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這些學術熱點你真的研究透了嗎？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迎來了大發展。這40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其中又出現過哪些研究熱點和頗具影響力的觀點？

中國高等教育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吳愈曉、杜思佳認為，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高等教育建設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在規模、質量、公平和國際影響等各個方面取得了歷史性成就，與此同時，也面臨著發展不均衡和「大而不強」的挑戰。

總體而言，改革開放40年來，在高等教育擴張與教育機會公平方面，是自1999年高等教育擴招後，「誰獲得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成為國內學術界研究的主要議題。家庭背景與高等教育獲得方面，關於高等教育獲得差異的解釋，主要有精英流動和社會再生產兩種理論取向。高等教育獲得的城鄉差異方面，目前關於城鄉出身與高等教育獲得的實證研究主要是圍繞著城鄉之間的教育不平等展開的。高等教育獲得的性別差異方面，主要有三條脈絡：其一是探討中國教育機會性別差異的演變趨勢。其二是探討高等教育獲得性別平等化的原因。其三是檢驗教育獲得的性別不平等是否存在群體差異。高等教育的求學過程方面，除了探討高等教育獲得和升學機會外，一些研究者開始關注不同群體在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習和生活經歷，闡明學校過程如何形塑或改造了不同階層整體的際遇。

中國國際關係學

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王存剛認為，40年來中國國際關係學成就主要有：

其一，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是國際關係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目前，中國學者已經基本完成對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評介。

其二，上世紀80年代初，一些學者開始向國內學界介紹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隨後大批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經典著作的漢譯本陸續出版。

其三，在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上，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結合國際關係的演進狀況和中國外交的具體實踐，國際關係研究主題日趨豐富。一方面，傳統議題研究推陳出新，如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國家利益、時代主題、國際格局、國際體系等方面的研究角度不斷擴展；另一方面，新議題不斷湧現，如全球治理、新型國際關係等方面研究受到關注。由此，中國學者對國際關係的理解日益深刻，對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把握更加準確。在研究方法方面呈現多元多樣特點，既有對傳統人文方法的沿襲，也有對大數據等新方法的嘗試。

其四，中國國際關係學者的理論自信、學術自信日益增強。學界逐漸跳出以冷戰思維、零和博弈、強權政治等為基礎的西方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窠臼，提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國際關係理論體系，著力打破國際關係理論由西方學者壟斷的局面。

其五，目前，中國設置國際政治本科及外交學、國際事務等相近專業的高校有近百所，國際問題類研究機構大量湧現。學術機構和學科點建設為國際關係學科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機制和人才保障。

經濟學界對於改革開放的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認為，過去40年，中國經濟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人民感受到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前所未有，是世界發展史中的奇蹟。中國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是人口紅利，充分條件則是通過改革開放實現了資源的重新配置，把人口紅利轉化成了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然而，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自2010年達到峰值以後開始出現負增長，人口紅利消失。未來中國要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必須從依靠人口紅利向依靠改革紅利轉變，如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進一步促進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

對於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輝煌成就的內在邏輯進行了以下梳理：

一是，在一個根本目標的指引下，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拘泥於模式。中國的改革最初是沒有藍圖的，但有明確的方向——即為了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這樣一個根本的目標，中國可以借鑒所有可以借鑒的經驗，所以中國接受了市場經濟。

二是，正確的意識形態才可能真正讓改革向前推進。以扶貧為例，扶貧的邊際效益是遞減的，越到最後，剩下幾千萬貧困人口的時候，就越難推進。到了這個時候，很多國家都推不動了。在這個時候，當有一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時，才真正管用。

對於改革開放，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主要關註：第一、為什麼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可以取得這麼快速的增長？第二、中國還是中國，同樣的地方、同樣的人民、同樣的政府，為什麼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那麼貧困，不能有同樣的快速發展？第三、中國取得這麼快速的發展和成績，出現的問題是什麼？怎麼解決？第四、解決貧困問題、實現國家繁榮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共同的願望，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有什麼借鑒意義？第五、從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成績，對經濟學來講，到底有什麼借鑒意義？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教授愛德華·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認為，正如世界上大多數資源豐富的國家一樣，中國本可以依賴其自然資源的稟賦，如石油煤炭等，以求發展，但中國並沒有選擇這麼做，而是另闢蹊徑，選擇創新發展的模式。此外，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充分地引入了市場競爭機制，以更好地促進經濟的發展。甚至是，在不同的地域之間，也存在著相互的競爭關係，如深圳、上海，以及新興崛起的城市如合肥、青島。

語言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張伯江認為，以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的改革開放，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轉折，我國的語言研究也開啟了蓬勃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國際上語言學理論發展最快的時期，幾個重要的語言學流派都在這時形成，儘管學術理念各異，但都突破了以往基於印歐語構建語言理論的做法，尋求世界上各種不同類型語言之間的深層次共性。80年代末90年代初，漢語學界一些有識之士敏銳地注意到這一重要走向，開始關注國外語言學理論最新動向。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學界的交流全面展開，國外語言學的重要學說相繼引入漢語研究。20世紀60年代起，國際語言學研究的主流已經告別結構主義的描寫主義語言學，側重點由語言描寫轉向語言解釋，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美國的形式主義語言學了。

20世紀90年代以後漢語的語言學研究全方位融入世界學術主流，在學術體系的邏輯化和學科體系的系統化方面成效顯著，同時也不自覺地融進了西方學術的話語體系。70年代，呂叔湘先生在談到建立漢語的語法體系時，就強調不能用有形態語言的語法來說明漢語，「假如一心要找個方的，就可能看不見圓的。」80年代，朱德熙先生進一步指出：漢語缺乏形態是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的事實，只有經過仔細的分析和比較，才能看清這個簡單的現象背後的深刻的含義。

歷史學

在中國古代史領域，對於各個朝代的歷史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國家組織的清史纂修工程，極大推動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朝代清朝歷史的研究。清史纂修工程由著名清史專家戴逸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彙集一大批清史學者，創造性地繼承了中國修史傳統，對清史開展全面研究。經過10餘年時間，清史纂修主體工程大約100卷3000多萬字的文稿撰寫已經結束，不久就應該可以與公眾見面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最大變化是學科對象的變化。我國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學科對象作過長時間的學術討論。但隨著研究的深入，許多學者認為這樣分期並不科學。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的歷史研究中，有關近代中國的發展規律引起學者的關注。關於抗戰史研究，國家安排了抗戰研究專項工程，支持抗戰史研究。作為成果之一，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係文獻數據平台已經上線，引起學者們普遍關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世界史研究成績顯著。我國世界史學者一直致力於擺脫「西歐中心論」的研究思維和編撰模式，也在力圖與前蘇聯的教條主義模式相區別，思考建立中國學者的世界史研究思維和編撰模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史學界為構建我國歷史學的理論體系作出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這個任務遠未完成。

馬克思主義法學

武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祝捷認為，改革開放40年來，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其一，基礎理論研究持續深化。繼承馬克思主義法學的思想精髓，深入挖掘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內涵、基本範疇和基本原理，通過學理研究提煉馬克思主義法學的本質特徵和內容體系，不斷體現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科學性、真理性和規律性，為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法學教育、法學研究中的指導地位提供理論支撐。

其二，形成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理論成果。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在不同階段的發展成果，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中的法治建設思想，特別是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有關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闡釋習近平同志關於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和重大論斷。

其三，回應法治建設重大現實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和科學立場，積極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實際問題進行研究，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考和分析法治建設中的各類法律現象和法律問題。

其四，前沿領域研究不斷拓展。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實踐，圍繞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概念、法律本質和法律現象，如何在社會主義國家推進法治建設，如何在法治建設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給馬克思主義法學帶來的新變化，如何看待科技革命條件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變化對法律上層建築的影響等問題展開討論。

中國社會保障學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認為，2007年，在中央的高度重視下，理論學術界組織開展中國社會保障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200多位專家學者參與研討，其中高校社會保障專任教師佔60%以上，核心組成員中社會保障專家佔80%以上，所完成的重要成果是《中國社會保障改革與發展戰略：理念、目標與行動方案》及其衍生的四卷本成果。

伴隨社會保障改革從試點進入成熟、定型發展新階段，急需對中國社會保障的發展道路、價值取向、目標追求、體系建構與行動方案進行深入研究。過去5年，各種觀點紛呈，著述豐富。特別是《中國社會保障發展報告》等年度報告的出版，對社會保障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促進學術界在社會保障發展理念是基於互助共濟還是個人主義、是基於社會公正還是效率優先等問題上增進了共識。被中宣部、教育部列入重大項目的社會保障課題達50多項，一大批研究成果被立法與改革方案吸收。修訂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制定慈善法以及具體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方案的背後，均有相應的理論學術成果支撐。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也從以定性研究為主走向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精算技術、模型應用開始進入社會保障學術領域。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官網、《社會發展研究》等

責任編輯：張卓晶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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