倍。這被裡根政府作為強硬對日手段的勝利屢屢提及，支持媒體對此贊曰「你不推，他不走」。 這種思路為後來里根的忠粉特朗普加以消化利用。

1991年，日美兩國在1986年條約即將過期之時，開啟續簽談判。這時，全球經濟形勢和兩國產業格局發生了改變：

首先，美國半導體產業在高精尖研發領域一騎絕塵，他們認為自己過高估計了日本半導體廠商的技術研發實力，而日本從DRAM跨越到其他核心半導體領地的速度也低於預期。在排除了「日本半導體崛起對美構成實質性威脅」的擔憂之後，美國政府更願意回到「讓民間的歸民間」，以避免國內外、行業間的紛爭和矛盾。此時，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產業繁榮和技術自信，已經讓貿易保護主義失去了當年破土而出的土壤——那種對日本製造急速擴張的憂懼。

其次，因為日本日元升值、大量資金轉入房地產開發，幾大內存廠商無法再得到充裕資金，沖抵設備投入及上一個景氣循環所造成的巨額虧損；與此同時，韓國廠商、台灣地區廠商開始拍門叫陣，一個要挑戰日本的內存霸主之位，一個要發展自己的晶圓代工。內外交困下，日本半導體行業微微顯現出體力透支、又缺補給的虛弱。

最終，日本政府要求美國拿掉FMV的規定，不再要求日本企業按照美國的定價標準制定海外售價；同時，他們只答應「提高海外公司在日本市場的佔有率」，但拒絕給出具體數字。對此，美國方面均予默認……如果和1986年條約相比，1991年的更新版看上去可謂「一團和氣」，不復當年的劍拔弩張。日本政府作為喜訊向日本民眾宣布了這一重大勝利，表示自己終結了5年來被美國干預本國產業發展的歷史；而美國政府只輕描淡寫地說，「這是我們要求日本政府繼續開放市場、尊重自由貿易的積極成果」——就這樣，老大哥和小兄弟的穩定格局再次恢復；而當年那個四處挑戰舊秩序的少年身影，看上去已經過完了他的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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