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的抗戰準備

從「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的6年中，國民政府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採取了妥協、退讓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喪權辱國的惡果。但隨形勢變化，國民政府在「安內然後攘外」的政策指導下，著手進行抗戰的準備。

(一)確立國防領導體制

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時曾設立軍事委員會。1928年8月，在國民黨召開的第二屆第五次中央全會上宣布撤銷軍事委員會。1932年1月28日日軍侵略淞滬，因此3月1日召開的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定恢復軍事委員會，「其目的在捍禦外侮，整理軍事」，由其負責「國防綏靖之統率事宜」，第一次將國防的內容寫進軍事委員會的組織大綱。

1935年，由於日本侵略步步加緊，國民政府將1932年11月在參謀本部所設的國防設計委員會與兵工署資源司合併，改組成立資源委員會，直隸于軍事委員會。該會掌理人才和物資資源的調查、統計與計劃研究，工作重心為與國防有關聯的重工業建設。規定凡國防上所必需，經濟上有統籌之必要，以及規模宏大、需要特殊設備和技術之事業，均由國家經營。1935年12月，日本策動的「華北自治」運動日見猖獗。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壓力下，12月6日，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在政治委員會之下設立國防委員會。該委員會和法制、內政、外交、財政、經濟、教育、土地、交通等專門委員會平級。此時的國民政府一方面準備抵抗日本侵略，一方面又避免刺激日本，國防委員會和其他8個專門委員會平列，因而國防委員會並沒有突出的地位。

1936年春，軍事委員會內增設首都警衛執行部(內分3組)，主管對日國防事務。此為軍事委員會在組織職能上第一次作出對日國防的表示。

同年7月10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會議於13日將組織國防會議及粵桂兩省軍事、政治的調整案一併議決，通過了《國防會議條例》。該會隸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任務是討論國防方針及關於國防各重要問題。審議事項有：一、國防方針；二、國防外交政策；三、關於國防事業與國家庶政之協進事宜；四、關於處置國防緊急事變事宜；五、國家總動員事宜；六、關於戰時之一切組織；七、其他與國防相關聯之重要事宜。國防會議議長、副議長各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行政院院長擔任。因兩機構的長官均為蔣介石，故國防會議由蔣掌管一切。成員包括三部分：一是中央軍事機關各長官，包括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參謀總長、軍事參議院院長、訓練總監、航空委員會委員長；二是行政院各有關部，包括軍政、海軍、財政、外交、鐵道、交通各部；三是由中央特別指定的軍政官員，為各地綏靖公署主任、省主席，包括兩廣地方實力派的頭面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余漢謀等。 該會是在全國抗日熱情進一步高漲的情況下成立的。

西安事變後，全國上下初步形成了團結抗日的局面。1937年2月，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主席團提議，為國防的需要設立國防委員會。大會通過並由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三十七次會議通過《國防委員會條例》， 依條例成立了國防委員會。這個機構和前已成立的國防會議有很大的不同。不同點為：

第一，國防委員會級別高，為「全國國防最高決定機關，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負責任」。

第二，國防委員會是一個實權機構。其職權是：國防、外交政策之決定，國防作戰方針之決定，國防費用之編製與籌備，國家總動員事項之決定，國防緊急事變之審議，其他與國防有關重要問題之決定。另外，「為便利決議之執行」，直接秘密指導國民政府的軍事及行政各高級機關，並督促其完成。

第三，把「國防作戰方針」和「國防緊急事變」提到了很高的位置，規定「其行動應絕對秘密」，「凡參與會議者及工作人員不得將任何決定事項向外發表」。

第四，組織機構擴大。該機構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員會正、副主席兼任之。其組織成員包括：(一)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秘書長、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二)五院院長；(三)行政秘書長，內政部、外交部、財政部、交通部、鐵道部、實業部、教育部各部部長；(四)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辦公廳主任，參謀本部總長，軍政部、海軍部部長，訓練總監部總監；(五)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包括了黨、政、軍各方面的高級長官、實權人物)。地方各實力派人物因與領導全局、決策重大問題關係不大，因而沒有安排。從另一面看，這說明在抗日這個重大問題上，全國各地的實力派與中央已趨於一致(當然也有對作戰機密的考慮)。該機構是國民政府黨、政、軍一元化領導之肇始。

國防委員會成立不到4個月，全面的抗日戰爭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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