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東南為什麼是貴州少數民族最集中的地區
可能是因為西江千戶苗寨，肇興侗寨和岜沙苗寨的知名度太大的原因，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了貴州東線體驗民族風情旅遊勝地。
根據最新的人口統計，全州面積3萬平方公里下轄16個縣市，總人口477.43萬。是貴州人口密度最低的市級行政區，僅有115人/平方公里。遠遠低於六盤水市288人/平方公里和安順市247人/平方公里。但是少數民族卻佔了總人口的80％，其中苗族人口202萬佔42％，侗族人口140萬佔29％。而且大多數少數民族受到漢文化的影響相對較低，那麼黔東南為什麼少數民族的比例如此之高，但是人口密度這麼低呢，這裡面有深刻的歷史原因。
第一：特殊的歷史原因
從分布圖上看，少數民族主要分布於在西南部和南部，東北部和北部則相對較少。
這是因為這一地區首先是比鄰湖南西南部和廣西北部，這兩個地區本身少數民族比例就很高。歷史上是個天然的隔離帶，阻止了中央王朝的滲透和移民的湧入。
北部是湘黔走廊，除了黃平和施秉外驛道沿線少數民族比例並不高。南部地區遠離交通要道，所以明代設立行省以來對於南部的開拓並不急迫。
換句話說只要你老老實實待在深山不要出來鬧事阻塞驛道影響朝廷安危就行了，其餘的不追究。這就造成了黔東南大部分地區仍然處於獨立自主的狀態，史書中稱其為「生界」。
清代中期鎮遠巡撫方顯在《平苗事宜疏》中提到：「黔省故多苗，自黎平府以西，都勻府以東，鎮遠府以南皆生苗地，廣袤二三千里，戶口十餘萬，不隸版圖。」
這塊土地對於中央並沒有實質性的威脅，又處於萬山叢中，在明代全省都是地廣人稀的情況下並不急於開拓。
明代貴州生苗地和驛道
第二：特殊的政治結構
黔東南少數民族最集中地地區是以雷公山和月亮山為中心。長期以來都是和款和議榔製為主，這兩種制度說起來有點複雜，大致就是類似階級社會出現之前的部落聯盟的鄉村自治，既沒有產生特權階層，也沒有本民族的代言人也更不受流官約束。
這個在史書中多有記錄，田汝成的《行邊紀聞》中說：「苗人爭訟，不入官府，即入亦不以律例科之，推其屬之公正善言語者，號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以一事為一籌，多至百籌。每舉一籌數之曰：汝負於某，其人服則收之........」
這個只是在斷案上處理案件的事情，在其內部還有負責祭祀，農耕，存放公共物品，如蘆笙，銅鼓人自然領袖。這些人大多是能言善辯，德行高尚由眾人選舉的老者擔任，但並不脫離生產，也沒有報酬。更沒有特權。
這種及其鬆散的社會結構沒有大土司的管轄，自然也無法約束或者帶動當地居民歸化。
從湖南，貴州等地來看，凡是大土司統治的土民大多數情況下漢化都是非常嚴重，而且極易發生大規模叛亂，比如銅仁地區的思州，湖南湘西的溪州，黔北播州，黔中的水東和黔西的水西。除了水西仍然保留有彝族的統治方式外，其餘的大土司都是作為馴化土民的工具而存在。
黔東南地區自然領袖
明代特別重視對土司子弟的教化，並把土司子弟讀書習禮作為承襲權力的前提條件，藉以「變夷俗之陋，杜爭奪之源」。
朱元璋強調：「當諭令諸酋長，凡有子弟，皆令入國學受業，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禮樂教化之事。他日學成而歸，可以變其土俗同於中國」。
後來這項制度執行更嚴。未經儒學教化者不得承襲土職。在這種情況下土司本人自己為了統治的合法性和中央的認可自然要大力推廣儒學，這種風氣也會影響到下面的土民，由「夷」變為「華」後期變成了土司管理漢民和「熟苗」且負責協助官兵圍剿「生苗」的局面。
尤其以湖廣的永順保靖兩大宣慰司為甚，帶領手下的熟苗圍剿酉水河以南的臘爾山紅苗。
現在在貴陽高坡苗族鄉石門村有水東宣慰同知所提的「永鎮邊夷」的摩崖石刻，也可以看出當時的水東土司宋氏已經完全不把自己當「夷」人看待，倒是把貴州的「夷」看成了對立面。
明代在湘，黔，滇的土司制度其實就是流官制的一種補充。由於黔東南的「生界」沒有土司和流官管束，自然也無法沾上「禮儀教化」，始終遊離在中央王朝的滲透之外。這種無組織的社會結構鬆散自然無法形成對中央的統治壓力，不會像播州楊氏和水西安氏那樣因為叛亂而造成所轄人口的大量減少。
合款執行的中心，侗族鼓樓
第三：流管統治非常晚
由中央設立官署，徵收賦稅是完成國家化的標誌。
但是黔東南真正設立官署是在乾隆二年才開始完成，距今不過兩百餘年而已。
在之前的漫長時間裡已經聚居了大量的人口，龐大的人口是抵抗外來衝擊的重要保障。
雷公山和月亮山區在設流官之前人數有多少已經無法統計，但是從開闢「生界」的時候張廣泗斬殺首級可見人口數量不少於四十萬。
原文載到：「乾隆元年十月，自搜箐後（指牛皮大箐，現在的雷公山區），官兵又攻克一千二百二十四寨，皆毀其室廬，戮其壯丁，俘其老幼，闔寨不留一人，其焚死與中炮死及凍餓死又十五六萬；其附逆小寨三百八十八，令縛逆黨贖罪，無敢留一人者。計斬首苗人萬七千六百七十餘級，擒獲苗人二萬五千二百二十餘人，其內受偽官者四百餘人，從逆者萬一千一百二十人，皆梟首軍營；賊黨家屬萬三千六百餘人，皆充賞為奴.......苗人死者前後不下三十餘萬。至是，殺戮十之七八，或十百寨無一人」。
這次開闢「生界」，有近三十萬的苗人成了刀下之鬼，可見當時的雷公山，月亮山區人口不下幾十萬。
開闢生界以後在此設立了「新疆六廳」，其中清江（劍河縣），台拱（台江縣）隸屬鎮遠府管轄，古州廳（榕江縣）下江廳（從江縣）隸屬黎平府，丹江廳（雷山縣）和八寨廳（丹寨縣），都江廳（三都縣）隸屬都勻府。
自此正式結束中央王朝對黔東南這塊土地的統治真空。
不過當時的流官統治更加突出軍事功能，對於文教建設則相對滯後。
以小編我老家清江廳為例，當時除了清江通判負責一部分民政職能之外，其餘的左衛千總轄十一堡，駐軍九百七十餘名，右衛千總轄十一堡，駐軍九百七十餘名。每堡下面又有汛，塘等軍事機構若干。共駐軍共2000名，而且堡內的軍隊還包括家屬在內，軍屯漢民近10000人。駐守的軍隊相當於原住民的一半。在這種以軍事為主，文教為輔的情況下，即使是接受了流官統治但是對於苗族本身的社會並沒有構成多大衝擊，換句話說只是增加了人數控制，但是並沒有從文化習俗和思想上徹底改造。
有很多公社部落聯盟制的遺風甚至遺留到現在，現在的苗區凡是大小事都是找理老寨老或者尋求大家評理，極少出現打官司的現象。在節日組織，或者人際關係上階級性不強，倫理性卻是很大。
規模龐大的千戶苗寨
第四：特殊的地理環境
黔東南大多屬於由雲貴高原向東南丘陵的過渡地帶，海拔大多數在1200米至400米之間，森林茂密，光熱充足。非常適合樹木和水稻的生長，當地苗族侗族植樹造林和開墾梯田有悠久的歷史。
這種悠久的農耕技術自然比其它以遊獵或者游牧為主的地區養活更多人口，而且茂密的森林不但成為對外出口換區白銀的商品大宗，也為躲避戰亂和抵禦饑荒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但是長期以來對水稻種植和植樹販木的依賴，對粗糧和雜糧重視程度不足，到了後期無法開墾缺少水源的旱地，人口增加受限。
這個在張廣泗的奏摺中多次提到：「苗疆盡屬水田，亦非塞外陸地易為耕種.......且苗人止知種水田，山土悉皆拋棄，令屯軍處不許侵佔苗界外，其餘附田山土任其墾種雜糧，則衣食益裕。」形成大面積的林地和相對較低的人口密度的狀況。
在清代中期，雷公山腹地更是鬱鬱蔥蔥，如《清史稿》中提到：「箐圜苗巢之中，盤亘數百里，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勻、八寨，東清江、台拱，危岩切雲，老樾蔽天，霧雨冥冥，蛇虺所國，雖近地苗蠻，亦無能悉其幽邃，故首逆諸苗咸藪伏其中，恃官兵所萬不能至，俟軍退復圖出沒」。
極高的森林覆蓋率對生態環境當然是福音，但是對民族人口的繁衍則不利，今天黔東南各個縣人口都非常少，台江，雷山，劍河，丹寨等苗族聚居縣人口在15萬上下，為典型的地廣人稀。
清江廳境內的原始森林
第五：重視民族文化傳承
這裡的苗族和侗族一方面和後來的漢族軍屯和民屯打好關係，另一方面則通過對自身文化的堅守影響周邊的漢族。
還是以清江廳（劍河縣）為例，劍河的中部是苗漢雜居的地區，大多數漢族都是堡兵後代。但是當地的苗族與漢族交流從不用漢語而用苗語，久而久之漢族也只能主動學習苗語才能完成交流。
在服飾上，由於苗族的節日和蘆笙舞吸引了大量的漢族參加，到了後期則變成了漢族少女也改穿苗族盛裝參加苗族節日，西南官話在鄉村則變成了漢族內部的交流語言對外皆用漢語。
這種現象在清代後期已經非常普遍，例如徐家乾的《苗疆聞見錄》中說：「其地有漢民變苗者 ,大約江楚之人 ,愁遷熟習，漸結親竄，日久相沿；浸成異俗。所謂熟苗，多半此類。」
即使是現在，在州府凱里市的街頭或者周圍的縣市，外地人能很清楚一眼分清楚哪些是少數民族婦女哪些是漢族婦女。其民族性特徵特非常明顯，在千城一面的今天這也是黔東南魅力所在吧。
隆重的節日盛會
▼
TAG:苗疆行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