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崛起爭霸背景下的權力轉移研究

研究崛起爭霸背景下的政治權力轉移，可以從共性和特殊性兩方面著手。共性研究側重尋找在國際權力轉移過程中的規律性問題。例如，崛起國面臨戰略擴張超越自身實力的不平衡問題，衰敗的主導國面臨戰略收縮與保持國際支持的不平衡問題。歷史上，面對相對衰落的趨勢，霸權國會擔心採取收縮戰略導致同盟渙散。然而，對照當前美國對外戰略的行為，我們發現共性研究可能無法解釋美國的行為，因此嘗試特殊性研究就變得十分必要了。美國主動減少對同盟國承擔義務，不太顧慮盟國對自身支持力度的減少。這一反常現象引人發問，是什麼原因導致美國不願再考慮收縮戰略與維持盟友支持的平衡呢？在核武器的約束下，中美爆發直接戰爭的可能性極小，盟友的軍事支持不像以前那麼重要了，這可能是當前美國制定對盟國政策的主要考量之一。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教授作點評。本網記者 馮瑤/攝

中美戰略競爭的本質是權力之爭還是意識形態之爭？我們需要對此做出正確判斷，因為不同性質的戰略競爭將對國際體系造成不同的影響。意識形態之爭是沒有調和餘地的，雙方在觀念上無法調合，意識形態主導的競爭戰略有別於權力主導的戰略之爭。如果是權力之爭，那麼霸權國為盟友國提供公共產品的邏輯出發點就是在成本和收益之間的考慮，而不是意識形態之爭不計成本的競爭邏輯。因此，此次國際權力轉移是否由意識形態主導，決定了大國爭奪世界領導權背後的邏輯起點。2018年6月美國防長馬蒂斯和國務卿蓬佩奧分別在演講中明確提出中美之間的競爭是模式之爭，即「西方模式」和「中國模式」之爭。如果目前的中美戰略競爭演變成意識形態之爭，那麼歷史上有關意識形態的共性研究成果，就可以作為我們分析當前中美戰略競爭的參考。

對崛起國來講，在擴大權力的過程中也有成本與收益的問題，也是一個尋找平衡點的問題。從國際格局的轉變來看，權力轉移可以有多種形式。一種是從單極格局向多極或兩極轉移，一種是從多極格局向單極或兩極轉移，還有是從兩極格局向單極或多極轉移。雖然上述六種權力轉移有共性之處，但涉及到每個具體的轉變，勢必有特殊之處。自一戰結束以來，國際格局只經歷了二戰後多極向兩極的轉變和冷戰後兩極向單極的轉變。我們缺乏從單極向兩極轉變的歷史經驗。這意味著，研究單極向兩極轉化的規律和特點，是一個有意義的普世性課題。

由於不同形式的權力轉移具有其特殊性，因此決策者在戰略選擇時作出的成本與收益考量不盡相同，二者的參照關係也會隨之變化。具體來講，需要明確兩點。一是如何衡量和界定擴張和實力之間的平衡。這涉及到如何定義合理的擴張速度，是根據本國實力增長速度來判斷，還是根據崛起國和霸權國綜合國力的縮小速度來判斷。我們可以從定量角度對其研究。雖然找到一個十分精確、理想化的平衡點比較困難，但是可以嘗試找到一個相對合理的區間範圍。二是如何界定擴張目標的問題。崛起國要增加自己的國際權力，而國際權力的本質是控制權，在政治上體現為國際領導權。這就有了一個問題：是地區領導權還是全球領導權。或者說，領導權與國力又是相關的，即不同階段的實力可支撐什麼範圍的領導權，這就存在一個目標排序的問題。

另外，當前是知識經濟時代，科技創新成為創造財富的主要來源，不再是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分別依賴土地和資本獲取競爭優勢，這也是當前大國戰略競爭需要進行特殊性研究的因素之一。科技進步依靠教育創新，教育創新成為財富增長的原動力，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霸權國評估盟國支持的重要性。特朗普政府大規模削減外交支出，將更多的資源投於本國國防科技和企業發展，同時限制中國理工科學生到美國大學學習，這些情況值得深入研究。

當前中美經貿關係的壓艙石作用明顯下降。我們如果想深入探究背後根源，就需要明確「經濟是基礎」這個原理的適用邊界在哪裡。國際關係領域和國內社會的性質不同，一個是無序體系，一個是有序體系；一個是靠權力統治的社會，一個是各國擁有獨立軍事權力的社會。在不同性質的體系里，經濟和政治的關係可能會發生反轉。如果我們用經濟學原理解釋非經濟領域的事物，就可能錯誤認識客觀世界。上世紀80年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國際權力遠低於蘇聯，究其原因是其軍事實力不濟，經濟基礎決定不了上層建築。將中美關係置於崛起國和霸權國競爭的背景下研究，是能把問題的性質看得更透一些。從學術上講，「崛起」是指一國和霸權國，也就是和世界上最強大國家之間的實力差距逐漸縮小，直至最終超越。中國在對美戰略上提出韜光養晦，提出戰略機遇期，都是為了不主動挑戰美國。然而，中國是否挑戰了美國不取決於中國主觀上是否想挑戰美國，而是要看客觀上兩國綜合國力差距有沒有縮小。觀察客觀世界，才能認識問題的根本。

「修昔底德陷阱」是近年來人們談論中美關係時經常用的概念。霸權國對崛起國產生威脅感和恐懼感，主要是源於擔心失去既有利益和地位。人因為擔心利益失去，擔心受害，所以產生恐懼。從人性來講，人維護失去利益的決心大於維護增長的利益。中美博弈也必然受其規律支配。中美競爭肯定是長期的，霸權國的恐懼也是要長期存在的。當下中美關係面臨衝突上升之勢，源於特朗普個人的特殊風格，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如果從貼現因子的角度分析，特朗普政府肯定是認為維護中美關係穩定的邊際效益在遞減。當美國認為維護雙邊合作的邊際效益是下降趨勢，其對華政策從「接觸加遏制」轉向「全面防範」就是一種必然。中國一直倡導中美「合作共贏」，試圖通過提高雙邊合作的貼現因子維護雙邊關係，但是，這裡存在一個雙方從合作中能得到的客觀利益誰多誰少的問題。中美經貿之間有個詞叫「reciprocity」，我們說是「互惠」，美國說是「對等」。這說明，合作是涵蓋很多複雜因素的，涉及相對收益問題。

我們在進行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時，除了關注共性研究外，還可以關注特殊性研究。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實證研究，實事求是的研究，從具體小概念和小事務入手研究國際秩序、國際格局、國際規範和國際體系的問題。這樣才能提高研究成果的可靠性，而不是做出缺乏事實依據的所謂「大判斷」。當前國際關係的不確定性增大，有關國際權力轉移研究，還需進一步深化思考。

（作者系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教授。本文是根據作者在第十一屆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術共同體年會分論壇研討小組上的點評整理。中國社會科學網馮瑤整理）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劉星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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