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觀看電影《芳華》，裡面有一段情節深深觸動我：女主人公偷偷地借穿軍裝拍照片。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很多年來，這件事從來沒有忘記過，只是不願意提起它。

事情發生在48年前。

沿著虞山腳下延伸的那條小巷子叫小山台。那鋪著礫石子的路面，兩邊是老式民房，都是大門庭院，黛瓦白牆。巷子深處有一口古井，據說還有文人軼事出自這口井。

有著千年恆古不變，古香古色的巷子里，偏偏開著一家西洋氣派十足的照相館，名字叫「廬山」。這家照相館和傳統的光線暗淡的照相館不一樣。跨進門就是大廳，地面上鋪的是漂亮瓷磚，落地窗戶，光線明亮，一看就是歐美風格。攝影室里有長長的窗帘，布幔柔軟光滑，優雅地依窗垂落。最有意思的是，那位女攝影師，有四十多歲，她一邊仔細打量著顧客，一邊不停地來回跑，不厭其煩地把落地燈挪來挪去，還用一根長竹竿輕輕撥動窗帘布，耐心地調節光線。

廬山照相館在我們女孩子中間幾乎無人不曉。我那時才十幾歲，也有了愛美的意識，攢了一毛八分可以拍1/4 寸的「咪咪照」。拍單人的標準1寸照片要3毛6分錢，價格比較昂貴。每次拍張照片，我們都愛不釋手，還和要好的同學們互相交換。

文革開始後，這家照相館的生意越來越紅火，學生們常常擠在這裡，戴上紅袖章，穿上軍裝，在這裡拍照。更有許多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在這裡拍各種各樣的舞台表演風格的照片。有時我的同學們給我看她們的哥哥姐姐們拍的穿軍裝，戴紅衛兵袖套的照片。我們都非常羨慕。也想學學他們，去拍一張英武的紅衛兵照片。

1969年初，我作為「可教育好子女」，按照家庭住址劃分，進了縣三中讀初中。每過一段時間，學校批准一些同學參加紅衛兵組織。開大會，舉行儀式，頒發紅袖套。當紅衛兵的首要條件是家庭出身好，比如正在當權的黨員革命幹部，軍人，工人和貧農下中農。其他人就要往後靠。如果是黑五類子女，就根本不要做這個夢，連想都不要想當紅衛兵的事。

好多同學陸陸續續地都加入了紅衛兵，袖子上戴著紅袖章，可我沒有，覺得很不自在，在學校里感到十分壓抑。

那時班裡有塊黑牆報，我是編寫材料的主要成員，連寫帶畫。常常忙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學校常開大會，每個班都要派代表上台去發言。每一次，老師都要我寫稿件，然後老師把稿件給另一個女生，讓她作為班級代表上台去朗讀一遍。還有，到鄉下去支農，少不了要寫個表決心，和貧下中農一起批這批那，鬥私批修，甚至臨走時寫封感謝信，老師都要我寫稿，用毛筆抄寫在大張的紙上。

除此之外，學軍拉練，下鄉勞動，挖防空洞，割草積綠肥，每樣工作都認真積極地參與。而且還被同學選為學習毛主席語錄小組的組長，在課間或放學後主持小組學習討論。

所有這些，也該算是可教育好子女的努力表現吧。

有一天，有同學借來一件軍裝，軍帽和軍用挎包。我們幾個女生約好一起去廬山照相。那是個風和日麗的下午，攝影室光線好極了，明亮而不耀眼。每個人都拍了紅衛兵照，一副英武的樣子。輪到我時，我穿上了軍裝，皮帶束腰，帽子正合適，還戴上了毛主席像章。我朝鏡子里看了一下，變樣了，有點不好意思。

當我站在攝像位置時，有位同學大聲喊，忘了戴袖章了！她伸手遞給我一塊紅袖套，上面是紅衛兵，霍然三個黃燦燦的大字，十分醒目。

我猶豫了，搖頭說不要。同學們都七嘴八舌地說，沒事，你表現那麼好，早晚也會當紅衛兵的。我心動了，能成為紅衛兵的一員該多好啊！我由著同學幫我戴上套袖。攝影師很耐心地等了一會，把燈擺好。就在那一刻，我忽然又後悔了，心跳起來。如果別人看見我是冒充的這麼辦？ 我剛想笑一笑的那點微笑可能瞬時消失了。我不安地看看旁邊的同學們，就在這時，攝影師說好了。

我心裡忐忑不安，好幾天後，把照片領會來了。我馬上把照片藏起來，心想等我當上紅衛兵再拿出來。我的好朋友想要一張，我堅決不給。壓在抽屜底下。

過了幾個月，要初中畢業了，最後一批紅衛兵名單宣布了，沒有我。

這張照片始終被壓在相集的最底下，很少拿出來看一下。那略帶不安，沒有自信的表情，每次都會引起一陣心裡的痛楚。好多年，我不想看到這張照片。

前年回國找到這本影集，這照片和那段故事都已經成為歷史。沒有人會在乎冒充紅衛兵的事情。但是誰能夠理解，那種狂熱的嚮往和單純的渴望被無情地侮辱和損害之後，留下的是什麼？

這隻有我自己知道。

攝於1970年春，常熟廬山照相館。

文/呂丁倩圖/網路寫於Briarcliff 紐約2018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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