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真金白銀，獻出真心實意，才是治理低生育問題的基本邏輯

鼓勵生育，國家應該承擔更多責任

中國是一個科技和經濟尚不發達或者發展不平衡的「低生育國家」，但生育率過低而且持續多年，對此我們有了共識。

2016年初落地的全面二孩政策全面「遇冷」、2017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很多家庭是「想生不敢生」、「可生不願生」等現象再次佐證了中國確實已經掉入「超低生育陷阱」。

對即將到來的人口負增長和人口大雪崩，中國需要鼓勵生育以低於人口負債的風險，國人對此也有了越來越多的共鳴。

但對於鼓勵生育的路徑選擇在認識上仍有很大分歧。

2018年8月14日，兩位學者在《新華日報》撰文提出：

「為了減輕國家財政的壓力，建議設立具有強制性和保障性的生育基金制度，鼓勵家庭生育。可規定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以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生育基金，並進入個人賬戶。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時，可申請取出生育基金並領取生育補貼，用於補償婦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斷勞動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損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賬戶資金則待退休時再行取出。生育基金採用現收現付制，即個人累計繳納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於政府對其他家庭的生育補貼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國家財政補貼。這樣一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生育補貼的自我運轉，減輕財政補貼的負擔；二是能鼓勵公民早婚早育，提高生育意願。」

這個設想引發網路熱議，絕大多數參與討論者持反對意見，譬如，一刀切的做法本質上形同一種強制性罰款，有違生育是天賦人權的社會倫理，最關鍵的是搞清楚基本邏輯，即國家應該是鼓勵生育的成本承擔者，每年拿出GDP的一部分用於人口再生產，家庭則是鼓勵生育的福利享受者。

在一個自古崇尚「子福」（有子萬事足）的人口大國，為什麼會遭遇一個日趨嚴峻的低生育危機？

追根溯源，以一胎化為主線的計劃生育政策難辭其咎。

中國出現的超低生育率現象固然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產物，也是長達幾十年計生政策人為選擇的結果。

解鈴尚需系鈴人，應對儼然成為深刻社會問題的超低生育危機，無疑是國家和政府的重大社會責任也是艱巨的歷史使命。

這不是追究誰的責任的問題，而是事實如此。

在低生育時代，生育是家事，更是國事；是私事，更是公事。中國要走出「超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從觀念文化、價值體系、政策導向和制度保障等各方面與「限制家庭」、「控制人口」和「減少生育」決裂、同時與「家庭友好」、「優化人口」和「鼓勵生育」相應。

然而，歷史經驗表明，鼓勵和獎勵生育難度之大難以想像，爾今掉入「低生育率陷阱」而難以自拔的發達國家和地區比比皆是。

而在中國，情勢更為緊迫，因為當下出現的低生育危機並不是統計學意義上的生育率數據嚴重偏低這麼簡單，而是一場極其深刻的生育文化危機和社會變革。

我們觀察到的低生育率帶有明顯的內生性、穩定性和持久性，具有自覺自愿自發的特點，超低生育率的出現不完全是政策控制的結果，而是觀念和文化發生了根本變化的必然產物。

因此，低生育具有自我強化和固化的機制，已然是中國人口的新常態。

從「限制生育」到「鼓勵生育」，這是歷史的大趨勢，是人口問題轉型下生育政策的自我平衡。

如果說高生育會帶來生育孩子過多過密的家庭養育壓力，所以需要節制生育的家庭計劃；那麼低生育會帶來新生人口減少所導致的人口年齡結構失衡和代際結構的傾斜，從而加劇社會性養老壓力，所以需要鼓勵生育的社會計劃。

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早在2000年就已經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其時總和生育率只有1.22），2010年六普數據更讓人吃驚，只有1.18，2015年更低（1.05）。

但即便是這樣的大數據似乎也沒能撼動「中國人口太多需要繼續計劃生育」的固有思維和慣常認知。

當下的中國人口超過14億，為什麼還要鼓勵生育？這是因為人口問題表面看是總量問題，實質是結構問題。

長期的計劃生育使中國產生了嚴重的年輕人口虧損問題，今後將逐漸轉化為「人口負債」，「人口紅利」退隱。

計劃生育使中國少生了上億人口，一個流行的說法是4億。要填補這麼巨大的人口虧損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但「亡羊補牢」依然十分必要。

生育本是私權領域的事情，但當低生育的外部性負面影響日趨深廣的時代到來之際，福利干預主義在發達國家開始紛紛登場。

中國雖然經濟體量一度達到全球第二，但考慮到經濟增長質量、貧富不均、社會不公和大量存在的貧困人口、弱勢人群，依然還算不上是發達國家。

早熟的「低生育現象」成為中國獨特的人口國情，迥異於發達國家，帶來的挑戰也更為巨大。

我國恐怕一時很難走出「超低生育率陷阱」。

第一個層面是要解決生育的動力和動機問題。

生育價值包括了工具性價值和情感性價值，養兒防老、傳宗接代是生育的工具性價值，天倫之樂、光宗耀祖是生育的情感性價值。

隨著社會的變遷，生育的工具價值甚至情感價值都在下降，年輕一代對生育的熱情和積極性也在急劇下降。

有研究通過對我國1980年代迄今規模不等的200多個生育意願調查的梳理和總結，最後發現我國居民的生育意願已經下降並穩定在1.6-1.8個左右，換言之，理想子女數平均不到2個。

第二個層面是如何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

中國人口的生育決策早已進入了成本約束型的階段，而且生養孩子的成本高昂得難以預料，有看得見的，有看不見的；有直接的，有間接的；有經濟的，有非經濟的；有短期的，有長期的；有可以預料的，有不可預料的；有可控的，有不可控的；有可計量的，有不可計量的。

從國外經驗來看，大幅度降低家庭的生育經濟成本、人力成本、時間成本、機會成本和心理成本等是有效提高生育率的正道和大道。

走生育補貼、獎勵和保障的路線，拿出真金白銀，獻出真心實意，才是治理低生育問題的基本邏輯。其他不免捨本逐末，事倍功半。

考慮到中國低生育和少子化態勢的嚴峻性，我們需要最大力度的措施整合，對人口認識重新「翻牌」，全方位打造生育友好型國家社會、家庭發展型政策制度和人口友好型價值體系。

今天我們重溫一下毛澤東於1953年發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的一段話，對於樹立積極的人口觀特別有意義：「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

毛澤東看到了中國人口多的巨大優勢是因為相信人的價值和力量，人乃天地之秀。

總之，在自主生育的權利空間中，在鼓勵和獎勵生育的文化氛圍中，在全生命周期的促進家庭發展的政策框架中，中國才可能實現生育率回升的夢想。

（作者系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

關注我們

微信號：sciencenet-cas(長按複製) 或長按下方二維碼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