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地區漢代墓葬反映的歷史問題
寧夏地區漢代墓葬反映的歷史問題
杜林淵，張小兵
（延安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陝西延安 716000）
收稿日期：2009-04-11
基金項目：陝西省教育廳項目(項目編號：08JK189)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杜林淵(1970-)，陝西吳起人，延安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歷史學碩士，主要從事考古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K234文獻標誌碼：A文章編號：1001-5744(2009)06-0098-04
摘要：對寧夏地區發現的兩漢時期墓葬的綜合研究分析可知，兩漢時期寧夏地區的墓葬文化各種因素中，既有漢族移民文化因素，也有當地本土的「土著」文化因素，兩種文化因素在整個墓葬文化因素中所佔比重的不同，反映了漢族文化循序漸進影響這一地區的客觀史實。
關鍵詞：寧夏；漢代；墓葬；歷史問題
寧夏地處西北，歷史上一直是少數民族聚居活動的地區。漢代以前，尤其是周王朝勢力衰落之後，更是西戎諸部強盛的時期(其中尤以義渠戎、烏氏戎、朐衍戎等部最為強大)，直到戰國晚期，秦滅義渠戎以後，這一帶才逐漸納入秦國的統治範圍。秦統一全國後，在這裡分設北地(銀北)、安定(銀南)兩郡，直至兩漢。寧夏地區兩漢時期的墓葬資料很多，使得深入研究和討論兩漢時期寧夏地區的文化特徵和民族融合情況成為可能。
兩漢時期寧夏地區已經發表和報道的墓葬材料主要有：寧夏吳忠關馬湖的45座漢墓[1]、銀川平吉堡的8座漢墓[2]、鹽池縣張家場的8座漢墓[3]、靈武橫城的25座漢墓[4]、鹽池縣宛記溝的7座漢墓[5]、吳忠市韓橋的18座漢墓[6]、固原縣上飲河的1座漢墓[7]、固原陳家窪的8座漢墓[8]﹑寧夏同心倒墩子的27座墓葬[9]、寧夏同心縣李家套子的5座墓葬[10]等。在發掘的近200多座漢墓中，其中大多數墓葬被盜掘，為全面討論兩漢時期寧夏地區的文化面貌帶來一定的困難。以往學界關於寧夏地區兩漢時期墓葬的研究，主要是關於寧夏地區的匈奴墓葬及其匈奴文化分析和墓葬編年研究的討論[11]，但就墓葬現象所反映的兩漢時期寧夏地區的歷史變遷、民族關係等情況，則討論較少，筆者試就此進行初步的討論。
一 墓葬資料分析
兩漢時期寧夏地區墓葬的形制主要有土坑墓﹑土洞墓、木槨墓和磚室墓四種(鹽池縣張家場漢墓中的M1﹑M3則分別為土坯室和石室墓，但在墓內發現有已朽的木槨，故我們將其歸入木槨墓的類型中。同心縣倒墩子匈奴墓地中的M22為一石槨墓(嬰兒墓)，同心縣李家套子匈奴墓地發現一座石棺墓，這兩座墓的形制特殊，筆者不做討論)。
土坑墓是寧夏地區在漢代以前主要的墓葬形制，如固原彭陽孟塬、新集、彭堡侯磨，固原河川上台，固原縣南郊，西吉縣白崖半子溝、新營陳陽川[12]，寧夏固原楊郎墓地[13]等。這些墓葬時代是戰國時期，墓主人被認為是義渠戎或者是游牧於此的土著少數民族[14]。兩漢時期的土坑墓主要流行於「匈奴或土著民族墓葬」之中，如同心縣倒墩子墓地，在發掘的27座墓葬中，土坑墓就有20座，鹽池縣宛記溝漢墓群也發掘了2座[15]。葬式多為仰身直肢，頭向不一，以北首葬為多。成人墓一般有木質葬具，頭向所處的墓壁上大都挖龕，內置陶器或漆器。
土洞墓是寧夏地區傳統的墓葬形制，從新石器時代的海原菜園墓地到同心縣倒墩子墓地[16]、西吉縣陳陽川墓地[17]，都有這種墓葬形制。兩漢時期的墓葬中，土洞墓仍然佔有相當的比例。目前的資料統計表明，土洞墓在所有的墓葬中所佔的比例為24%左右。其中偏洞式土洞墓只在南部的倒墩子等地區發現，北部的關馬湖墓地只發現幾座，總體而言，數量不多。而帶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則數量較多，占整個土洞墓的76%左右，根據目前發表的材料看，主要分布在北部地區，而在南部地區則很少發現。葬式多為仰身直肢葬，頭向不一，一般都有木質葬具，沒有葬具的一般修有屍床，如宛記溝漢墓的M6[18]。許多棺底鋪一層草木灰或白膏泥，草木灰中往往雜有半兩或五銖錢(墊背錢)等。
兩漢之前，木槨墓在寧夏地區很少發現，兩漢時期，木槨墓在寧夏南北部都有分布，但數量不是很多，統計表明，木槨墓在所有的墓葬中所佔的比例為8%至10%。而木槨墓中又主要以土壙木槨墓為主，佔81%左右。土壙木槨墓各墓的木槨以豎板封門，且有分箱情況，一般為雙人合葬，有個別的為單人葬和三人葬，如李家套子墓地的M1就為三人葬[19]。雙棺多顛倒放置，多仰身直肢葬，頭向不一。而石壙和土坯壙的木槨墓卻各發現了一座[20]，數量很少。統計還表明，在寧夏地區，北部地區的木槨墓的數量明顯比南部地區的要多。
磚室墓以墓室的多少可分為單室﹑雙室和多室(三室以上)三種類型，統計表明：兩漢時期的磚室墓在寧夏地區發現很多，而且分布廣泛，磚室墓在所有的墓葬中所佔的比例為50%左右。其中單室磚墓在磚室墓中的比例為23%左右；雙室磚墓的比例為48%左右；多室磚墓的比例為29%左右。雙室磚墓的比例明顯佔有優勢，單室磚室墓數量反而較少。在多室磚墓中還出現不少四室磚墓，如吳忠關馬湖漢墓中就有四室磚墓兩座，吳忠韓橋漢墓中也有四室磚墓兩座。墓葬中大多為雙人仰身直肢合葬，少見單人葬，頭向不一。根據目前的材料看，在寧夏北部地區發現的磚室墓明顯多於南部地區。
在隨葬品及其組合上，寧夏地區發掘的漢代墓葬大多數被盜掘，墓室內擾亂嚴重，所以隨葬品的種類﹑數量﹑組合和擺放位置等總體情況並不是很清楚。從公布的材料看，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此外還有銅、鐵、鉛、玉、石、骨、琉璃器、車馬器(有實用的也有明器)、絲織品痕迹和漆片。綜合發表的各墓群墓葬隨葬品可知：寧夏地區漢代的墓葬隨葬的陶器主要是罐、壺、灶、倉、盤(盆)。尤其是罐，數量較多，幾乎每個漢代墓群中都有出土，而且形態較多，表明了罐在寧夏地區是一種普遍使用的器類，而壺、灶、倉、盤(盆)則基本上只在寧夏北部地區的漢墓中出土，在寧夏南部地區則很少見[21]。南部地區固原、同心等地的漢墓中一般只隨葬陶罐，只有個別墓葬隨葬少數其他類陶器，墓葬中一般都隨葬有車馬器、鐵器、骨器、珠飾以及琉璃器等，少見隨葬銅鏡；而在鹽池、銀川、靈武等地區的漢墓中隨葬鐵器和琉璃器以及珠飾比較少，經常隨葬銅鏡。被當地學者認為此區獨特器物的扁壺，在南部地區則沒有發現，北部地區也是只在個別墓群出現。如鹽池縣張家場漢墓的M5、M8，鹽池縣宛記溝漢墓的M7、M3。寧夏北部地區的漢代墓葬中出土的壺、罐等還經常是成套出土，即所謂的「列壺和列罐」。此外，在寧夏地區的漢代墓葬中，多數墓中均隨葬有車馬器，有的是明器，有的卻是日用器。
通過以上對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的初步分析，結合當時的地理環境狀況，寧夏地區的漢代墓葬以今同心東北的大羅山和青銅峽市、吳忠市、中寧縣交界的牛首山一線為界分為以固原、同心為中心的南部地區和以吳忠、鹽池為中心的北部地區兩大區。其中南部地區的漢墓在墓葬形制上以土坑墓、土洞墓為主，還有少量的磚室墓；隨葬品主要是銅車馬器、鐵器、琉璃器、骨器、石器以及裝飾品等，隨葬陶器中發現最多的是罐，其他器物少見；北部地區漢墓的墓葬形制主要以帶斜坡墓道的土洞墓、磚室墓和木槨墓為主，少見土坑墓；隨葬品主要是陶器，另外還有一些車馬器(主要為明器)和銅器等，陶器中主要以罐、壺、倉、灶、盤(盆)幾類器物為主。由此可見，兩漢時期寧夏南北兩個地區至少存在文化上的差異，其中南部地區在西漢時期，無論從墓葬形制還是從隨葬器物來看，與中原地區的漢代墓葬的差別較大。而到東漢時期則幾乎與中原地區一致，如固原上飲河東漢墓[22]。北部地區的漢代墓葬則在墓葬形制及隨葬品組合上都表現出一種與內蒙古中南部的鄂爾多斯地區和陝北地區漢代墓葬的相似性[23]。當然，有些地區還可以進一步分小區，如南部地區的固原和同心的墓葬就有差別，從目前的材料看是時代上的差別，也有可能還存在文化族屬上的差別。而北部地區相對來說，墓葬無論在墓葬形制還是在隨葬品的種類上都表現出與中原地區同時期墓葬很大的統一性和一致性。
二 墓葬文化因素分析
關於寧夏地區漢代以前的民族和文化的研究，已有學者專門討論[24]，此外，許成、鍾侃、羅豐等先生也在不同的論著和考古發掘報告中有論述[25]，這為我們討論漢代寧夏地區的民族和文化奠定了基礎。根據近年來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東周時期，以寧夏中南部和甘肅東部的隴山為中心，包括陝西西北部的一部分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可歸入許成先生所稱的「楊郎類型」)的族屬是屬於戎族的(烏氏戎、眗衍戎和義渠戎)，而「毛慶溝類型」文化的族屬為狄族(也有人認為是匈奴族，筆者贊同狄族說)。故其文化的族屬，正如許成先生所指出的，楊郎類型代表的青銅文化的創造者是戎人，以毛慶溝類型為代表的青銅文化的創造者應是狄人。當然這種文化中也包含有秦文化的部分因素，如固原出土的銅錛、銅斧、銅鑿的形制與關中秦文化中的同類器物非常相似；而長鬍、中胡三穿銅戈和銅矛，春秋戰國時期就在中原和秦國廣泛流行。這種文化特徵，至少是延續到了西漢中晚期。如寧夏南部地區的同心倒墩子墓地中的6座洞室墓及土坑墓中人骨架頭低足高的墓葬，明顯與同區其他墓地的墓葬有別，而與楊郎類型的墓葬形制基本一樣；在隨葬品上，如隨葬實用工具和骨器、大量的車馬器以及一些飾品等的習俗在漢代的墓葬中也明顯有繼承和發展的跡象，儘管其在形態上有所差別。同心倒墩子墓地族屬被判定為匈奴族墓地，但其中也包含有「楊郎類型」文化的因素。到了東漢時，這一地區「本地的文化特徵」保留很少，而基本上「漢化」了。這可以從這一時期的墓葬及其隨葬品中看出來。如少見土洞墓，而多為磚室墓、木槨墓以及在隨葬品上隨葬一些模型明器等等。而在寧夏北部和西部地區，東周時期的墓葬和遺址發現不多，只在鹽池和中寧、中衛有過報道[26]。根據目前的材料看，這一地區在東周時期的墓葬形制、葬俗和隨葬品組合上，同楊郎類型文化是有差別的，如狼窩子坑青銅短劍墓群的墓葬形制，11座墓全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內填沙，有的還混填大石塊，葬式中有側肢葬和曲肢葬，隨葬品中的陰刻人面蛇形飾牌、雙鳥形牌飾、駝形牌飾等都很有特點；中寧縣青銅短劍墓群的兩座墓為土坑墓，人骨架的足下放置一陶罐，頭部則放置陶勺、銅斧頭等物，隨葬器物中的銅鏡、銅當盧、圓形銅飾也很有特點；但這一地區目前還沒有發現土洞墓。所以東周時期此區文化的創造者是誰，目前很難說，從隨葬器物等總體上看，可能既有戎人文化的因素，又有狄人文化的因素，因為從地理環境上看，此區正處於兩個族屬文化的接合部。但這種文化特徵到了西漢時期則基本上沒有保留下來。漢代這一地區的文化的族屬，從目前來看，至少從西漢中後期開始，主要是漢族移民的遺存，如城址、障塞、手工業遺迹等(關於漢代的移民問題，文獻中有很多記載，有關專家已有不少論述，如葛劍雄等《中國移民史》第二卷、石方《中國人口遷移史稿》等)。實際上，西漢時期寧夏各地建置多沿襲秦代，但是，北部川區實際上為匈奴樓煩白羊王屬地。直到漢武帝元朔二年至元狩二年(公元前127至公元前121年)，衛青、霍去病多次出擊匈奴，收復了河南地、新秦中。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在原秦北地郡的西部置安定郡，其轄地約相當於今寧夏中北部、甘肅慶陽地區及陝西部分地區。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設十三州刺史部，北地郡屬於朔方刺史部，王莽時更名為威戎。轄19縣(道)，其中在寧夏境內(可考者)有靈武、富平、靈州、眗衍、廉縣等5縣[27]，並遷徙內地居民到此畜牧、屯墾，設典農城[28]，招募農業人口，使得人口大增，冠蓋相望。北部地區到目前為止很少發現西漢中期的「漢族人」的墓葬可能正反映了這一歷史事實。而在稍後時期，則發現了大量明顯具有中原文化特徵的墓葬，這些墓葬除極個別墓葬中還保留有與中原墓葬不同的特點外，其他的墓葬無論在墓葬形制還是隨葬品組合上，與中原地區的墓葬基本相同，只不過可能在時代上滯後一些。而對於西漢中期前墓葬材料雖然很少發現，但從中後期墓葬資料中的墓葬形制和隨葬習俗的變化，似乎仍可以找到「土著居民或匈奴人」的遺留。正如蒙文通先生所指出的，「義渠既失河南，餘眾為匈奴」[29]。也就是說，在秦攻滅義渠戎時，有大量的戎人逃跑到北部地區，這一地區可能就是漢初匈奴樓煩王的屬地的南部地區(今寧夏靈武、銀川、石嘴山等地，也包括內蒙古烏海市等地)。此區墓葬中的土坑墓和土洞墓，隨葬車馬器和飾品等習俗，與東周時期的墓葬形制和隨葬習俗也很相似。但到了西漢中後期以後，墓葬形制以及隨葬品所表現出來的特徵則基本上中原化了。
三 寧夏漢代墓葬反映的歷史問題
寧夏地區漢代墓葬儘管發掘的並不多，但也能反映出漢代此區歷史發展和民族融合的客觀情況。南部地區墓葬本身文化特徵在時間前後上表現不同，表明了漢族文化漸次影響本地區的客觀史實。西漢中晚期的墓葬發現了不少，而且墓葬所表現出來的文化特點與中原地區有很大的差異，這一方面與西漢政府設置屬國都尉安置降漢的匈奴人有關外，還可能與本地的「土著居民」的文化傳統有關，因為此前本地居民中仍然有大量的「戎人」，其文化傳統如土坑墓、土洞墓等因素仍然存在。另外在《漢書》中的《武帝紀》、《宣帝紀》、《衛青霍去病列傳》等文獻中也有安置匈奴人的記載。如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設置的5屬國即在天水、安定、西河、五原、張掖5郡之內，其中安定郡內屬國都尉治三水縣。根據《水經注》卷2記載：「三水縣故城，本屬國都尉治……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安定郡治高平，即今寧夏固原。推地望可知，三水屬國都尉在今同心縣一帶。所以同心縣發現的墓葬與中原地區的差異大，應是墓葬的主人為匈奴人的原因[30]，與內蒙古烏海市新地墓群反映的現象比較，也可印證在西漢中期，烏海新地與同心倒墩子墓葬主人的一致性，即匈奴族人或當地的「土著居民」。然而到了西漢末至東漢初，南部地區的墓葬明顯發生了變化，原先的匈奴或土著少數民族的文化因素表現得不是很明顯，代之而起的是中原文化因素的明顯增強，如出現了磚室墓和隨葬一些陶明器、陶俑等，表明了漢族與「當地的土著居民(包括匈奴人)」的融合程度。東漢中晚期，由於東漢政府連續與西北的羌人作戰，戰事不利，原先安定、北地兩郡皆南徙關中，而西漢時所設置的靈武(縣治在今寧夏青銅峽市邵崗堡西)、眗衍(縣治在今寧夏鹽池縣張家場)、眗卷(縣治在今寧夏中寧縣古城鄉)等縣，在東漢中晚期也都相繼廢掉。因此在寧夏北部地區如鹽池縣等地的東漢中晚期墓葬發現的數量少，其原因除與發掘的規模有關外，更主要的可能是與這時期本地的人口銳減有很大的關係。東漢初期，原本人口稠密的中原地區，由於西漢末年的戰爭使得人口大量減少，勞動力出現嚴重短缺，所以東漢初許多西漢時遷徙到此地的人口又返回故鄉，滯留下來的
「移民」(包括漢族和匈奴等少數民族)又經歷戰爭，所以表現出來的是墓葬數量的急劇減少。而南部地區的東漢中晚期的墓葬數量更少的原因，應與當時幾次羌族起義有很大的關係。根據《後漢書·西羌傳》、《後漢書·安帝紀》、《後漢書·順帝紀》等文獻載，由於羌人起義，西北部各郡、縣不守，政府遂將這些郡、縣遷徙至關內。如《後漢書·西羌傳》云：「(永初五年)，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同書《順帝紀》載：「(永和六年五月)，恐唐羌寇北地……冬十月癸丑，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而百姓戀土，不願離去，政府卻命令軍隊割掉他們的莊稼，毀房屋，破積聚。恰時逢旱蝗饑荒，官軍又大肆搶掠，致使百姓大量死亡，人口銳減，所以出現了這一階段墓葬發現少的現象。
寧夏地區目前發現的漢代墓葬，大多集中在一些漢代障塞和城址附近，如鹽池縣張家場漢墓群，吳忠關馬湖漢墓群等。隨葬品中既出土不少明顯區別於中原地區漢墓的器物以及少見「陶樓」之類的表現豪強地主莊園經濟的「塢壁」之類的器物，也出土不少與中原同時期墓葬出土遺物相同或相似的器物，這客觀反映了當時寧夏作為邊境地區的民族融合和地主莊園經濟很少發展，其時當地居民點分散，大部分居民集中居住在城堡周圍或城裡的客觀事實，而少數墓葬中出土有兵器的現象，除可能與葬俗有一定的關係外，可能這些墓葬的主人本身就是戍卒。
參考文獻：
[1]寧夏博物館關馬湖漢墓發掘組.寧夏吳忠關馬湖漢墓[J].考古與文物，1984(3)：28-35.
[2]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銀川附近的漢墓和唐墓[J].文物，1978(8)：88-94.
[3]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鹽池縣文體科.寧夏鹽池縣張家場漢墓[J].文物，1988(9).
[4] 寧夏文物考古所.靈武橫城漢墓發掘簡報[M]//寧夏考古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71-90.
[5]寧夏文物考古所，鹽池縣博物館.鹽池縣宛記溝漢墓發掘簡報[M]//寧夏考古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91-106.
[6]寧夏文物考古所，吳忠市文管所.吳忠市韓橋漢墓發掘簡報[M]//寧夏考古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107-118.
[7]寧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博物館.固原縣上飲河東漢墓清理簡報[M]//寧夏考古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119-123.
[8]寧夏文物考古所固原站.固原陳家窪漢墓清理簡報[M]//寧夏考古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124-127；寧夏固原縣博物館.寧夏固原漢墓發覺簡報[J].華夏考古，1995(2)：28-40.
[9]寧夏文物考古所，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寧夏工作組，同心縣文物管理所.寧夏同心縣倒墩子匈奴墓地[J].考古學報，1988(3)：333-355.
[10]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同心縣文管所.寧夏同心縣李家套子匈奴墓清理簡報[J].考古與文物，1988(3)：17-20.
[11]寧夏文物考古所，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寧夏工作組，同心縣文物管理所.寧夏同心縣倒墩子匈奴墓地[J].考古學報，1988(3)：333-355；宋遠茹.鄂爾多斯周邊及中原地區的漢代匈奴文化分析[J].考古與文物，2001(6)：75-80；姚蔚玲.略論寧夏兩漢墓葬[J].考古與文物，2002(1)：81-90.
[12]羅豐，韓孔樂.寧夏固原近年發現的北方系青銅器[J].考古，1990(5)：403-418.
[13]寧夏考古研究所，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楊朗青銅文化墓地[J].考古學報，1993(1)：13-56.
[14]鍾侃，韓孔樂.寧夏南部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文化[M]//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203-213.
[15]寧夏文物考古所.鹽池縣宛記溝漢墓發掘簡報[M]//寧夏文物考古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92-93.
[16]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海原縣菜園村遺址墓地發掘簡報[J].文物，1988(9)；寧夏文物考古所.寧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J].考古學報，1988(3)：354-355.
[17]寧夏文物考古.西吉縣陳陽川墓地發掘簡報[M]//寧夏考古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61-70.
[18]寧夏文物考古所.鹽池縣宛記溝漢墓發掘簡報[M]//寧夏文物考古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92-93.
[19]寧夏文物考古所.寧夏同心縣李家套子匈奴墓地清理簡報[J].考古與文物，1988(3)：17.
[20]寧夏文物考古所.寧夏鹽池縣張家場漢墓[J].文物，1988(9)：16.
[21]寧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工作站.固原陳家窪漢墓清理簡報[M]//寧夏文物考古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124-126.
[22]寧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博物館.固原縣上飲河東漢墓清理簡報[M]//寧夏考古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119-123.
[23]魏堅.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138-160.
[24]楊東晨.先秦時期寧夏地區的民族和文化考察[J].寧夏大學學報，1999(3).
[25]許成，李進增.東周時期的戎狄青銅文化[J].考古學報，1993(1)；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固原楊郎青銅文化墓地[J].考古學報，1993(1)；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彭堡於家庄墓地[J].考古學報，1995(1)；羅豐.固原青銅文化初論[J].考古，1990(8)；鍾侃.寧夏中寧縣青銅短劍墓清理簡報[J].考古，1987(9)；周興華.寧夏中衛縣狼窩子坑的青銅短劍墓群[J].考古，1989(11).
[26]寧夏中寧縣青銅短劍墓清理簡報[[J].考古，1987(9)；寧夏中衛縣狼窩子坑青銅短劍墓群[J].考古，1989(11).
[27]魯人勇.寧夏歷史地理考[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17-18.
[28]魯人勇.寧夏歷史地理考[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20-21.
[29]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M].北京：龍門書局，1958：109.
[30]魏堅.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179-196.
本文出自：2009年第6期《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98-101頁。
TAG: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