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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王德威商榷:余華接續了魯迅?

【作者介紹】

龔剛,1994年起於北大比較文學研究所攻讀碩士、博士,後於清華哲學系從事博士後研究,曾師從戴錦華、樂黛雲、萬俊人教授,現任澳大南國人文研究中心學術總監、中文系博導、《澳門人文學刊》主編。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藝思想史;倫理敘事學;比較詩學。著有《錢鍾書與文藝的西潮》、《現代性倫理敘事研究》、《百年風華:20世紀中國文學備忘錄》及散文與文學批評合集《乘興集》(作家出版社)等,主編有《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文化藝術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文學跨學科研究》(A&HCI收錄)、《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中國比較文學》、《中華文史論叢》、《倫理學研究》、《人文中國學報》(香港)、《錢鍾書詩文叢說》(台灣)等學刊或論文集發表論文七十餘篇。

與王德威商榷:

余華接續了魯迅?

(本文原載於《關東學刊》2018年第1期,經授權由「外國文學文藝研究」微信公眾號推出。如有研究需要,請以紙質版為準。)

當代小說家余華以其冷靜、簡潔而又頗具巧思的敘事藝術,躋身於一流先鋒作家之列。讀余華的小說,可以感受到一種有別於魯迅那一代作家的輕快和駕馭西方現代派技法的純熟;同時也可以感受他在文字功力與精神底蘊上與魯迅那一代作家的不小落差,這可以說是當代先鋒小說家的通病。缺乏貫通古今的文學積累而好奇騖新,通常就會出現這種情形。

成熟後的余華意識到了他和魯迅們的差距。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接受訪談時,他自述心跡說,他早年非常憎惡魯迅的小說,但在他自認為擁有了豐富的寫作經驗之後重讀魯迅的小說,才突然發現了它們的價值。在他看來,魯迅的小說雖然簡短,卻內涵豐厚,富有穿透力。他這時才承認,魯迅確實是中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著名作家余華

哈佛大學東亞系王德威 (David Wong) 教授認為,余華的小說處女作《十八歲出門遠行》「接續」了魯迅的《過客》。這種評價有助於深入余華的較少感情和道德色彩的敘事語言的背後,理解其先鋒性以及他對現世、人性的敏銳洞察。他所講述的「十八歲出門遠行」,表面上只是天真少男出門闖蕩世界的新奇之旅,但實質上演繹的是精神上的成人儀式:

「讓我出門?」

「是的,你已經十八了,你應該去認識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後來我就背起了那個漂亮的紅背包,父親在我腦後拍了一下,就像在馬屁股上拍了一下。於是我歡快地衝出了家門,像一匹興高采烈的馬一樣歡快地奔跑了起來。

小說主人公滿懷好奇與憧憬從童真世界闖入成人世界,結果被成人世界的機心、貪慾與強權撞扁了鼻子,這就是成長的代價,也是人生逆旅的開端。王德威認為,「共和國的文學機制建立在歷史命定論的基礎上。無論是革命現實主義還是革命浪漫主義,小說敘事的過程與歷史敘事過程必須相互為用,共同指向一種烏托邦的歸宿。革命的路上也許波折重重,但歷史的進程終將推向必然的未來」。但是,《十八歲出門遠行》卻通過主人公對父親囑託的「顛倒」敘事,讓「表面的線性敘事因此多了一層循環的陰影」,因此,「余華的『遠行』故事真正顛覆了歷史上的『長征』敘事框架」,從而揭示了理想破滅後的精神廢墟的實質:「長征的壯志遠矣,只剩下漫無目的遠行。」

王德威因而認為,《十八歲出門遠行》是先鋒文學時代來臨的徵兆,余華是「以一種文學的虛無主義面向他的時代;他引領我們進入魯迅所謂的『無物之陣』,以虛擊實,瓦解了前此現實和現實主義的偽裝。」

在解讀余華近年的小說《第七天》里的虛無主義時,王德威將視線拉回到《十八歲出門遠行》。他對照這兩部小說所代表的敘事意識指出,「余華在彼時已經埋下虛無主義種子,而且直指死亡和暴力的曖昧。當年的作家筆下更多的是興奮懵懂,是對生命烏托邦∕ 惡托邦的率性臆想。到了《第七天》,余華似乎有意重振他的先鋒意識,卻有了一種無可如何的無力感。以往不可捉摸的『無物之陣』現在以爆炸—爆料—的形式呈現在我們眼前;很反諷的,爆出的真相就算火花四射,卻似沒有擊中我們這個時代的要害。」

著名學者王德威 教授

「無物之陣」是魯迅在《野草》中的《這樣的戰士》一篇里創造的概念,意指精神界戰士所面對的虛無之境:

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炮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綉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綉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其結果是:

一切都頹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因為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

……

他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

這個敗給「無物之物」的戰士,卻以過客的形象繼續求索,雖然明知道前途是墳地,墳地之後是不可知的遠方,但他只得走,因為他不想回去,他的來處就像「無物之陣」,「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況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他,「叫喚」他。作為過客的陪襯,則是棲居荒野土屋的老翁和少女,老翁已無心前行,安於遁世逍遙的清靜無為,少女年方十歲,天真爛漫,對生活滿懷憧憬,墳地對她來說,是「有許多許多野百合,野薔薇」的所在,她「常常去玩,去看他們的。」

魯迅在《過客》中所塑造的七十老翁就像《十八歲出門遠行》里的老司機,見慣風浪,老於世故,十八歲的「我」則有如《過客》里的十歲少女,天真熱情,對陌生人的冷暖安危有一種出自本真的關心,當他看到公路附近的村民掠奪老司機車上的蘋果,便奮不顧身地衝上去制止,卻被打出幾米遠,鼻子掛在臉上,但老司機卻置若罔聞:

我朝他喊:「你的蘋果被搶走了!」可他根本沒注意我在喊什麼,仍在慢慢地散步。我真想上去揍他一拳,也讓他的鼻子掛起來。我跑過去對著他的耳朵大喊:「你的蘋果被搶走了。」

他這才轉身看了我起來,我發現他的表情越來越高興,我發現他是在看我的鼻子。

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園序》中感嘆道:「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余華筆下的「十八歲出門遠行」,恰好表現了人生「逆旅」,揭示了理想與道義雪崩後的精神廢墟,他對人性惡的疏離憊懶的敘事姿態,和對人性災難的「不了了之」的敘事方式,確如王德威所說,是「引領我們進入魯迅所謂的『無物之陣』,以虛擊實,瓦解了前此現實和現實主義的偽裝。」但魯迅筆下的過客,卻沒有李白那種生如過客的虛無情緒,他明知道前途可能是死亡,卻依然忍痛前行,尋找心中的烏托邦。他是敗給「無物之物」的戰士,又是試圖走出精神廢墟的探索者。從這個意義上說,《過客》是對《這樣的戰士》所演繹的精神之戰的「接續」,而《十八歲出門遠行》只是將《過客》中的十歲少女變身為十八歲的少男,並將其置入「無物之陣」,遭受冷酷現實的「洗禮」和教訓。十八歲的少男是就此沉淪,還是因此覺醒,余華並沒有交待。從「十八歲」到「第七天」的敘事心路可見,余華並沒有從精神廢墟中走出來,也沒有找到超越虛無的力量。他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只是續寫了《過客》中十歲少女的故事,卻沒能在內在精神上「接續」魯迅的探索。

魯迅先生

與零度寫作及新寫實主義的立場一致,余華以外科醫生的眼光揭示美好生活之外的「現實一種」,較之魯迅、巴金、蕭紅等現代小說家的現實主義寫作,多了點先鋒色彩,多了點看透後的冷漠,少了一點救世的熱情,也少了一點入世的執著,就像他筆下的老司機。

魯迅的筆是冷的,巴金的小說氛圍是冷的,但在冷的書寫的背後,是熱的心。余華就不同了,在他的冷的書寫的背後,似乎觸摸不到一顆熱的心。也許他是太成熟,太清醒了,以至於不願意為天真的讀者虛構一個夢境。魯迅雖然也自感敗給了「無物之物」,也深刻地意識到了世界的虛無,但他沒有陷入余華式的虛無主義,而是以深植內心的信念,反抗絕望,對抗虛無。他所塑造的蹈虛前行、向死而生的「過客」,正是他自身精神境界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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