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儂別緊張，做了結紮不會變太監的!

文史 08-20

原標題：同志，儂別緊張，做了結紮不會變太監的!

我站自1963年以來，就積極地開展計劃生育組織宣傳工作後，全站職工對計劃生育在思想上已有普遍重視的基礎。1964年我們繼續開展工作，仍收到較好效果。從出生數來分析，1964年比1962年降低67%，比1963年降低57%……

1964年12月底，上海某紡織品採購供應站基層工會科在上報的計劃生育情況彙報材料中如此寫到。翻看整篇材料，儘管也有諸如男職工不願結紮，怕變成「太監」等少數不和諧因素，但總體上，該單位的計劃生育工作還是取得了顯著成效。這在相關數據上也得到了反映：

全站有生育能力的330人中，247人採取避孕措施，其餘83人中，41人家屬不在上海，27人為新婚夫婦獲僅有一個孩子，真正的「漏網之魚」，只有15人……

這份產生於1964年的檔案，顯然有悖於多數人長期以來對於計劃生育的印象。1979年的一胎政策，只是中國大陸計劃生育的一個重要節點，而非起源。事實上，從1950年代開始，對於生育的調控與引導，國家一直都沒有停止過。

1954年，受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指示以及其他各方人士的提議，衛生部下達了多份《關於改進避孕及人工流產問題的通報》，是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節制生育問題座談會，表明了黨贊同節育的態度。

在此背景下，上海市衛生局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婦產科開展節育門診指導、醫藥公司重新恢復提供避孕用具等。對之前實施的限制避孕政策進行了一定的放寬。上海方面取得的經驗，成為了1956年3月中央政府下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關於人工流產及絕育手術的通知》的重要參考依據。

從1956年到1958年，上海的衛生醫療系統聯合婦聯、工會為推動節育工作，做了不少工作。上海市的人工流產、絕育手術開始被納入勞動保險覆蓋範疇。與此同時，大規模的宣傳工作也在積極推進。

比如在1957年，上海通過各類會議，對78萬人次民眾進行了宣傳，各區舉辦的節育教育巡迴展覽觀展人數也達到了41萬人。175個節育指導門診在這一年的前三季度，完成了近2.1萬人次的接診指導。

政府對於節育工作的態度，在1958年1月召開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上得到了清晰地顯現：大力宣傳、推進晚婚和節育；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將上海4%的出生率降到2%以下……

然而，隨著1958年6月，毛澤東提出「人多力量大」，7月馬寅初關於人口控制理論遭到批判，以節育為核心的計劃生育工作遭到了重挫。之前恢復供應的避孕套也再次難覓蹤影。此後，伴隨很快到來的大躍進以及三年困難時期。上海計劃生育工作的再度被提出，已是1962年的事情。文章開頭所提到的那份計劃生育情況彙報材料，說的就是這個階段的事情。

馬寅初雕像

此時的上海，在計劃生育工作上，依舊走在全國的前列。1962年2月，衛生局組織相關醫療機構人員召開計劃生育工作大會。9月，召開了2000人規模的全市黨員幹部大會，強調計劃生育是關係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大事，要全黨動手。要知道，《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要到這一年的12月底才正式發出。

1963年，上海共實施了約17萬起人流或絕育手術，是1957年的6.5倍。與此同時，1964年，上海全市出生率降至20.6‰，其中市區更是下降到了13.7‰。

《避孕方法和節育手術》，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4年出版

這一以節育為重點的計劃生育政策一直延續到了文革初期。而在經歷了文革高潮階段計劃生育工作的停滯期後，1970年代初期，上海計劃生育工作重新又廣泛開展。據統計，當時有7成以上夫婦採取了避孕措施，而根據一系列口述訪談所知，在一胎化政策出台之前，上海地區在1970年代已經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不超過2個，兩胎間隔時間大於4年以上。

從整體狀況而言，上海，實際上在一胎化政策之前，計劃生育工作開展已經十分成熟，人口出生率也已達到了一個較為理想化的狀態。一胎化在上海的實施，更多還是由於全國一盤棋的考慮所致。

台灣學者黃金麟在《歷史、身體、國家》一書中指出：

以國家競爭力的培植與提升為名義的各種身體開發工程和教育設計，以及其中隱含的國族競爭態勢，正在中國大陸與台灣（就像在世界其他角落一樣）如火如荼地開展。這種美其名為國家競爭力的意識形態發展，它的目的就是把身體再度植入一個以國家作為單位，以全球市場作為競爭場域的發展脈絡中，使身體的價值得以在其中表露無遺，是國家對身體的統屬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從1950年代至今，計劃生育政策看似具體實施尺度、方向變化多端，但國家對於個體身體的控制卻始終沒有改變。

在國家對人口數量、結構等宏觀數據比例進行調控的過程中，個體對於自己的身體，事實上已經失去了主宰權。個人的情感，在那個冰冷的數字面前，顯得的十分的渺小。

當然，這種國家對於身體的控制的具體表現形式，往往也是多層面、多維度的。國家層面，通過各類文件、通知，進行政策調控。而具體到基層，由於嚴格的一胎政策，8、90年代，原本應該是服務部門的計生辦，反而成為了各地政府的重點創收機構。這種看似矛盾的情形，卻也實現了頂層政策與基層執行力的完美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