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說一說納稅
今天，說一說納稅
徐敏
從小，我們所受到的教育，類似於被驢踢過，所以很多常識性的道理，我們並不真正清楚。國外的許多事情，我們不消說被灌輸得糊裡糊塗；就連國內的東西，也一樣被整得葷七八素。
一直以來，我們對於自己的省長、部長們在幹些什麼，是無權過問的。說這話口氣大了，往小一點說吧，市長、縣長，我們能過問嗎？甚至鎮長、村長，你能過問嗎？就連國庫中的鈔票，其流向何方，施於何地，也根本不同咱們商量。曾經的一份報紙，現在唯恐訂數有限而需廣告宣傳的《參考消息》，民眾一度是沒有資格訂購，也沒有資格閱讀的。雖然所謂的「知情權」在今天已經漸露出許多曙光，但「內參」這樣的東西，依然還是內外有別。民眾作為「另類」的身份，並未徹底改變。
古代社會的傳統，在現代社會的意識中，似乎還顯得根深蒂固。老百姓作為供養官員的父母，有數千年的歷史，是一直被定位在六畜或兒子一樣的地位。譬如我們所熟知的劉備，先是徐州牧，後來是益州牧。那名稱其實就告訴我們，劉備是牧場主，其治下的百姓，就如《敕勒歌》中唱的，「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只是一群逐水草而居的牛羊而已。後來官員倒是不稱「牧」了，卻又變成了「父母」，再後來又變成了「公僕」。
但無論「父母」也好，「公僕」也罷，民眾被人統治的身份，其實並未改變，應該是不爭的事實。一直以來，官員都是坐在堂上；民眾則跪於堂下，被驅使著，鞭打著，訓斥著。
故而長期演練的結果，是人民都翻身解放數十年了，又口口聲聲被喚作「主人」，卻始終沒有個主人的尊容。
這問題源出何處？我就鬧不明白。這些天偶然讀了幾則消息，才似乎漸漸有些省悟。
其中一則來自《觀察與思考》，是說納稅的。
納稅是古已有之的名目，哪朝哪代的百姓不交皇糧呢？西漢的「三十稅一」，唐朝的「租庸調製」，滿清的賦稅徭役，老百姓一律是在遵循著完稅納糧，當差服役的故事。李闖王造反時，倒是傳唱過一首歌謠：「吃他娘，穿他娘，闖王來了不納糧，開了大門迎闖王。」但你真要把他迎進門了，不納糧才是怪事。其實道理就很簡單，造反時橫行天下，完全不講法制，沒吃沒喝時，就打土豪分田地，自籌軍餉；吃不完的，還可以拿來「開倉濟民」。然而一旦坐了天下，他的那些兵們、官們，要吃要喝要享受，不找老百姓找誰要去？
故而但凡組成社會，納稅便成必然的公義。西方有句名言：「在我們這裡，除了享受陽光和空氣外都要納稅。」可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不過同樣是納稅人，東西方似乎就有很大的區別。
「在美國，居住在A市的邁克發現他們的市長最近用公款到B市去了一趟。他可以以納稅人的名義到法院起訴他們的市長，起訴的憑證是他的納稅證明，起訴的事實和理由是他認為市長這一趟旅行並非出於市政建設或公務的需要，而是他的女兒在B市的大學讀書，他這一趟旅行完全是假公濟私，要求法庭判決市長向公眾賠禮道歉甚至引咎辭職，並自己掏腰包為這趟旅行買單。如果法庭判市長的B市之行不是必要的，對A市的發展並無實際意義，那麼不僅這趟旅行得自己買單，連律師費也得自己掏，賠禮道歉是過不了關的，最明智的選擇是辭職，同時也意味著政治生命的終結。」（見《觀察與思考》劉曉林文）
乍一聽來，簡直有如「天方夜譚」。咱們也是納稅人啊，只不過是東方的納稅人，卻顯然沒有西方納稅人的權利。
我們敢為了這點所謂差旅費告市長嗎？即便敢告，法院會受理嗎？又即便法院膽子大，他敢依法判決嗎？也許有敢的，但我目光短淺沒有看見。
西方人很明白的知道，是納稅人的錢支撐了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機構和警察、軍隊在內的整套國家機器的運轉，納稅人是他們的衣食父母，毫不含糊的「爹媽」。爹媽管教孩子、教訓孩子，那是他的責任，也是他的權利。這道理就如同兒子不盡贍養義務，父母就可以一紙訴狀告到法院。
所以西方人敢告市長。
反觀我們的官員，那比兒子還要低一等級的「公僕」，何嘗怕過主人？實際倒是主人常常恐懼公僕，讓人想起有些忤逆不孝的子孫，是連父母都敢動手打罵的情況。
這就難怪我們的官員，會出現朱鎔基總理列數的幾大弊端：第一跑官，第二追求享受，第三擾民，第四瞎指揮。
造成如此惡果的原因，是公僕們的權力，從來不受民眾監督。
所以中國的老百姓受了委屈，只敢上訪。但上訪要冒風險，有時被半道截回，直接就弄進了精神病院。
看來同樣是納稅人，又同樣是在納稅，確實就有很多講究。最起碼應該講究的一點，就是納稅人的權利必須獲得保障，而且是不折不扣的保障。人家是怎樣保障的，我們就應當怎樣保障。且按照社會主義優越於資本主義的理論，我們的保障應當更加充實而堅強。
然則納稅人的權利如何保障？最簡單的回答，是靠民主制度。當一個國家連元首都可以彈劾的時候，則這個國家的民主制度，也一定能保障納稅人享有的自由和權利。
2004/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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