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士農工商「四民」之外的「第五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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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歷史按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四民社會」延續並影響中國長達兩千多年。其實，在主流社會的四民之外，還有個「第五民」，即遊民。「士、農、工、商、游」的五民結構，才是中國社會的真實反映。

遊民的江湖裡信奉的是「義氣」「忠義」，跪拜是武聖關帝。作為中國文化的小傳統，遊民文化與頂禮膜拜文聖孔子的大傳統「士文化」一起，共同構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

從這個角度講，「遊民」支配著半個中國，「第五民」書寫著半部歷史。不從遊民的視角去窺視歷史，便無從發現和認知另一個中國。

一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四民」者，大致為讀書做官的、種田的、做工的、經商的四大類。

按照大思想家顧炎武的說法，「四民」一詞，最早是由管子提出的。在其《日知錄》卷七中，顧炎武明確地指出，「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

管子在《管子·小匡》中，是這樣說的：「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

清代·作者不詳《耕織全圖》

管子，即春秋時期大名鼎鼎的管仲、管夷吾。他是一位被歷史嚴重低估了的人物。

他輔佐桓公強齊圖霸，尊王攘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他禮讓天下，開法家先驅，編纂《管子》。

他被蜀漢名相諸葛亮當作人生榜樣。

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三國志·諸葛亮傳》

孔子也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們至今還會披散頭髮，左開衣襟，當野蠻人。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篇》

真是天地人間多虧有了管仲，否則，將「萬古如長夜」了。

孔子給予管仲的評價，不可謂不高，管仲也擔當得起。他的偉業，實在是太多。他的故事，也足夠的精彩。這是一位足以光耀歷史的人物。

管仲的偉大之處在於，當權力的春藥，足以讓人致幻時，他卻方寸不亂，坦然地面對位高權重的齊國相位，保持謙恭揖讓的風度，與鮑叔牙一起，成就一段「管鮑之交」的佳話。相比之下，伯牙與鍾子期的友情，利益誘惑的份量不足，對人性考驗的劑量不大，其友情的質量與含金量，自然就等而下之，黯然失色了。

管仲還是抓經濟的一把好手。在擔任齊國國相期間，「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他在繁華的都城臨淄，開闢了紅燈區，興建了最早的國營妓院。在聚斂巨額財富，為國創匯的同時，也招攬了大量的有用之才。

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

這創舉一箭雙鵰，收效巨大，當然也頗有爭議。

「夜合之資」，誰能說這不是白花花的銀子——儘管它來路不正；延攬人才，使用的是「美人計」——儘管它手段不正。但若以結果論英雄，白貓也好，黑貓也罷，管仲也算是一位會捉老鼠的「能貓」。

齊國的經濟好了又壞，人才來了又走，後來連齊國也不復存在了。但管仲首創的「女閭」制度，卻一直香火繚繞，生意興隆。一向薄倖名的青樓，對賞飯吃的這位祖師爺有情有義，為他設立牌位，奉若神明。贏得青樓的青眼，是另一種意義的「青史」留名，這是管仲始料未及的，或許也讓他大跌眼鏡。

此外，他還在文化意義上，貢獻了一個成語，叫「老馬識途」。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韓非子·說林上》

這些，足夠讓管仲彪炳千秋了。思想家顧炎武還顯不夠，誤將「四民」的發明權歸功於管仲，他為管仲錦上添花，實屬張冠李戴——所謂「四民」者，乃古已有之。

成書於春秋末期，相傳為左丘明所著的《國語?齊語》中，齊桓公和管仲有這樣一組君臣對答。

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

士「就閑燕」，即讓士居住在清凈優越的地方，講求孝敬、尊卑，以維護宗族貴族統治秩序；

工「就官府」，乃工商食官使然。在官府手工業作坊中生產，自然要「就官府」；

商以貿易，故「就市井」；

農夫的任務是耕種，所以「就田野」。就田野，靠近田野的地方，決不意味著農夫住在城外。

士農工商，各得其所，各司其業——早在管仲之前，已有聖明的君王，做出了「制度安排」，將「四民」安置得井井有條了。管仲的所作所為，只不過是按照「昔聖王」的既定方針執行而已。

但是如果說，管仲是實踐「四民」觀念的一位最積極踐行者，而且還是執行得最好的一位，這恐怕是不爭的事實。

管仲相齊期間，著手改革社會行政組織，設「三國」、「五鄙」制度，落實「四民分居定業」政策。讓士、農、工、商，各自在劃定的「社區」居住，並分別從事相應的生產。

「三國」，即在國都城郊以內按士、農、工、商四業而「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其中，「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並規定「處士必於閑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

「五鄙」，是指將「鄙」即農村分為五個行政區域，使農業人口定居之，分別由五個士大夫統管。

此後的典籍，如《春秋》《漢書》等，也都涉及到「四民」。士、農、工、商的職業分工分明，社會地位有別，甚至連著裝都有具體的規定，不能稍有逾越。

《春秋·穀梁傳》：「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

《春秋·公羊傳》：「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闢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人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鬻貨曰商。」

《漢書·食貨志上》：「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

《淮南子·齊俗訓》：「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 商與商言數。」

《東京夢華錄·民俗》(宋人孟元老)：「其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

從此，「四民」的觀念，逐漸上升為國家層面的策略。士農工商的序列，也成為不可撼動的制度安排。這或許是管仲一生中影響最大、最深遠的事件了。

錢穆先生探究中國社會之演變，進而提出了「四民社會」的觀點，認為中國社會自春秋戰國以下，可稱之為「四民社會」。這樣的「四民社會」，延續並影響中國長達兩千多年。

二

「四民社會」中，「士」為中心，它的地位最高，一直穩居於「四民」之首。血而優則仕，學而優則仕，最終的目標都指向「士」，可見官本位之中國，士的影響力。在皇權專制時代，士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了皇帝的意志，他們排在第二，沒有人敢排在第一。

明代·作者不詳《明代士人肖像》（著儒巾和圓領大袖衫）

「農」則緊隨其後，也是其來有自。大致說來，農耕民族的人們，深深地懂得土地的承諾，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讓人們養成了勤勞的習慣。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些土地的天時與農時，又不至於讓人有許多的妄念。更為重要的是，在古代社會，農民是最主要的物質生產者，農業是中國人最基本的財富來源。所以，農民和農業，這個人類社會最古老的行當與行業，在東西方世界，都備受尊崇。

古羅馬作家加圖在他的《農業志》中對農民讚美有加：「利益來得最清廉、最穩妥、最不為人所疾視，從事這種職業的人，絕不心懷惡念。」這種西方式的讚譽，也完全適應於東方的中國。幾千年來，農民就是吃苦耐勞的代名詞，也是淳樸善良的代言人，這個群體忙碌的背影，在東方的詩文中，同樣也贏得了許多的禮讚、憐憫與同情。

商人就沒有這樣的好運氣、好禮遇了。商與工，在四民中統屬「末業」，而商總是叨陪末座。

元代·趙孟頫《鬥茶圖》

長期以來，由於「農本」思想深入人心，統治者推行的「重本抑末」「重農抑商」政策，從事農業才是做人的根本，從事工商業則是不務正業，甚至商業被視為「奸偽之業」，商人被看成「末等之民」， 一提起商人，不是無奸不商，就是無商不奸。賺錢了，一定是不義之財。致富了，必然是為富不仁。再成功的商人，最終都要買地置業，「改邪歸正」，回到耕讀的老路，回歸農業的正途上來。

漢高祖就「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惠帝、呂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朱明王朝建立後，仍繼續奉行這樣的政策。洪武十四年規定：「農民之家止穿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穿絹布。如農民家但有一人為商賈，亦不許穿綢紗。」

凡此種種的「抑制」，對商人而言，已是嚴重的行業歧視了！

工商雖為末業，為歷代所輕賤、抑制，甚至打壓，但也只是「抑商」而已——未必是「輕商」，更非全面的「禁商」。「抑商」政策並不阻礙商人發財甚或悶聲發大財。事實上，這個行當，的確是脫貧致富的好手段、好方式，是通往富裕道路的終南捷徑。

司馬遷就發現了這個隱密的通道，他在《史記?貨殖列傳》里坦陳道：「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在《史記會注考證》云：「刺繡文，工之事；倚市門，商之事。」）擺脫貧困，務農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司馬遷道破了這個秘密，但有漢一代，人們並未趨之若鶩。後來的若干代，也並未形成全民經商的熱潮。這是為什麼？

清代·年畫《士農工商》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以農為本的社會，若全民皆商，只會將社會引向「歧路」。農，被高看幾眼，商，則不受待見，這種根深蒂固的行業重視和歧視，說到底，是「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的政策使然。況且農與商，各有其附載的行為模式，各有其附著的思想風尚。對小農經濟的謳歌，對商業經濟的打壓，也是皇權專制社會裡，政治正確的必然。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迨至明朝中晚期，商潮湧動，商幫崛起，商人群體在勢不可擋的經濟大潮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反映在明代文學家凌濛初的《二刻拍案驚奇》中，先有「一品官，二品賈」的民間諺語，隨後又有「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者」的徽州風俗。商人在經濟激變之中，由四（四民之末）而二（二品賈），再由二（二品賈）而一（第一等生業），迅速地經歷了鹹魚翻身般的命運軌跡，也贏得了社會地位的火箭式躥升。

社會乃時代的精神容器，它也必然反映時代的精神氣候。伴隨商人社會地位的躥升，社會風氣也為之丕變。伍袁萃所撰的《林居漫錄前集》中提到，明朝中晚期「奴富至數百萬，初縉紳皆丑之，而今則樂與為朋矣」「縉紳家（婚嫁）之女惟財是計，不問非類。」由「丑之」到「為朋」，權力與財富迅速地達成了交易，實現了媾和。人生的婚姻大事也一切向錢看了，「不問非類」，不分妍媸，只要兜里有錢，管他阿貓阿狗都可苟合。縉紳之家向來居於四民之首，具有風向標意義，竟如此斯文掃地，拜倒於金錢腳下，摧眉折腰事「金錢」，遑論其他人家？

經濟變局及帶來價值取向的變化，是耶非耶？生逢其時、身臨其境的思想家顧炎武（1613.7.15—1682.2.15）在其《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對從商者輕鬆致富之路，頗有微詞。他說商業是「心計之民」為之，是否有「君子不為」的況味？仔細咂摸品味，還真有點兒這個意思。

農之獲利倍勞最，愚懦之民為之；工之獲利二而勞多，雕巧之民為之；商賈之獲利三而勞輕，心計之民為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這部120卷，以「探究利病」「以正得失」而聞名的皇皇巨著，對於一改「抑商」，而颳起重商的那股世風，顧炎武究竟持什麼態度和看法——是利是病，是得是失？思想家的想法，就不得而知了。

及至不久前，商業膨脹為一場「十億人民九億商」的瘋狂，明朝中晚期的重商波瀾與之相比，恐怕只是大江大海的濫觴而已。

這已是後話，甚至是後話的後話了。總之，在漫長的皇權社會中，大多數的時段內，不受待見的商人與商業，畢竟還有末座可供叨陪。商業流通作為農業社會的必要補充，雖然會被「重租稅」「困辱之」，但這意味著其仍有存在必要。商人雖然為四民之末，依然是國之「石」民，乃國家的柱石，因而仍為主流社會所認可。

在士農工商「四民」之外，實際上還有一個不為主流社會認可，但客觀存在著的「第五民」，處於更為悲催、墊底的位置。

這個「第五民」，即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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