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美國研究的範式確立與轉換及問題
【本文作者】
金衡山，全國美國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常務理事、英語語言文學博士生導師。現為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並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通訊評審專家。長期從事美國文學、文化等領域研究。主持並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項。出版《自我的分裂：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中的當代美國》（英文）、《厄普代克與當代美國社會》《印跡深深：冷戰思維與美國文學和文化》等學術專著；出版《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地下人皮克》《庶出的標誌》等暢銷譯著；主編或參編《新世紀研究生英語》《專業碩士研究生英語》《美國大眾文化》《美國詩歌選讀》《美國散文選讀》等教材；在《北京大學學報》《外國文學評論》《國外文學》《當代外國文學》《外國文學》等CSSCI期刊發表論文50餘篇。
摘要
美國（文學）研究在美國有其歷史的發展軌跡，經歷了從總體探索美國的特徵到關於美國的統一共識的瓦解的過程，其研究範式的確立與轉換反映了現實與歷史的變遷，其中的發生機制值得總結，對了解美國的過往、當下及未來的思想潮流不無幫助。
關鍵詞
美國研究；美國文學；研究範式；轉換機制
開始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美國研究把研究美國以及美國的特徵作為目標，文學是其重要的研究內容。檢討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美國（文學）研究[1]可以發現，其核心內容經歷了範式的確立與轉換的過程，從起初的挖掘與闡釋「美國心靈」（American mind）的意義到後來的「神話-象徵」模式的建立，之後伴隨多元文化主義思潮的影響，開拓出階級、性別、種族等方面的美國文學之表徵研究，近年來裹挾著全球化的風尚，跨民族視野話題又頻頻出現。這個範式的轉換過程，一方面與美國社會和文化的風向轉變相關，如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政治權利運動帶來的以多元性為主的文化價值判斷的變化，另一方面則是與美國社會中一直存在的對於「美國性」的探究相連，其中的發生機制對了解美國（文學）研究的過往、當下及未來的思想潮流不無幫助，值得總結。
一、民族與國家意識層面的意義：
美國（文學）研究誕生的歷史側影
1945年，年輕的美國參議員威廉·富布萊特向國會遞交了一份旨在促進國際教育交流的議案，得到國會的積極響應。第二年杜魯門總統批准了這份議案，以法定形式確保它的實施，翌年冠以「富布萊特」名稱的國際教育交流項目以美國政府的名義開始在世界各地出現。[2]此後，美國政府開始大規模推行國際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動，以向外宣傳「美國」的理念，而此前此種行為基本上是由私人渠道來完成，美國政府並不插手。[3]富布萊特本人之所以提出這個國際教育交流計劃，是基於他對美國外交政策應「保障盎格魯-美國文明免於被摧毀」[4]這個目標的思慮，這自然也符合戰後美國總體對外戰略。與1947年開始的馬歇爾計劃一樣，富布萊特項目的實施顯示了冷戰初期美國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所謂「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是美國政府向外宣傳美國民主思想的一種文化策略。
威廉·富布萊特
與政府向外行為相關的是，幾乎是在同一時期，美國的人文學界出現了一個「向內轉」的現象，一批以美國思想、文化、歷史、文學和政治為研究對象的專著陸續出版，這些著作的內容各不相同，但研究方式有諸多異曲同工之處，都試圖從總體上探究美國社會在上述這些方面的特徵，之後被稱為「美國研究」的學科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形成。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Richard Hofstader，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1948）、《美利堅文學史》（Robert Spiller et al，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48）、《處女地：作為象徵和神話的美國西部》（Henry Nash Smith，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1950）、《自由主義的想像》（Lionel Trilling，Liberal Imagination，1950）、《美國小說的起源》（Alexander Cowie，The Rise of American Novel，1951）、《美國政治的天才》（Daniel Boostin，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1953）、《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自美國革命以來的政治思想的闡釋》（Louis Hartz，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1955）、《美國文學的周期：歷史批評論章》（Robert Spiller，The Cycl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 Essay in Historical Criticism，1955）、《美國的亞當：十九世紀中的天真、悲劇與傳統》（R. W. B. Lewis，The American Adam： Innocence，Tragedy and Tradi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55）、《安德魯·傑克遜：一個時代的象徵》（John William Wards，Andrew Jackson： Symbol for an Age，1955）、《美國小說及其傳統》（Richard Chase，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1957）。此後，這種以總體——日後被稱為「神話-象徵」[5]為切入方式的研究還延續到了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諸如《美國小說中的愛與死》（Leslie A. Fiedler，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1960）、《花園中的機器：技術與田園理想在美國》（Leo Marx，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1964）、《布魯克林大橋：事實與象徵》（Alan Trachtenberg，Brooklyn Bridge： Fact and Symbol，1965）、《邊疆：美國文學和美國西部》（Edwin Fussell，Frontier，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West，1965）、《永恆的亞當和新世界花園》（David W. Nobel，The Eternal Adam and the New World Garden，1968）等代表性著作。[6]
與此同時，美國研究的學術刊物和學術研究機構也開始設置和建立。1949年在明尼蘇達大學創辦的《美國研究季刊》（American Quarterly）出版發行，此後經過1951年歲尾和1952年早春期間的醞釀，「美國研究學會」（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成立，[7]被認為是美國研究進入「成熟期的標誌」。[8]從歷史背景而言，這個時期的美國研究與冷戰初期的形勢錯綜相連：東西兩個世界的對峙在意識形態上尤其凸顯其鋒芒，顯示了文化宣傳戰略的需要，美國研究也因此無論如何脫離不了與政治需要的聯姻。無論是學術團體還是學術研究本身，在冷戰後的一些論者看來，都與美國的冷戰大局和冷戰思維不無關聯。[9]但也是在回顧美國研究的發展進程時，有論者發現，美國研究的出現一方面與冷戰初期美國的地位需要以及用文化闡釋作為支撐依據的努力相關，另一方面也與美國歷史進程中「對於文化民族主義的自我意識以及這種意識的覺醒」有關。[10]從這個角度而言，美國研究作為一種研究方式實際上可以往前延伸到20世紀初期的維農·帕靈頓。帕靈頓著有三卷本《美國思想主流》（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1927），被譽為「美國研究知識領域的開創者」，[11]他以一己之力並以非學院派研究者的身份梳理、總結、凸顯了美國自殖民時代以來的人文思想潮流，確定了在此過程中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主要人物，為美國的文化自覺意識的覺醒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美國文學可謂帕靈頓思想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儘管美國文學在美國大學中的教學可以追溯到19世紀90年代，甚至更前，但直到1918年，美國文學並沒有作為一個單獨的學科出現在課程中，此後的很長時間也沒有被給予特別的關注。[12]帕靈頓筆下描述的廣義的「美國文學」（American letters）的出現改變了美國文學被遺忘的狀況，愛德華茲、富蘭克林、傑弗遜、林肯、庫珀、愛默生、梭羅、富勒、艾倫·坡等後來被列入經典的美國思想家和作家，都在帕靈頓生花妙筆中得到了充分展現，[13]從而為美國文學的演化基調奠定了基礎。在此前後，美國的一些大學也開始了美國思想課程的開設，如耶魯大學在1926年開設了美國思想和文明課程，[14]十年後哈佛大學開辦了「美國文明」項目，招收攻讀這個方向的學位生，《美國文學》刊物也在1929年創辦。[15]按照美國研究學者懷斯的說法，這個時候的文學研究出現了一種躁動，要向傳統的學科分界——即美國文學尚未成為獨立學科的狀況發起挑戰，其中的一個訴求便是對於「美國心靈」的探尋。[16]這種探尋在隨後的美國文學研究中獲得了豐碩的成果，一個標誌是《美國的文藝復興：愛默生和惠特曼時代的藝術與表達》（American Renaissance： 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在1941年的出版，該書的作者、哈佛大學教授馬西森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帕靈頓開創的文化史的描述，同時確立了「美國的文學身份」。[17]所謂「美國的文藝復興」，馬西森解釋說，「並不是對此前在美國存在的價值的復興，而是展現美國式的繁榮，展現其第一次成熟期，確定其在藝術和文化進程中的遺產」。[18]至1947年，超過60所美國高等院校給本科生開設了美國文學課程，[19]美國文學身份的確立對這種繁榮景象的出現自然功不可沒，而這與差不多同時期開始的美國（文學）研究的大規模展開有了近乎完美的銜接。
American Renaissance： 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
二、邊界與跨越邊界：
美國（文學）研究範式的確立與演變
按照提出範式概念的美國科學史學者、哲學家庫恩的看法，「範式」的作用是對發展中的學科提供一套指導原則、模式和解決的方法。[20]從這個角度而言，帕靈頓的思想史研究具有範式的特點，因為他確立了把美國作為研究對象的重要性，從民族意識的高度提出了美國思想的發展脈絡，從而為後人探究美國的文化特徵打下了基礎，而這本身也提供了認識美國社會的指導性原則。就美國研究發展歷史的角度而言，懷斯指出，從帕靈頓撰寫《美國思想主流》到1965年埃蘭·查騰伯格（Alan Trachtenberg）發表《布魯克林大橋》一書，在這個漫長的時間段里，一直存在著一種「共識」，一種可以泛稱為「範式」的東西，指導著人們研究「美國的經歷」以及如何進行這種研究。也是在這篇被認為是「引述最多的」[21]美國研究綜論性的文章里，懷斯總結了美國研究從帕靈頓到查騰伯格經歷的共識和留下的遺產，主要有五個方面。首先，美國研究確定了「美國心靈」的存在，同時確認這是一種具有統一指向、可以歸為一個共同體的思想；其次，研究美國是要區分新世界與舊世界（歐洲大陸）的區別，這一點其實就是沒有明言的美國例外論的翻版；再者，美國的思想具體表現在一些能夠代表美國的人物身上，如從殖民時期的羅傑·威廉姆斯到文化自覺時期的愛默生等；然後，研究的中心集中於與美國相關的一些主題如清教主義、個體主義、進步概念、實用主義、超驗主義以及自由主義等；最後，美國研究的對象應該放在「高尚文化」（high culture）上。[22]
羅傑·威廉姆斯
懷斯的總結高屋建瓴，凸顯了美國研究的目的和要旨。與此同時，需要總結的另一方面是具體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在這一方面，著名的美國文學研究學者斯皮勒通過對帕靈頓研究方式的闡釋，指出了美國研究的方法與路徑。他在一部論述美國研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著作中，將帕靈頓的研究方法對比於此前的文學研究方式，指出以往的文學研究建立在語文學的傳統上，即從文學繼承的角度闡釋作品的意義，而在帕靈頓這裡，這種方法讓位給了「一種把文學看成是環境的直接成果的理論，既來自於作者經曆本身也來自作者經歷之外，它讓作者的藝術表達臻至完整」。[23]斯皮勒的闡釋也是建立在他自己的實踐基礎上，即把美國文學活動看成是「事實上的美國生活」的一部分，並由此可以深入到「美國的經歷」（American experience），這種思想充分體現在他於1947年主編的《美利堅合眾國文學史》以及1955年出版的專著《美國文學的周期》中。
懷斯和斯皮勒從不同的角度總結的美國研究和美國文學研究的指向、目的和方法在很長時間裡成為了一種中心範式。帕靈頓之後的諸多美國研究和美國文學研究著作都多少表現了各自特有的內容和方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又都可以回溯到上述總結的中心範式上來。因此，我們有必要選擇一些代表著作——以美國文學研究或者是包含了文學研究在內的美國研究作品為主，做一番探索，以勘明此種範式所經歷的過程。
帕靈頓在《美國思想的主流》一書的導言里，一開始就闡述了他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要闡釋美國思想是如何產生、如何遭遇反對、又是如何產生影響以至形成當下的特徵的，而要完成這個任務，他「選擇了一條寬闊的道路，融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於一體，而不是狹窄的基於『美文』的純文學作品（belletristic），主要研究內容放置於構成文學流派和運動發展的各種勢力之中，它們形成了思想的體系，而文學的潮流最終是從中發展出來的」。[24]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帕靈頓的道路是一條跨學科之路。但是，帕靈頓時期的學科概念與現在的情況應有所不同，不能用現在的跨學科概念去做簡單理解。所以，一個更加合理的理解方式是斯皮勒所說的，把文學作為「環境」影響的直接後果，在這個意義上，帕靈頓所言的「寬闊」之路實際上是強調背景的作用，但是這種背景本身是由各種思想組成的，對這些思想的分析應以思想家和文本為基礎，也就是直接進入歷史的具體語境，同時又從中歸納出代表性的思想潮流，而文學則是放置在這些潮流中加以闡釋。這樣，懷斯提到的自由主義、超驗主義、清教主義等自然成為帕靈頓筆下的主要分析對象。因此，可以說帕靈頓的方法是以歷史語境為導向，以核心思想歸納為目的，縱橫交錯地勾勒出美國思想的發展脈絡。與此同時，可以說文學研究的邊界問題，從帕靈頓這裡一開始就遭遇了跨越，這種範式對日後的美國研究以及美國文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41年出版的《美國的文藝復興》對美國文學的研究延續了帕靈頓開創的歷史背景說，作者馬西森特彆強調他要闡釋的是作家們所處的時代背景：一個「鐵路、鐵船、工廠和全國範圍內的工會開始在那些年裡成為主要勢力」的時代，一個「十八世紀的自由精神與正在冉冉上升的剝削髮生衝突」的年代。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直言不諱地對他所理解的帕靈頓的方式提出了批評，認為其研究方法在突破了人為的文學與歷史的界線的同時，也有為了討論思想潮流而把藝術當成表達的工具之虞。在馬西森看來，「文學反映了一個時代，同時也照亮了這個時代」，而所謂「照亮」則是指文學本身的作用，文學不僅僅反映了歷史大潮流，它也有「自己的生命」。[25]批評家甑林（Jehlen）在評述馬西森的研究方法時指出，馬西森所堅持的歷史觀針對的是從30年代開始的新批評，後者的態度是反意識形態的，但同時馬西森又採納了新批評對主要作品的重視態度以突出其經典性，他所謂的「美國的文藝復興」本身含有經典塑造之意。在很大程度上，馬西森的這種試圖與帕靈頓式的歷史研究有所區別的美國文學研究方式開創了另一類研究範式，發展成了「一種新的形式」，即以對文學發展過程的研究為主，以對主要作家的闡釋為手段，梳理美國文學表現的特徵，在此之後，也出現了一批與其相似的美國文學研究著作。[26]而另一方面，帕靈頓的方式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延續，繼而發展成為了著名的「神話-象徵」研究模式。需要說明的是，兩者的研究模式並不是一種截然相對的關係，而是互相借鑒，歷史背景與文學闡釋的關聯無論在哪種方式中都始終是一以貫之的，所不同的是，馬西森式把中心放在文學上面，而帕靈頓式則是把文學納入整個思想或者是文化的大潮之中，因而也更加靠攏一般意義上的「美國研究」，但不可忽視的是兩者的目標指向皆是對「美國心靈」的闡釋和揭示。
沿著這個線索，對一些代表性研究作品進行一番剖析，便可看出其研究方法上的特點與淵源關係。例如，1942出版的《紮根本土》是一部闡釋現代美國文學和文學思潮的著作，「被公認為是美國文學研究的經典著作之一」。[27]該書也是「第一部關於現代美國文學思潮的長篇專論」，而且從方法論上而言，其作者卡津——年輕的非學院派文學批評家、紐約知識分子中的一員，與馬西森的文學研究思想有類似之處，他在此書的序言里開門見山地對30年代以來佔據美國文學批評界的兩種風潮展開了批判，即專註於所謂「美學」價值和社會學價值的批評思潮，前者指新批評，後者指30年代盛行的庸俗馬克思主義。[28]卡津指出，文學研究不能忽視文學本身，也不能忽視文學賴以產生的社會土壤，這兩者是一種辯證的關係；換言之，「文學並不是由『社會』生產出來，而是產生於一批批的個人，產生於個人的情感、知識和才能」。這一點與馬西森所說的文學有「其自己的生命」，文學能夠「照亮」一個時代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處。在評述帕靈頓的文學批評方法時，卡津也對其過分強調歷史決定因素提出了委婉的批評，認為帕靈頓評述美國歷史上著名的格蘭特將軍非常出色，而評論霍桑則頗為蹩腳，原因在於，在帕靈頓看來，「格蘭特是創造了『歷史』，而霍桑則僅僅是『反映』傳統」。卡津的批評或許更多地是緣於他對其時泛濫的簡單反映論的反感，但他把這種反對的情緒投射到了帕靈頓身上，難免失之偏頗。事實上，帕靈頓對霍桑以及其他文學家賦予了足夠的重視，與評述別的思想家們一視同仁。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卡津在著作中如同馬西森一樣，把現代時期的一些美國作家作為重點一一加以評述，為這些作家進入經典行列做出了貢獻。他評述的作家包括豪爾威斯、華頓、德萊賽、海明威、菲茲傑拉德、福克納等，並且需要指出的是，卡津並不是孤立地評論這些作家，而是將其放置於社會和文學思潮的大背景中，如20世紀初的民粹主義，之後的進步主義以及來自歐洲的自然主義等思潮都成為了卡津筆下縱論的對象。不僅如此，除了作家以外，卡津論述的對象也包括產生思想影響的非文學家，如經濟學家、《有閑階級論》的作者凡勃倫。他從這位經濟學家看待現代世界的批判態度入手，分析其思想與時代的關係，從中發現了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經歷的「機器過程」。這種從文學角度切入的分析，既有歷史的維度，又有文學與思想的深度，把歷史觀與文學滲透力有機地結合起來，其實是延續了帕靈頓與馬西森開創的研究方向。卡津這部作品結尾部分以「美國，美國！」為標題，他總結說他所論述的是「美國意識」，追尋的是「美國的傳統」，而這來自於「美國人民的故事」，也是基於一個「民族的自我發現」。[29]這自然也是懷斯所說的對於「美國心靈」的探索，與帕靈頓與馬西森的傳統是一致的。
卡津所說的「美國傳統」是一個廣而言之的概念，在另一個研究者的論說里則被壓縮成了美國小說的專有「傳統」，由此也可以進入對美國文化之特徵的理解。1957年出版的《美國小說及其傳統》一書從闡述美國小說傳統的角度出發，強調了美國文化中固有的思想淵源和表現形式。作者蔡斯闡明了美國文學一個固有的特徵或傳統，他用傳奇小說（Romance）一詞來界定這個特徵以區別於一般的小說（Novel），分析了從早期的布朗到霍桑、麥爾維爾、詹姆斯再到20世紀的菲茲傑拉德和福克納等一些具有這個特徵的作家的作品，從中勾勒出了美國文學的傳統脈絡。蔡斯區別了傳奇小說與英國式的現實主義傳統小說，認為傳奇特徵賦予了美國小說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情節誇張和牧歌情調」，更多的「朝向意識的底層，一種摒棄道德問題或者是忽視人在社會中的重要性的意願」。而這與美國本土具有的「新英格蘭的清教主義之精密的深邃，源於啟蒙時代的懷疑與理性思想以及富有想像自由的超驗主義」緊密相關。顯然，這些思想在蔡斯看來是構成美國文化的要旨，也是形成美國小說之固有特徵的淵源。從這個角度出發，蔡斯在具體作品分析時，充分利用了這些思想資源，把作品與美國的文化傳統結合在一起考慮，如他把霍桑的《紅字》看成是源於清教主義的寓言，認為霍桑的清教虔誠思想與理性精神間的矛盾，讓小說的人物也沾染上了濃厚的性格衝突色彩，主要人物海斯特既有「女王般的傲慢」，也有常人的「脆弱」，這讓該人物形象具有一種「吸引力」，產生一種「經久不衰」的力量，致使其成為一個「永恆的女人」，一個「永恆的人」。[30]在用傳統的文學手段分析作品的同時，蔡斯也凸顯了美國思想的塑形作用，尤其是在文學的表現上，美國思想更是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這種局限於文學內部的分析，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與卡津將作家作品置於歷史大背景下的闡述不盡相同，[31]但在指向美國文化特徵的表現方面，依然可與之相提並論。
納撒尼爾·霍桑
這種基於美國傳統思想的對美國小說特徵的探究，在1960年出版的《美國小說中的愛與死》中再次得到確認和強調。作者費德勒認為，美國小說從本質論是非現實主義的，甚至是反現實主義的，而且「早在象徵主義在法國發明以及進入美國以前，（在美國）就有了完備的象徵主義的本土傳統。它誕生於我們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深刻的矛盾與衝突，並由來自於清教思想的遺產得到延續，清教主義的一種『典型』（也是寓言式）的表達方式是把感覺世界看成一個可以解碼的符號系統，而非最終的現實世界」。當然，費德勒這裡所說的「符號系統」不是後來結構主義意義上的由語言構建的符號系統，而是指無處不滲透的美國思想傳統——如清教思想，在人們生活中的表現。這使得美國小說從布朗到福克納和威爾蒂，形成「一種哥特式的小說，非現實的和否定的，自虐的和誇張的，一種在陽光和肯定的大地里充滿了黑暗和怪誕的文學」。[32]從費德勒的探尋核心象徵手段的研究方法里可以看出他其實是受到了榮格集體無意識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費德勒也延續了從整體的角度探討美國文學中的美國性的努力。
如果說馬西森開創的方法經由卡津和蔡斯再到費德勒，文學研究中美國的特徵一步一步得到確證，同時原有的歷史與文學相結合的方式逐漸向著純文學研究的方向靠近，那麼，帕靈頓式的融歷史、思想、文學和政治於一體的「寬闊」研究法則在其身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在50年代及其後的神話-象徵研究體系中達到了高潮，被認為是美國研究的典型方式，而其中也蘊含了諸多對文學研究的啟示。
1950年出版的《處女地：作為象徵和神話的美國西部》是神話-象徵研究學派的開山之作，作者史密斯是第一個獲得美國研究方向博士學位的學者，他在這部作品中從歷史、神話人物、政治辯論、經典文學和通俗小說等多個方面入手，探究美國西部如何成為了一種精神象徵和文化典型，也即富有道德內涵的農業和「花園神話」在美國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所謂象徵與神話是指在話語層面上的信仰及其發生的影響力，也就是一種文化符號。史密斯在該書的序言中對此進行了解釋：「我所使用的神話和象徵含有一種廣泛的特徵，表現為一種集體的表徵，而不是某個單一思想著作的表現。我並不是要證明這種想像的產物可以準確地反映與經驗相關的事實。但是正如我試圖努力表現的那樣，這種想像的產物確實有時候會對實際生活產生決定性的影響。」[33]顯然，史密斯所謂「想像的產物」與意識形態相近，只是後者含有太強的政治意味以及馬克思所說的「虛假意識」，多年後史密斯對自己為什麼不用這個詞也做了解釋。[34]儘管如此，我們依然可以從文化的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理解史密斯所提倡的「神話-象徵」手段，亦即從不同的話語表述中發現共同的內容指向，通過具體文本和語境的分析找出共有內容的形成軌跡，用帕靈頓的話來說，這就是「主流」思想的表述。就研究方法論而言，史密斯突出了跨越學科邊界的努力，用一種綜合的方式尋覓美國文化中的核心思想及其象徵形式。其中文學也自然成為了表述方式之一，史密斯專門用一個章節的內容論述惠特曼與美國歷史中的「天啟命定」的關係，並從詩人的一些詩作中讀出其對這種「引導美國走向太平洋的帝國路線的命定過程」[35]的興趣，儘管篇幅不多，但文學在「神話」形成中的作用還是得到了強調。
神話-象徵學派的研究方式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回應，1955年出版的《美國的亞當：十九世紀的天真、悲劇和傳統》即是一例，作者路易斯在書的開篇就直截了當地說，寫作此書與勾勒「本土的美國神話」有關。如同史密斯，路易斯也指出美國的「神話」是一種「集體的行為」，必須從「文章、演說、詩歌、故事、歷史和佈道這些不同類型的作品中串聯成篇」，而之所以把《聖經》中的亞當作為一個象徵，是為展現「新的美國場景」，「新的個性」，「新的英雄冒險行為」，因為亞當是「一個脫離了歷史、樂與先祖分離的個人，未被家庭和種族的遺產羈絆和玷污，一個獨自站立、自力更生、自我奮進的個人」。[36]顯然，路易斯是借用這種純潔而天真的形象來勾勒19世紀美國文化演變的過程，他討論的人物包括哲學家、神學家、通俗小說作者、詩人以及作家等，其中庫珀、霍桑和麥爾維爾是其討論的主要對象。路易斯的研究方式既有神話-象徵方式的特徵，也吸取了卡津思想潮流縱論的手段、帕靈頓學科跨界的路徑，以及馬西森對作家作品細讀式的探究，文學、文化與歷史的融合指向的是對美國思想背景的烘托。這種縱論式的研究十年後在《花園裡的機器： 技術與田園理想在美國》一書中得到了更高層次的展現，作者馬科斯以田園意象為中心，上溯古羅馬維吉爾筆下的牧歌傳統和莎士比亞《暴風雨》一劇中的田園象徵，下及美國作家霍桑、愛默生、梭羅、惠特曼等在作品中對田園意境的表述和由此產生的情感的糾結，並以美國歷史和文化中各個方面的人物對田園意象的闡釋為背景，深刻剖析了田園意象在美國人生活中構成的文化情結，以及由此導致的人們對於在荒蠻與人工自然間的「中間地帶」生活狀態的渴望和面對以機器為象徵的工業化時代到來的既歡迎又抵制的矛盾心理。馬科斯在史密斯的基礎上，通過對田園理想的梳理和闡釋，揭示了美國人對於自然的熱愛、利用與神化、挪用的態度，並從這個角度解讀了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芬歷險記》以及菲茲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所隱藏的象徵含義。例如，前者描述哈克與吉姆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的竹筏遭遇蒸汽船的撞擊，可以看作是機器對於田園的侵入，不過，馬克·吐溫並沒有擴大這種遭遇帶來的衝突，而是讓哈克和吉姆繼續有機會在大河上自在活動，說明了自然對於機器危害的克服，因為在馬克·吐溫的時代，自然依然可以起著調和機器的影響的作用；後者從東西部的對峙以及金錢與理想、當下與過去間矛盾的角度，預示了田園意象在工業化時代將不可避免地逝去。[37]馬科斯的解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美國社會在工業化進程中所經歷的種種欣慰與苦痛體驗的呈現，在這個意義上，「花園裡的機器」也成為了一種神話與象徵的話語。
《了不起的蓋茨比》
綜合以上對美國研究代表作的探索和分析，不難看出，這些研究的內容各不相同，但是目的和宗旨非常一致。斯皮勒在上世紀70年代初曾總結說，在文化民族主義的背景下，「對於一種真正的美國文化的承認並不容易，但卻是必要的」。可以說這些研究體現了這個「必要」。斯皮勒同時也從方法論的角度總結了這些研究，他用了兩個關鍵詞：「綜合」(synthetic)和「整體」（holistic），前者指跨越學科界線以指向一個核心，後者指在文學研究中利用其他學科如深層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等的研究方式，這本身也是一種邊界跨越的方式。[38]這兩個關鍵詞其實反映了一種認識，即美國文學研究要放在美國歷史發展的背景下進行，同時需要找尋如何體現美國特徵的路徑，要達到這個目的，對學科「邊界」的跨越也就成為了一種必然。
三、統一共識的瓦解：
美國（文學）研究範式的轉換
無論是懷斯所說的對「美國心靈」的探索，還是斯皮勒所言的對「文化民族主義」的探究，以此為目標的美國（文學）研究都是建立在一種共識的基礎上。但這種情況在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和70年代初開始出現了變化，受其時正在紛紛興起的各種新型研究類型的影響，如黑人研究、婦女研究、少數裔研究、通俗文化研究、民間文化研究、青年研究、電影研究、第三世界研究、本土美國人研究等，美國（文學）研究再也無法保持統一的取向，故懷斯感嘆於美國研究曾賴以生存的共識的「分崩離析」，指出「類似以往神話-象徵模式那樣的發揮很大影響並能夠統領文化理解的研究很少見了」。[39]
在這個背景下，美國（文學）研究開始呈現新的研究方向，一些論者甚至考慮起未來的美國研究模式。在2002年出版的《美國研究的未來》一書的序言中，身為新美國研究代表人物的該書主編皮斯和韋格曼開宗明義地指出，「此書的作者們並不認為美國研究這個領域可以歸納為一種單一的、廣為有效的範式，他們同時也不認為這個領域的歷史過程可以被準確地描述為一種在不同的範式中佔據一個統一的位置的努力」。[40]言外之意，一方面是要反思過往單一模式佔據主要位置所導致的思想過於統一的不良後果，另一方面在開拓新模式中，要避免其中的某一個或某些模式佔有壓倒性位置，再次一統天下。在同年出版的《新美國研究》一書中，另一位代表人物羅厄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認為新美國研究需要借鑒比較文學領域正在開展的對原有的世界文學範式的挑戰，「重新組織其學術研究和課程設置」。[41]這幾位新美國研究學者針對的靶子是以往研究的共識，即美國文化的獨特性，他們將其視為一種「民族/國家的象徵行為」，[42]目的是「研究和理解美國的地緣政治界線」。在諸如斯皮勒等以往美國研究代表人物看來，這種研究本無可厚非，且恰是美國研究的要旨所在，但在新美國研究者眼中，這正表明了美國研究與「例外主義國家機制的共謀認同」，[43]而這則是需要被拋棄的，因為例外主義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實政治中，都為美國形象的統一體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但其實這背後體現的只是以白人種族為中心的思想體系，在這個大一統價值體系的籠罩下，很多時候，美國固有的矛盾，如種族、階級和性別矛盾等都被掩蓋了起來，甚至被抹去了蹤影。而這些正是60年代中後期以來，發展強勁的多元文化觀所批判的對象。這種批判的行為適應了其時正在發生的社會氛圍的變化，而新型研究方式的出現也為美國（文學）研究的轉向提供了學術資源和理論基礎。如果說從50年代起走向繁榮的美國（文學）研究範式，緣於對美國文化特徵的整體探索的動力，這是一種「向內看」的努力的結果，那麼60年代中期後所謂新美國研究則是要打碎整體的概念，而這也是一種「向內看」的結果，不同的是，前者是基於一種抽象的、凝縮的角度看待美國，也因此總結為幾種可以作為依據的主流思想脈絡，如清教主義、超驗主義、自由主義、田園理想等，而後者則是要打破這種主流思想一統天下的局面，從被忽視的美國現實出發，如種族問題、性別問題、階級問題、生態問題、政治區域問題等等，探討範圍更加廣泛的美國特徵。所以，前者的「向內看」是要凝聚起統一的態度和思想，以深入探析在其看來是可以代表美國的一些「例外性」特徵；後者的「向內看」則是從美國的現實出發，在很大程度上否定統一的傾向，由內向外推翻所謂「美國心靈」之普遍存在的理念，並進而對其進行解構與顛覆，以揭示其虛幻的存在和意識形態的作用。
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推動下，在新美國研究的旗幟下出現了諸如美國的帝國主義研究、後民族與後殖民研究、白人性研究、性別與小說研究、勞工文化研究、種族建構研究、全球化研究等，[44]這些方面的研究很多未被以往的美國（文學）研究涉及過。這種旨在開掘曾被壓抑的領域的研究在思想指導上其實是受到了文化研究的深刻影響，以至於美國研究本身在一些論者看來應該改成為「美國文化研究」。[45]以文化為切入手段，實施政治討論與討伐之目的成為了新美國研究的普遍規律，但在方法論上，新美國研究則也是從跨學科的角度進行多方面的論證，從這個方面而言，與以往的美國（文學）研究走的路子是相通的。換言之，就方法論而言，其實以往的美國研究早已經具有了文化研究的雛形，不同的是，新美國研究的跨學科式的文化研究手段得出的結果往往是對以往美國研究中通行的認識的修正、批判和顛覆。從這個意義來說，新美國研究繼承了60年代以來的文化研究的衣缽，正如英國文化研究學者依蘭·鮑德溫等所言，文化研究的理論核心是「關於權力與表徵的問題」。[46]所謂「權利」（power），是指福柯所闡釋的在文化領域內的壓迫與反抗的關係，而所謂表徵（representation），則是指文本的字裡行間隱藏的、因此也可以被挖掘和發現的權力鬥爭的表述，這是新美國研究極力耕耘之處。如，羅厄通過探討霍桑和亨利·詹姆斯與19世紀一些美國雕塑家尤其是女性雕塑家的關係和對他們作品的評價，分析這兩位男性作家相關作品中的男性焦慮情緒，由此認識19世紀性別、性關係、性表現和女性性意識的變化軌跡，以及兩位男性作家代表的白人中產階級對此所持的反對態度。[47]羅厄的分析旁徵博引，將文學文本的解讀放置於文化與政治氛圍的大背景下，顯示出一種明顯的文化研究的手法，而最終目的是對傳統的價值觀，即白人中產階級的性觀念的犀利批判，這自然超越並顛覆了以往研究的內容和範圍，但其研究的基本路徑還是延續了傳統的方法。換言之，無論是傳統的美國研究還是新美國研究，其實都是通過歷史、文化、政治、文學等方面的綜合，找出一條通向問題的核心之路，斯皮勒所說的「綜合」與「整體」至少在方法論上還是有適用的價值。只是在方法論意義上的「綜合」並不意味著內容的「整體為一」，不再同一的「美國」在以批判為主的研究的鞭撻下，其合理與合法性甚至也遭遇了危機。即便是「美國研究」之「美國」（America/American）的含義也引來了質疑，認為「美國」（America）不能只是指美利堅，而是指整個美洲。[48]看似只是名字上的變化，其實也暗含了諸多顛覆性的力量，與此相關的跨民族視野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因其對歷史上「美國」觀念的文學表徵的梳理、進而展現其意識形態作用下的霸權含義，並進一步揭示以「美國」替代整個美洲以及世界的意圖，因此也成為了撼動傳統美國（文學）研究的又一根致命稻草，[49]構成了「跨越邊界」的另一種範式。
亨利·詹姆斯
但是，在另一方面，顛覆性力量無論如何強大，分崩離析的音調無論如何高昂，新美國研究無論如何激進，其「民主話語」[50]的姿態不會改變，綿綿延續的自由主義傳統不會改變，反而更加凸顯，也就是說在本質上與以往的美國研究的共同之處並沒有改變。馬西森把他論述的浪漫時期的五位美國作家的作品定義為「為民主而作的文學」，而民主的含義表現為「朝向還是反對人民」。[51]這種簡單但影響深遠、帶有古典式意味的「自由主義」傳統，[52]更是帕靈頓闡釋的主要內容，也一直在其後的美國研究中閃爍光芒，甚至在新美國研究中被發揚光大，區別在於，在後者的論述中「民主話語」更加多元，也更加激進。在這個方面，著名美國研究學者邁克爾·丹寧的勞工文化研究可以為例。1997年出版的《文化陣線：二十世紀美國文化的勞工化》是丹寧美國研究的力作，被譽為是打破了以往神話-象徵體系佔據天下的局面，挖掘了被「文化霸權」壓抑的領域。[53]此作關注的是30年代開始到40年代中後期美國社會經歷的「紅色」時期，期間以「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為領導路線的左翼文化活動如火如荼，勞工運動與左翼知識分子攜手奮進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在書中丹寧提出了所謂「文化陣線」，即以勞工的角度透視文化的影響，從勞工層面分析文化的作用，這是以往的「紅色」文學研究未曾涉及到的。此外，他還進一步指出「人民陣線」運動是一場「激進的社會-民主運動」，推翻了以往認為的是以美國共產黨為主的左翼領導運動的看法；從這個角度而言，丹寧不僅僅是提供了不同的觀點，更是從這場運動的民主性質中尋覓出了其時被遮掩的「美國性」。在論述「人民陣線」如何團結社會各類人的過程時，丹寧指出：「在『人民』的名義下，這種人民陣線文化力圖打造少數裔和種族的聯盟，在盎格魯美國文化、少數裔工人文化以及非裔美國人文化之間協調磨合，部分方式是通過重新喚起『美國』這個表述的意義，想像存在著一種『美國主義』，能夠給那些少數裔工人提供一個有用的過去歷史，那些人因為各種少數裔背景都被視為是外國人。」[54]換言之，丹寧一方面發現了歷史被遺忘的一面，另一方面通過這種發現闡述了「美國」以及「美國性」的作用，即便是在「紅色時代」，「美國性」依然是統領美國人的思想武器，與人所皆知的「大熔爐」發揮著同樣的作用，而這與傳統美國研究的宗旨有異曲同工之處，即發掘美國之所以成為「美國」的機制。
上文已提及懷斯感慨自60年代中後期始，建立在一種共識基礎上的美國研究影響不再，他甚至指出，「從學術角度而言，我們已經變成了一種『寄生蟲』——靠著別人創造生活，而不是創造自己的東西」，不過同時，他也激情昂揚地說，「但事實上，（美國研究）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強大和健康」。這是因為它已經越過了以往的預設，即認為只存在著一種完整意義上的「美國文化」、並通過「美國心靈」得以表達的預設，現在的美國研究承認並不統一的共識，即美國文化在不同的層面表示出不同的內容，這可以從四個方面加以總結，即，「複數的而不是單一的，對於特殊者的重新發現，在文化體驗方面對於階段而不是本質的重視，以及美國研究的跨文化的、比較的維度」。[55]懷斯的文章寫於1979年，正是多元文化思潮在美國起興之時，他對其時美國研究學術方式的批評可謂醍醐灌頂，至今這種借用各種文化理論的套路依然大行其道，但同時他似乎也從打破「共識」的各種努力中看到了美國研究繼續前行的希望，因為這種「民主話語」正是美國研究原本要挖掘的資源。
從文學研究本身來看，這也是一個邊界跨越的過程，從早先的對「美國心靈」的探究到新近的跨民族視野的探索，文學研究的邊界時時遭遇跨越的洗禮，文化研究的滲透打破了純文學研究的界限，而泛政治化的敏感則使美國文學價值判斷的共識不再具有統一性。這個變化的過程似乎也呼應了當下美國文學創作的趨勢，[56]多元與邊緣的聲音成為了傳統主流缺場的代名詞。但另一面，無論研究範式如何轉換，無論美國文學作品的創作如何走向多元，美國文學本身與美國文學的研究不能不面對的一個問題是：美國與美國人意味著什麼？當代美國政治學者邁克爾·沃爾澤指出，美國文化可以呈現多面化（manyness），以與移民來源相關的文化而言，美國流行諸如非裔美國文化、亞裔美國文化、華裔美國文化、墨西哥裔美國文化等等，美國人的自我稱呼在很多程度也與這種文化身份相關，如非裔美國人(African-American)、華裔美國人（Chinese-American）等等，這種身份文化現象是多元文化得以發展的基礎，但就政治制度而言美國社會則是一元化的(oneness)，[57]而所謂一元化的政治指的是美國式的價值觀，即民主、自由、平等、個人主義等觀念。新美國研究在研究內容大大拓展的同時，在對美國的歷史和傳統進行無情的批判的同時，也一次又一次刷新了「美國」的形象，但背後依賴的價值觀並沒有發生變化，而是一如既往地加以深化，就這個方面而言，新美國研究是另類的「美國心靈」的挖掘與展示。因此，可以說，無論邊界遭遇多少次的跨越，劃定美國社會與美國人的邊界其實一直在被跨越的過程中保持不變，哪怕只是隱秘地存在。
邁克爾·沃爾澤
本文發表於《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責任編輯：龐礡）
【注釋】
[1]美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美國文學研究，早先的美國研究者很多是美國文學研究者。本文以「美國（文學）研究」這種表述方式指稱這兩者的關係，在提及美國研究時，重點也放在美國研究角度的美國文學研究。中國學者有關「美國研究」或「美國學」的代表性論述有張濤：《美國學運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孫哲：《美國學：中國對美國政治外交研究（1979—200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李青、楊小紅：《略論「美國學」和美國文化》，《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馬敏：《美國研究主要學派思想評析》，《集美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蔡翠紅、倪世雄：《「美國研究」或「對美國的研究」——試析中外美國研究的不對稱性》，《社會科學》2005年第9期；孫有中：《美國的美國研究》，《美國研究》2006年第1期；趙可金：《「美國學」學科成長與中國意義》，《美國問題研究》2010年第1期；葉英：《中美兩國的美國研究及美國學在中國的建設》，《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等。
[2]Fulbright Program，https：∥en.wikipedia.org/wiki/Fulbright_Program，2017-9-1.
[3]Lawrence Buell，「Commentary on Henry Nash Smith』s 『Can 「American Studies」 Develop a Method?』」 in Lucy Maddox，ed.，Locating American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a Discipline，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pp.408-409.
[4]J. William Fulbright，「Thoughts and Words，」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o.1，1998，p.129.
[5]1950年出版的《處女地：作為神話和象徵的美國西部》用「象徵和神話」作為一種修辭方式研究美國西部的思想和文化意義，後成為一種研究派別，也有學者對此表示質疑，見Bruce Kuklick，「Myth and Symbol in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 Quarterly，No.4，Oct. 1972，pp.435-450. 中國學者對此學派的評述可參見張濤：《神話-象徵與美國學》，《美國學運動研究》第五章；胡亞敏：《神話與象徵研究》，《外國文學》2014年第1期。
[6]可參閱 Philip F. Gura，「Puritan Origins，」 in John Carlos Rowe，ed.，A Concise Companion to American Studies，London： Wiley-Blackwell，2010; Buell，「Commentary on Henry Nash Smith』s 『Can 「American Studies」 Develop a Method?』」; 金衡山：《「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冷戰思維下知識分子與美國的認同》，《國外文學》2015年第2期。
[7]Christopher Moss，「American Studi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April 2，2012，https：∥www.reed/am_studies，September 14，2017.
[8]Philip Gleason，「World War II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 Quarterly，No.3，1984，p.343.
[9]Djelal Kadir，「Introduction and Its Studies，」 PMLA，No.1 Jan.2003，p.12; Gura，「Puritan Origins，」 in Rowe，ed.，A Concise Companion to American Studies，p.19
[10]Robert E. Spiller，「American Studies： Past，Present and Future，」 in Joseph J. Kawit and Mary C. Turpie，eds.，American Culture： Dominant Ideas and Image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0，p.611.
[11]Gene Wise，「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 A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American Quarterly，No.3，1979，p.298.
[12]Spiller，「American Studies： Past，Present and Future，」 in Kawit and Turpie，eds.，American Culture，p.207.
[13]詳見Vernon L.Parrington，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New York： Harvest Books，1954.
[14]Wise，「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p.304.
[15]Spiller，「American Studies： Past，Present and Future，」 in Kawit and Turpie，eds.，American Culture，pp.210，207.
[16]Wise，「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p.304.
[17]Myra Jehlen，「Introduction： Beyond Transcendence，」 in Sacavn Bercovitch and Myra Jehlen，eds.，Ideology and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Cambridge，London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2.
[18]F. O. Matthiessen，American Renaissance： 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London，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vii.
[19]Wise，「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 p.306.
[20]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viii.
[21]Donald E.Pease & Robym Wiegman，The Futures of American Studies，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1.
[22]以上對懷斯觀點的引述，參見Wise，「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pp.300，306.
[23]Robert E. Spiller，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1963，p.208.
[24]Parrington，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p.ix.
[25]Matthiessen，American Renaissance，pp.ix，x.
[26]Jehlen，「Introduction： Beyond Transcendence，」 in Bercovitch and Jehlen，eds.，Ideology and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pp.2，3.
[27]常耀信主編：《美國文學研究評論選》下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76頁。
[28]詳見盛寧：《二十世紀美國文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17-120頁。
[29]以上對卡津觀點的引述，參見Alfred Kazin，On Native Grounds： An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American Prose Literature，Sadiego，New York and London： A Harvest Book，1995，pp.xxv，163，140，485.
[30]以上關於蔡斯觀點的引述，參見Richard Chase，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1957，pp.viii-ix，x，77.
[31]盛寧：《二十世紀美國文論》，第123頁。
[32]以上引述參見Leslie A. Fiedler，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INC.，1969，p.9.
[33]Henry Nash Smith，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p.xi. 「花園神話」之說，參見該書第203頁。
[34]Henry Nash Smith，「Symbol and Idea in Virgin Land，」 in Bercovitch and Jehlen，eds.，Ideology and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p.22.
[35]Smith，Virgin Land，p.45.
[36]以上關於路易斯觀點的引述，參見R. W. B. Lewis，The American Adam： Innocence，Tragedy and Tradi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5，pp.1，4，5.
[37]以上關於馬科斯觀點的引述，參見Leo Marx，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88，155，335，364.
[38]以上對斯皮勒觀點的引述，參見Robert E. Spiller，「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Culture： The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in Perspectives，」 American Quarterly，No.5，1973，pp.613，614.
[39]Wise，「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pp.312，314.
[40]Donald E. Pease & Robym Wiegman，eds.，The Futures of American Studies，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4.
[41]John Carlos Rowe，The New American Studies，Minnes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p.xiv.
[42]John Carlos Rowe，ed.，A Concise Companion to American Studies，London： Wiley-Blackwell，2010，p.2.
[43]Pease & Wiegman，eds.，The Futures of American Studies，pp.6，24.
[44]本世紀初，美國國務院下屬教育和文化事務局邀請著名美國文學研究學者埃默里·艾利奧特及其學生編寫了一個介紹新近美國文學研究新方向的小冊子，內容包涵對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發表的各個方面、應用各種手段和方式的美國文學研究著作介紹。見Emory Elliott and Craig Svonkin，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Literary Scholarship： 1980-2002，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2004.
[45]Jay Mechling，Robert Merideth & David Wilson，「American Culture Studies： The Discipline and the Curriculum，」 American Quarterly，No.4，1973，p.372.
[46]Elaine Baldwin，et al.，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33頁。
[47]Rowe，The New American Studies，pp.83-112.
[48]Jan Radway，「What』s in a Name?」 in Pease & Wiegman，eds.，The Futures of American Studies，pp.56，63-64.
[49]金衡山：《美國文學研究中的跨民族視野》，《國外文學》2009年第3期，第12頁。
[50]Pease & Wiegman，eds.，The Futures of American Studies，p.32.
[51]Matthiessen，American Renaissance，p.xv-xvi.
[52]參見張濤：《美國學運動》，第162、228頁。
[53]Pease & Wiegman，eds.，The Futures of American Studies，p.29.[54]以上關於丹寧的觀點引述，參見Michael Denning，The Cultural Front： The Labouring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 New York： Verso，1997，pp.xviii，9.
[55]以上關於懷斯觀點的引述，參見Wise，「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pp.315，317，332.
[56]2016年普利策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分別給予了兩部少數裔作者的作品：Viet Thanh Nguyen，The Sympathizer和Colson Whitehead，The Underground Railroad。前者是越南裔美國人，後者是黑人。同一年的曼布克獎授予了一位非裔作家的作品： Paul Beauty，The Sellout。
[57]Michael Walzer，「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n American，」 金衡山主編：《美國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9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