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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資本家,榮氏家族的百年浮沉

原標題:紅色資本家,榮氏家族的百年浮沉


一個家族的數次磨難,刻下了時代的縷縷印記。在榮氏家族的百年歷史中,不過是無數危機中的一次而已。百年間,榮氏家族企業共經歷過三次巨大的危機。而這三次大危機之中,榮氏家族企業也像一葉小舟,飄蕩在政治的宦海中,浮沉不已。



(一)申新大危機


84年前的 1934 年,榮氏家族企業曾有過一段最暗淡的時期。中國民族工商業代表之一的「棉紗大王」榮宗敬和榮德生兩兄弟,其頭牌企業申新紡織擱淺了。

1934 年 7 月 4 日,榮德生的四子榮毅仁只有 18 歲。當天的上海報紙,紛紛報道了「申新擱淺」這一事件。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的榮毅仁看到消息,一下子呆住了。


申新紡織是榮氏兄弟立業的基礎,也是當時中國最大的紡織企業,擁有當時中國五分之一的紗錠。從 1915 年創辦申新紡織企業開始,榮氏兄弟在不到 20 年間,將一個小紗廠發展為1934 年下設 9 個工廠、55萬隻紗錠,佔有全國紗錠總數的 20.6% 的棉紗大王,其事業發展之快、之大,完全可以當得起民族工商業突飛猛進發展的代表。


榮氏家族企業之所以發展迅猛,既得益於無錫早年開放的通商環境,也得益於當時人們對於棉紗的需求猛增,更得益於榮氏兄弟勤勉和努力擴大企業的作風。這也是當時民族工商業的普遍環境和發展倫理。



榮氏老大榮宗敬,向有「擴展力求其多」的發展理論。榮德生的女兒榮漱仁對此的回憶是,兩位老人家從無置產、牟利和奢侈享用的思想,大部分積蓄皆用來添機建廠,更新設備。榮宗敬更有名言「多買一隻錠子賽過多得一隻槍」。


榮家企業滾雪球一樣壯大。但大哥榮宗敬這種「靠一文錢做三文錢事」的方式,在弟弟榮德生看來,亂世中的任何風波都會讓榮家因債務而破產。


榮德生的擔憂,在經濟不好的環境下,終於變成了現實。


1934 年,世界經濟危機的陰影日益籠罩到中國。美國頒布意在補貼白銀生產商的《白銀購買法案》,法案通過後,美國政府開始收購白銀,世界銀價因此飛漲。中國白銀外流,直接導致了銀元危機,通貨緊縮,人心浮動。之前,民國政府的賦稅已經日漸增多。


1928 年,南京政府開徵特稅,實行一物一稅,如每袋麵粉征統稅一角,麵粉袋也要另外徵稅。這大大加重了民營企業的負擔。僅申新紡織一家,就被抽去特稅達 1500 多萬元。申新紡織向財政部長孔祥熙提出減免新稅,孔祥熙答覆,「成本高了,你們為什麼不讓它降低?」接著,國際傾銷潮一波波來襲。日本紗廠所產棉紗在中國的傾銷,致使民族紡織工業一直在不景氣的環境中掙扎。1934 年,紡織、麵粉又同時受到世界性傾銷的影響,申新的幾個紗廠存貨堆積如山,榮氏家族的各麵粉廠也全部停工。


而榮氏老大榮宗敬的投機失敗,也加劇了榮氏企業的困難。1926 年開始,榮宗敬和他兩個兒子榮輔仁和榮溥仁開始投機「洋麥」和「洋棉」。由於頻頻在交易所買空賣空,在遭遇世界性傾銷潮後,榮氏企業終於巨虧 1000 多萬。這立即加劇了榮氏各廠的資金周轉困難。以申新紡織而言,其全部資產為6800萬,負債卻超過了 6300 萬。

此時,債權人索債日頻,卻已經沒有銀行願意再貸款給榮宗敬,若非要走這條路,各銀行則要求申新紡織內部必須進行「倒閣運動」,逼榮宗敬讓出總經理的位置。



榮宗敬自 1933 年起,就不斷給國民政府的人寫信尋求援助。而國民政府實業部的陳公博給出的方案更加直接,打算以財政部撥款三百萬為由,接管申新紡織。由此種種,榮家徹底斷了對國民政府的幻想。


申新紡織情況越來越緊急。到了當年 6月,需向銀行還款 500 萬,此時的榮宗敬已經毫無辦法。最後關頭,榮德生出手救了申新紡織。他連夜趕到上海,與銀行商量,將榮家麵粉廠的股票和餘款以及家中所有有價證券全部抵押做擔保,終於向銀行借到 500 萬,渡過了這一生死時刻。而最後,這次危機仍導致兩個紗廠因此停工,近 4000 工人失業。


(二)孤島中求生


榮氏兄弟的振興計劃還未來得及實現,中國就進入了全面抗戰。上海隨即陷落,對於那時在上海的民族企業家來說,只有兩條出路。要麼繼續留在租界內,要麼隨國民政府西遷入川。蔣介石對工商界作了許多承諾,包括劉鴻生在內的許多鉅賈,都開始向內地遷徙。但榮氏兄弟與蔣氏素有過節,內遷無門。最終榮氏家族選擇了留下來。兄弟二人分別在上海和無錫靜觀其變。



榮氏兄弟,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戰爭的突髮狀態中,保存和發展企業。


1900 年,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城使得北方糧食急缺,華北及東北到上海採購小麥的金額直線上升,榮宗敬當時在滬經營的廣生錢莊因而匯兌業務繁忙之至,盈利大增,這為一年後榮氏的第一家麵粉廠興建打下了資金基礎。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卻將大量的麵粉訂單送到了榮氏兄弟手中,二人藉此「國內機制麵粉的黃金時代」,大力擴充事業,使其麵粉產量佔據了當時全國總數的 29%。與此同時,申新紗廠出產的「人鍾」牌棉紗被定為標準紗,並很快打入國內外的市場——榮氏企業至此在中國牢牢站住了腳跟。


而即使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榮宗敬也能以一名商人的冷靜頭腦,通過適時地拋售和吃進日元並配合輿論宣傳工作,一手引導了當時日元對銀元的比價。有記載說,他最終從中凈賺了近 400 萬日元。

但隨著上海、無錫相繼陷落,榮家企業蒙受了巨大損失。當時上海形勢已經日漸危急,榮家的申新一廠和八廠雖然地處戰區,卻依然照常生產。


1937 年 10 月 27 日上午,日軍重型轟炸機向申新八廠投下了 19 枚千磅以上的炸彈。紡織廠迅速烈火騰騰。在這一次轟炸里,這兩個工廠死亡職工 430 多人。在日軍發動全面戰爭的頭幾個月里,榮家所有處在戰區的 14 個工廠,全部遭到了日軍轟炸。


然而只過兩年,情形突變。在1939 年到 1941 年這段時間裡,上海租界內由於戰時環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來人潮攜來的大量資金,使得租界內物價大幅上漲。據當時的記錄,那段時期,上海租界以外淪陷區紗廠不是被敵人炮火所毀,就是被日軍強佔;而內地對紗布的需求極大,在租界內繼續開工的紗廠,「無不市利百倍」。那段時間,竟成了上海紗廠的高速發


展期。榮家在戰難中賺來的錢,不僅還清了戰前相當於 17 萬兩黃金的全部銀行貸款,還開辦了銀行與一些貿易公司。


在戰爭中,僅有商人的精明顯然不夠。



在租界內,榮氏企業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義。1941 年 7 月,日本人曾指使汪偽政府接收申新的兩個廠子「歸為國營」,但因為兩廠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議與交涉,榮家才得以繼續保有兩廠的所有權。抗日戰爭初期,榮家也曾考慮依靠「上海市民協會」為其尋求保護,這是一個日軍變相成立的帶有「維持會」性質的組織。


1938 年元旦,上海《大美晚報晨刊》刊登消息:各界愛國人士集會聲討「上海市民協會」,認為這是漢奸走狗的活動組織。僅僅幾天後,榮宗敬與長子溥仁匆匆離開了上海,從水路啟程赴香港。在香港居住的那段時間裡,榮宗敬每日以淚洗面。2月 10日,榮宗敬腦溢血症複發醫治無效離世,終年 65 歲。


(三)私合營考驗


新中國成立前,位於上海及江浙一帶的民族工商業的商人,又開始了大規模的對於出路的抉擇。當時的「十大資本家」,有 9 家舉家遷徙,有的出國赴美或者赴歐,有的則跟隨蔣介石去了台灣。

榮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選擇了離開,唯獨榮德生執意留下來。他對此是有考量的,當年他在無錫創辦的公益小學,在無錫解放前的兩年里,一直是中共無錫工作委員會機關所在地。1948 年底,中共無錫工委書記高山,通過地下黨轉告榮德生,「搞好生產,不要外遷」。而榮德生對於共產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十分重視,曾經反覆研究。


榮毅仁的家眷,此時已經先期去了香港。對於榮毅仁的留下,如今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他決定與父親共進退而自願留下;一種是他那時在上海還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趕在上海解放那天,陰差陽錯地留下了。


留下的榮毅仁接手了上海的榮氏企業。而此時的榮氏工廠,已經是個爛攤子。被其他榮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資金,據上海市紡織工業局一份史料記載,高達 1000 多萬美金。1949 年 6 月 2 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灘中國銀行大樓 4 層舉行座談會。榮毅仁第一次見到了當時的上海市市長陳毅和副市長潘漢年。



陳毅一句「共產黨鼓勵工商業者在新上海的建設中起積極作用」,終於讓榮毅仁心中的石頭落了地。之後,陳毅還帶著家人公開到榮毅仁家裡做客,表示要與榮毅仁交朋友。這些做法,在人心還不穩的上海迅速傳開,有人稱,這是「共產黨團結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動作」。


「團結」很快就真的有了動作。


1950 年 2 月,國民黨的飛機再次轟炸上海,導致了上海工商業的突然崩潰:工廠停工,資金短缺,銷路不振。那時正處在春節前夕,申新紡織幾乎發不出工資。


一些申新六廠的女工直接找到榮毅仁家,堵在榮家的客廳,大有「不拿到工資不出榮家門的架勢」。陳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馬上找總工會的負責人前去疏通工作。並幫廠里申請了貸款,讓他們暫渡難關。


1950 年,榮毅仁從申新自身的生存出發,思考出關於「加工訂貨」的想法。這是針對很多工廠商品賣不出而想到的法子。當時的中央財委主任陳雲對此高度重視,很快就在全國推行。


所有這些,都讓榮毅仁興奮不已。只是他沒想到,後面的轉變比預料得更快。下半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這對商人們來說又是一次發財的機會。許多商人不願再接受加工訂貨,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場上賣高價。但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開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嚴重的是,解放軍攻打舟山群島,需要白棕繩,而次品使得在戰鬥中繩索綳裂,造成 11 艘船沉沒,80 人犧牲。

陳毅對此大怒不已,1951 年底開始了三反五反運動,在上海,讓工人當面揭發「資本家」。有文章記錄,那段時間,經常能看榮毅仁在 8 樓會場外眉頭緊鎖,兜圈子,踱方步,可見他思想鬥爭激烈。


1952 年底,榮毅仁父親榮德生去世 ,直到死榮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廠全歸工人主政」等違背企業運營模式的做法。


1954 年,榮毅仁帶頭拉開申新紡織與政府公私合營的大幕。許多股東都不能理解,擔心財產全部被充公。榮毅仁卻說,「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會有飯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費財產。」


由此,榮家發展了半個世紀的產業,變為國家所有。當年,申新集團成立,榮毅仁成為總經理。而榮毅仁也因此舉獲得了共產黨的尊重。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稱榮毅仁為「紅色資本家」, 並以上海市前市長身份 , 為他助選上海副市長。榮毅仁在最輝煌時,成為中國國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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