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義莊的挫折與中興

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微信公眾號ID:jiazuqiyezazhi）

作者： 鄭宏泰 高皓

范仲淹晚年在家鄉蘇州吳縣，將名下絕大部分財產——田產千畝——悉數捐出，用以設立範氏義莊。這一設置不但用於族人「嫁娶喪祭等吉凶事故時，發給輔助費用」，同時亦用於救助「貧窘不能度日的鄉里、外姻、親戚」（陳榮照，1984），因而成為中國慈善信託制度的突破性創舉（Twitchett, 1959），影響了後世慈善事業的發展，同時也成為范氏家族可以延續傳奇的最突出亮點。

為了實踐以義莊設置協助族人和慈善救濟的目的，范仲淹一方面挑選族中賢孝子弟作為管理者，確保義莊有良好領導；另一方面又親自定下十三條規矩，作為義莊運作的指導原則與機制；至於設立義莊的主要用意，則在於贍族、收族和保族，以及救濟孤弱貧寡者，從而達到保護族人、凝聚族力，延續子孫血脈的重要目標（清水盛光，1956；陳榮照，1984；廖志豪、李茂高，1995；黃明理，2008；Twitchett， 1959）。

但范仲淹於晚年創立的義莊，應該說，只是一個具突破性的起步而已。

在那個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的年代，義莊如果沒有內外強大力量的保護與支撐，很難經得起風吹雨打，更遑論可以延續達千年之久了。而范氏義莊可歷久不衰地發展下去的重要原因，從其創立期、興盛期、挫折期、中興期四個階段來看，除了有賴子孫後代薪火相傳、同心一德的共同努力，也與朝廷及士大夫階層對義莊的功在社會甚為肯定和支持有關，所以就算期間曾經歷了頻繁的改朝換代與戰亂，均能持續下去。上期文章中我們介紹了義莊發展的創立期，本文將介紹范氏義莊後三階段的發展歷程以及對中國慈善文化和模式帶來的影響。

興盛期

11世紀60年代末至14世紀60年代末

范氏義莊的制度，自范純仁成為領導後，明顯更趨完善，而范純仁、范純禮和范純粹三兄弟均在朝廷為官，范純仁本人更曾官至宰相的高位，因而能給義莊更多有利的支持——無形的或有形的。所謂無形支持，當然是因為范氏昆仲在朝貴為大官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力、名望及地位；有形支持則是指范氏第二代的昆仲曾多次完善義莊制度，並作出捐獻，增加了義莊的實力。

在完善義莊制度上，自1064年范純仁上書仁宗以要求官府監督義莊後，他還自熙寧六年（1073年）至政和平年（1115年）的一段不短時間內，與兩名胞弟 (范純禮和范純粹) 先後對義莊規矩作出了十次增補，令相關的制度進一步完善，減少流弊（Twitchett，1959；陳榮照， 1987）。

范純仁（1027年－1101年），字堯夫，蘇州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名相范仲淹次子，皇祐元年進士。范純仁總結自己∶「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 一生用之不盡」。范純仁告誡子弟，德行成就的關鍵就在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范純仁死後謚「忠宣」。

較為重要的例子如：范純仁曾分別於1083年及1095年兩次訂下新的義莊規矩，規定家族中人不能租賃義田，防止挪用義莊資產，又禁止典賣或抵押義莊資產，給義莊長遠發展帶來潛在投資風險。除此之外，范純仁一代還在義莊內附設義學，鼓勵族人讀書考取科舉，並且在制度上加強義莊管理，尤其在義莊中設立了掌庄一職，統領義莊，並在其下設立主奉、提管、主計、典籍等職，確立了義莊的管理制度（王琛，1995）。

這些都意味著，范氏義莊在第二代的努力下，有了更為完善的體制，因而可以更好地發展起來（陳榮照，1984；黃明理，2008；Twitchett，1959）。另外，范純仁等曾多次捐出義田或義宅等，充實義莊資產，例如范純仁曾於1079年捐出義田千畝，置於范氏義莊的發祥地天平山，壯大范氏義莊的規模與實力（陳照榮，1987；李涵、劉經華，1991；黃明理， 2008）。

一如范仲淹的仕途和人生常有起落波折一樣，事實上范純仁也有類似的遭遇和經歷，因為宋代變法與黨爭問題此起彼落，幾乎令整個士大夫階層均捲入其中，因而難免影響了范氏義莊的發展。事實上，就算在范氏義莊興盛期的300年間，也非一帆風順，而是常有波浪起伏，但除了改朝易代與戰亂頻頻的無情打擊出現一些挫折，造成一些傷害外，其他時間義莊基本上保持著良好發展。

必須指出的是，在這段興盛期的初期，范純仁與兩名胞弟范純禮和范純粹曾為義莊作出不少貢獻。

尤其是當范純仁失意於仕途而被貶之時主持大局，令義莊可以繼續發展下去。由於義莊擁有為數不少的義田和義宅，提供的又不只是贈米的救濟，還有義學，對當地社會的貢獻，自然深受百姓稱許。1109年，范氏子孫中的范正卿，更捐出「香火田」（80畝），其收入則主要用於家族祭祀，紀念祖宗（黃明理， 2008）。

范氏義莊保持良好發展之時，常受外侮的宋朝，卻在金人滅掉西夏後受到更大威脅。到了1125至1127年間，金人更發動了連番大規模侵宋舉動，1126年時更直抵京師，擄走了徽、欽二帝，史稱「靖康之難」，北宋亡（錢穆，1948）。在其中一次戰火中，范純粹一脈更是沒有留下一人，范氏義莊也在戰火中大受影響、損失不少，部分子孫更流徙他方。但總體而言，因為吳縣並非主要戰場沒有傷及元氣，這也讓范氏義莊得以持續發展下去（Twitchett， 1959）。

北宋亡後，宗澤等大臣扶持康王趙構為帝，改元建炎，下開南宋的偏安政局，並繼續與金人對抗，高呼要收復失地（錢穆，1948）。在那個偏安政局中，范氏義莊繼續發展，其中的義莊主簿范良器曾一方面針對戰火破壞的義莊房產進行了修葺，另一方面則收回不少荒廢義田，恢復義田生產，因而可以保持其贍族救濟的慈善事業。接掌的范之柔（翰林編修），則續訂義莊規條，杜絕時弊，使義莊能夠保持良好運作與發展（黃明理，2008）。

到范良遂擔任義莊監簿一職之時，他還曾另置田收租，年約五百餘石，名叫小庄，以補義莊之不足。更值得指出的是，南宋宋寧宗在位期間，時任吳縣縣官的潛說友，出於對范仲淹高風亮節的欣賞與對范氏義莊造福社會的肯定，於1206年上奏宋寧宗，在吳縣興建文正公專祠，獲得了朝廷批淮，並贈予田產300畝，作為支持文正公祠的發展，此舉自然又給范氏義莊注入更大的發展力量（黃明理，2008）。

南宋末年，由於常受蒙古人侵擾，范氏義莊也難免遭受兵火戰亂之災，受到一定程度上的破壞。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建國，建立了元朝，但南宋仍苟延殘喘，負隅抵抗（錢穆， 1948）。雖然宋朝危在旦夕，但這一階段，范氏義莊則基本上能夠保持穩定和發展。時任義莊主奉的范邦瑞，於1277年增置義田150畝，用於增設范氏義學，加大了義莊在興辦學校方面的力量。至此，據清水盛光（1956）的統計，范氏義莊的義田總數，已多達4000畝。到了1279年，一直節節敗退的宋帝昺，於崖山跳海自盡，至此趙氏江山划上了句號，但范氏義莊則仍生命力旺盛，繼續發展下去。

元世祖忽必烈一統江山後，由於仍任用大批漢族官僚與儒士，又沿襲宋代的典章制度和儀禮制度，一度提倡儒學（錢穆，1948），因而令范氏義莊並沒有受到改朝換代的衝擊，得以穩定和發展下來。（中國畫《忽必烈與元大都》，馬振聲、朱理存繪。）

不但如此，范氏義莊更因時任義莊提管的范士貴在朝廷中為官長達38年之久，成為范氏義莊保持興盛的中堅人物，不但推動了贈米贍族救濟的事業，還擴大了義學的服務規模與層面（陳照榮，1987；李涵、劉經華， 1991；黃明理，2008）。

值得指出的是，當董嘉儀擔任平江路總管時，他曾於1304年上書朝廷，「加封優恤范庄」，並「禁治一切徭役」，獲得准許，令范氏義莊仍可在地方上享有崇高地位。到吳秉彝接替董嘉儀為平江路總管時，他曾重修文正公祠，並奏請朝廷，將文正公祠易名為文正書院，並贈田300畝，以其經常性收入支持書院發展（Twitchett，1959；黃明理，2008），一系列政府官員的助力，無疑又給范氏義莊帶來更大發展。

毫無疑問，范純仁、范純禮和范純粹等完善范氏義莊的各種制度安排，以及在不同時期注入義莊更大經濟動力，使范氏義莊有長達300年的興盛歲月，雖然期間曾經歷戰亂與朝代變更，但都沒有左右其前進與發展的步伐，可見范氏義莊在不同世代范氏子孫的共同努力和經營下，已不斷獲得強化，具有很強大的生命力了 （Twitchett，1959）。

挫折期

14世紀60年代末至16世紀50年代末

元朝覆亡，明朝立國，並從朱元璋稱帝至嘉靖三十五年這段長約200年的歷史裡，范氏義莊可謂面對巨大挫折，歷盡劫難。扼要地說，元末朝政敗壞、天災四起，因此出現了群雄四起、戰亂不斷的局面，范氏義莊自然也備受衝擊。但更為嚴重的，則是朱元璋一統河山、社會恢復和平之後，他於洪武十七年（ 1384 年） 突然頒令，沒收了義莊2000畝義田，此舉無疑大大削弱了義莊的發展力量。

為何朱元璋會在那個時期對范氏義莊下狠手？學術界未有一致說法，其中一個揣測，是因為時任義莊領導人的范元浩沒有向朝廷納稅 （Twitchett，1959），但真正原因至今未明。（明太祖袞龍袍像。）

更令義莊受到致命打擊的，則是朱元璋還將不少范氏族人流放到外地， 這一嚴重懲處，不但令不少范氏族人蒙受親人離散之苦，又如 「一盆冷水照頭淋」般澆息了范氏族人熱心公益、發展義莊之心，同時也嚇怕了其他願意給予范氏義莊提供支援的人。也即是說，明朝的開國皇帝，不但沒有如其他朝代的皇帝般對於范氏義莊的贍族救濟慈善公益給予正面肯定或支持，還一反常態地向義莊開刀，令不少范氏子孫被迫散居到別的地方，這給范氏義莊的發展帶來了極為沉重的打擊（Twitchett, 1959；陳照榮， 1984）。

據黃明理（2008）的考據，胡暨和周忱先後擔任江南巡撫之時，曾協助范氏義莊追復早前遭典賣的義田和重修范氏宗祠，到況鍾出任蘇州知府時又曾重建文正書院，而范氏後人范希賓更曾置田89畝，但這些看來均只屬小修小補、無關痛癢之舉，對義莊的發展大局明顯沒什麼重要作用，范氏義莊進入了低潮期。據清人汪琬在范仲淹十七世孫范允臨墓志銘的記載，范氏義莊的田產，在明宣宗宣德五年 (1430年) 之時，銳減至只剩下三分之一而已，「至明季，僅存三之一」（引自陳榮照，1984），清水盛光（1956）估計，明代時，義田已減少到只有1200至1300畝左右，可見明朝初期對范氏義莊的巨大破壞。

進一步的資料顯示，吳縣縣令楊隆任內曾代義莊追回一些遭侵佔和典賣的義田，而江南巡撫劉孜更曾優免義莊徭役，甚至重建文正書院的歲寒堂，算是給范氏義莊的發展帶來一些助力。但是，到了嘉靖十七年（1538年），朝廷又頒下命令，規定義田須和一般民田一樣，課徵賦稅，這樣的做法，令義田幾乎破產。

其中的原因，「或許是由於義莊本身的管理者不稱職，抑或由於官方對范氏義莊沒有好感」 (陳榮照，1984)，但實情則始終沒人知曉。

由於朝廷對義田的徵稅過重，到范惟一（范仲淹第十六世孫，進士出身，官至太僕寺卿）擔任義莊主監簿時，曾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上書江南巡撫方濂，要求正視問題，給予減免。方濂在奏請明世宗後獲得准許，對稅額作了一定比例的下調，自此令義莊的稅務負擔減少，得以逐漸恢復元氣。至於范惟丕（范仲淹第十六世孫，進士出身，官至光祿寺少卿）擔任監薄期間，則一方面重建宗祠，另一方面又獲捐一些私產，令義莊的資產重新有了一些增長 （陳榮照，1987；黃明理，2008）。

綜合以上資料及發展來觀察，自元末至明中葉大約200年間，范氏義莊經歷了一段為期不短的挫折期，不少范氏子孫曾受打擊，甚至被迫四散，離開了蘇州吳縣，轉到全國不同地方生活，此點不但磨練了族人的堅毅意志，也考驗其如何繼統傳宗地贍族、收族和保族決心。而這一命運轉折與傳奇，日後又成為義莊得以中興的重要助力。

中興期

16世紀50年代末至20世紀40年代末

經歷了一段漫長而艱苦的歲月後，到了嘉靖三十五年，由於明世宗同意了范惟一的申訴，批准減輕了義莊持有義田的賦稅，令范氏義莊終於可以逐步走出低谷，得以日趨興旺起來，接著更迎來了近400年的中興期，但這個中興期的後部分——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 則有近100年的波折，原因與列強侵擾、國力衰退與內亂不絕有關。

明世宗之後，不但先後有減輕義田賦和徭役的政策優惠——例如陳度我任江南巡撫或傳光宅任吳縣令之時，此外還有捐資修葺范氏宗祠和書院之舉——例如邵陛和馬從聘先後出任監察御史之時，因而令義莊逐步恢復活力。至於最有助於范氏義莊恢複發展動力的，則非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孫范允臨給義莊做出大量捐輸的舉動莫屬（陳榮照，1984）。

范允臨（1558年－1641年），字長倩，南直隸蘇州府吳縣（今屬江蘇蘇州市）人，宋名臣范仲淹之後。工書畫，與董其昌齊名。（《滄浪亭五百名賢像》之范允臨像。）

范允臨乃范惟丕之子，萬曆年間（1595年）中進士，接著的仕途頗算順利，曾官至福建布政司參議，精通書晝，Twitchett（1959: 127） 指出他先後於1625年及1631年連續兩次於橫互涇、葑門等地置田合共1000畝，注入范氏義莊，所以被指是令義莊實力再次強大起來的重要人物（陳榮照，1984），范氏義莊因此逐步恢復了昔日光輝，有更多實力於贍族救濟。

可惜，明朝自萬曆年後國力急速滑落，崇禎時期更是天災頻發，民變四起，最後招來滿人入侵，明亡。對於曾給范氏義莊帶來巨大傷害的朱氏皇朝倒台，范氏義莊顯然沒受到什麼打擊，而是屹立不倒，不久更能再發光輝。

滿人入關，1644年宣布大清皇朝立國，清世祖順治帝即位。此一改朝換代，雖再度出現了異族統治中華大地之局，但並沒有像明初那樣給范氏義莊帶來近乎毀滅性的破壞。恰好相反，由於滿清意識到儒家文化有助統治，乃力倡儒學，順治十年（1653年），更頒布了「免祠田力役之徵」的聖諭，給包括范氏義莊在內的民間義莊組織有了遠較明朝時較好的發展氛圍，令范氏義莊獲得了更為良好的中興勢頭。期間，范允臨之子范必英（曾任翰林院編修）在出任范氏義莊主奉期間，曾因義莊日久失修而增修祖祠，並曾續定義莊規矩十則，以糾正義莊制度運行太久所出現的問題。在范氏子孫的連番努力下，范氏義莊在清初已有了更為雄壯的實力，發展步伐算十分穩健了。

更為重要的，是范氏的瀋陽分支，尤其是范文程一脈的崛起，他因在協助順治帝入關滅明一事上立下戰功，得到重用。范文程育有六子，其中兩子范承謨和范承勛，更令范氏義莊有了更為巨大的發展空間。范承謨和范承勛乃范仲淹第十八世孫，前者曾任福建總督、浙江巡撫，後者則曾任福建總督，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兩兄弟在康熙朝可謂出將入相、地位顯赫，因而給范氏義莊締造了很好和很有利的中興機會，一方面，他們兩人先後捐出巨資，於1673年及1694年重修范氏義宅，令范氏義莊名聲再響，備受社會重視，另一方面則憑著他們的名聲，令范氏義莊無論在朝廷或是民間，均受到重視。

正因如此，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時，當清聖祖南巡，抵達蘇州時，更曾親手疾書 「濟時良相」匾額，賜予范氏義莊，歌頌范仲淹功績。（油畫《范仲淹著岳陽樓記》，徐里、李曉偉、李豫閩繪，2016。）

此舉自然令范氏義莊名聲再起，備受全國上下敬重。康熙五十四年，朝廷更詔令各州縣學習先聖，而范仲淹則被列為國家尊崇的聖賢之一（陳榮照，1984），與孔孟、朱熹等同列，社會地位之高，遠超歷朝，范氏義莊自然亦同獲其利，有了更上層樓的有利發展。另一點值得指出的是，當杜學林出任吳縣縣令時，他曾「嚴厲追討任何頑佃抗租」者，又「勘理鄰人侵佔義莊火衖者」（黃明理，2008），以上一系列舉措，又讓義莊的資產及運作有了一番新的氣象。

到了雍正皇帝在位時，他曾發出聖諭，特別嘉許義莊善舉，鼓勵全國「置義田以贍貧乏」，顯示朝廷一心想獎勵義莊政策，給予義莊的發展帶來鼓舞。到乾隆朝，在朝廷中曾任郎中一職的范安瑤，不但為范氏義莊捐出義田1000畝，又大力開拓義學。不但如此，范安瑤更「特聘任監督總與較理二職，訂定『增定廣義莊規矩』，對新設的義學即另訂『廣義莊勸學規矩』 十六條和『文正書院會課規條』六條」（陳榮照，1984），使范氏義莊的發展又上了一個新台階。

綜合不同時期的統計數字顯示，在嘉慶二十年時（1815年），范氏義莊已擁有義田4892畝之多（廖志豪、李茂高，1995）。到道光年間 （1820年至1850年間），由於時任義莊主奉的范來宗曾一口氣另置義田1800多畝，因而令范氏義莊的義田大增。據清水盛光（1956:67）的估計，那時范氏義莊的義田已多達8000畝的高水平了。

鴉片戰爭後，滿清遭到歐美列強的連番侵略，被逼多次割地賠款、開放沿岸海港通商，令社會發展大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而范氏義莊則一如既往地成為地區上一股穩定力量。（1840年描繪虎門銷煙的中國畫。）

期間，針對內外交困的局面與時代發展，大清朝廷曾進行連番變革，可惜均沒成功，1894年時在黃海戰役中大敗於一直被視為倭寇的日本，更使得朝野上下深切反省，並提出了更為全面的 「戊戌變法」，希望力挽狂瀾。

可惜，變革尚未全面展開，即因碰到權力鬥爭而夭折，令滿清始終難以擺脫積弱之局。進入新世紀不久，雖然大清朝廷又老調重彈，再倡變法，可惜為時已晚。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在經歷多番失敗後，於1911年終於取得成功，推翻了滿清皇朝，中華民國創立（郭廷以， 1979）。至此，范氏義莊再次面對改朝易代的變局和挑戰。

中華民國創立不久即陷於各方政治角力與內鬥，因而並沒如多數人所預期般令中國走上和平富強之路。恰好相反，全國各地旋即跨進了軍閥割據、內戰不斷的困局，這也給范氏義莊的發展帶來障礙，甚至舉步維艱。隨後日軍侵佔中國東北，由於日軍侵華的戰火遍及全國，沿岸地區破壞尤其嚴重，范氏義莊自然也遭受了近乎毀滅性的破壞，不但族人四散、顛沛流離，義莊的財產與義田亦無可避免地遭到掠奪與侵佔。抗戰勝利後，倖存的族人才重回吳縣，范氏義莊自然亦逐步恢復起來。有研究者這樣介紹：

范仲淹後裔在蘇州枝衍蔓繁。……蘇州范氏義莊仍具相當規模，並相定期春秋兩祭，對范氏家族產生著極大的凝聚作用。最後幾任范氏義莊的執事人員情況如下：

1.義莊主奉 (首席負責人)：范伯英，後去北平，1939年亡故於北平；范承昌 (亞侃)，直到1949年。

2.義莊棣管 (掌家法、管教族人)：范子平；范承昌 (後升主奉)；范承通，直到1949年。

3.義莊主計 (掌財物)：范玉蓀，直到1949年(朱明霞，1995)。

概括而言，近400年光景里，雖然期間曾有改朝易代與天災人禍，令范氏義莊的發展出現不少波折，但其基本局面仍然是穩中有突破，而最為重要的經濟基礎─義田，則得到了不錯的增長，令義莊實力不斷壯大，這也有力地說明義莊基本上是走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上。

儘管范氏義莊自1949年之後退出了歷史舞台，但「千載而下尚因其賜而得血食不斷」的范氏子孫（宋念慈，1956:3），卻是繼續綿延、開枝散葉。（范仲淹紀念館於1997年8月，被江蘇省委宣傳部命名為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3年12月，被蘇州市紀委監察局命名為蘇州市廉政教育基地。）

1989年，范仲淹研究會在蘇州舉行紀念范仲淹誕生1000周年的學術交流活動，吸引中外不少研究者與愛好者參加。據研究者暨參與者朱明霞的接觸和觀察，和「（當時) 范氏後裔中最小的屬范仲淹的32世孫，最年長的為29世孫。目前（20世紀90年代），范仲淹後裔已遍布五湖四海，並遠達海外，在各種崗位上為人類事業作出不同的貢獻」（朱明霞， 1995:320）。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自范仲淹之後，由於范氏族人經歷多番朝代更迭與逃避戰亂的遷移，其子孫血裔已不再局限於蘇州吳縣，而是遍布全球了。朱明霞（1995:318~320）將之分為「八個群塊」：其一以蘇州為核心，輻射上海、杭州等地；其二為四川支，散布江安和興文等縣；其三為雲南支，散佈於威信和鎮雄等縣；其四為貴州支，散佈於織金、清正、懷仁等縣；其五為豫皖支，散佈於伊川、碭山和渦陽等縣；其六為閩粵支，散佈於上杭、惠州及潮州等縣；其七為台灣支，散佈於淡防、竹塹、中櫪等地；其八為海外支，人數較零散，沒有明確分布地。即是說，雖然范氏義莊在1949年後已經不復存在，但其血脈後裔，則不但在中華大地上繁衍四散，就算在海外，亦有了他們的足跡，已非范仲淹一代時只集中於蘇州一地，而是遍及全國，甚至全球了。

（作者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與政治研究中心聯席主任。高皓是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戰略合作與發展辦公室主任。）

—END—

（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18年8月刊】 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