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電影要和權力保持距離

詩人谷川俊太郎對電影《小偷家族》這樣評價：

「人生來相互靠近，無論被社會疏遠，還是觸犯法律，

他不逆反生命的自然，在他面前，哪怕是GDP也會隨風消散」

因為一件事，這部電影引起了一定的爭議。

獲得「金棕櫚獎」後，日本各界紛紛表示祝賀，這也是日本電影時隔21年，再次奪得這一電影界重要獎項。

在日本國會上，日本文部科學省大臣林芳正表示願意當面向是枝裕和表示祝賀。結果，來自日本官方的「熱臉」遭到了冷遇。

是枝裕和在自己的官方網站上這樣寫道：

......

過去，因為「國家利益」和「國家政策」，電影本身曾帶來了巨大的不幸。反省過去，但即便是在和平時期，電影也要和權力（無論是保守還是自由派）保持距離，雖然聽起來比較誇大，但我覺得這才是正確的做法。在這裡，我絕對不是想引起爭論，所以沒有用「拒絕」的言論，因為這種話題總是沒有完結，今天我想在這裡向公眾表態。希望圍繞這個問題，大家能停止爭論，而繼續對電影本身的評論。

……

最後說一句，《小偷家族》收到了文化廳的資金贊助，這筆錢幫了忙，特此表示感謝。但是從日本電影產業的規模來看，振興電影文化的預算還是少了些。希望除了「祝賀」，作為鼓勵電影製作的方法，在野黨的各位能夠再討論的話，再好不過了。

是枝裕和態度很明確，他拒絕了與文部科學省大臣見面。

對此，文部科學大臣林芳正表示，為了「尊重是枝裕和的想法」，撤回了自己的想法。

是枝裕和的表態引起了日本一些人的抨擊的批評。

日本群馬縣一議員在推特上說：

先不說電影如何，真的被是枝裕和的所謂「和權力保持關係」的發言震驚。一邊拿著文部省的補助金，這樣做是不是有點過分？這就像反對建設核電站，卻又從國家那裡拿著補助金的一些縣市一樣，做法太土氣。

從日本文部科學省下屬的文化廳官方網站上，能夠很清楚地看到該片從2018年日本政府為鼓勵電影製作的「文化藝術振興費補助金」中獲得2000萬日元（約合124萬人民幣）。

《小偷家族》申請時片名為《大聲呼喚》（聲に出して呼んで）

來自日本網民的指責聲也不少：

明明拿了人家的錢，然後得獎，總有點回去彙報一下的義務吧。

簡直一點羞恥心都沒有，從國家手裡拿了錢，反而說什麼保持距離，跟那些借債的人渣有什麼區別？

補助金不是你寫申請表申請來的嗎？

想知道是枝裕和是從哪個石頭裡蹦出來的？

明明是單純的祝福而已，你卻看不上眼拒絕人家，不僅肚量小，從最開始就不明白事理，簡直就是反日左翼村民。

簡直就是個紅色金錢腐敗電影導演啊，沒一點骨氣，你不覺得丟人嗎？

不久，網路上的謾罵焦點轉移到了電影內容上。

如果是日本人的話，就肯定不會以做小偷為生。

能不要給外國人留下日本的壞印象嗎？

給小孩子教小偷小摸的方法，這不就是教唆犯罪嗎，應該評級為R級才對。

《小偷家族》故意製造一種日本人的壞形象，日本人是勤勞又懂禮儀的民族。

這部電影給人製造了一種錯誤的印象，現在日本的現實中存在這種小偷家族。雖然電影得了獎，但總感覺這是一部反日電影。

日本保守派作家百田尚樹在一次電視節目結束時，硬是在一次電視節目結束之前來了這麼一段話：

我插一句話。這個是枝裕和，拍了個電影，在戛納拿了個獎，在那邊說什麼，日本必須向亞洲道歉。這是什麼鬼話。要講這種胡話，就不要去國外了。真的。什麼村上春樹什麼的，真的讓人一肚子窩火。這和電影有半點關係嗎？

百田尚樹

那麼，這到底是不是一個「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的問題呢？

看上去，文部科學省大臣的祝賀，只是一種祝福的心意。拒絕的確在禮儀上說不過去，再加上這部電影確實從日本政府那裡接受了補助金。

但問題的關鍵出在這筆2000萬日元上。

從法律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正相反。

正因為個人（電影導演）和政府的關係，國家的存在在二者的距離當中才得以成立，要保持這種距離，發揮最重要作用的就是憲法，即日本憲法中所表述的「表達的自由」。

這2000萬日元補助金是不是真的就縮小了電影導演和權力之間的距離？

是枝裕和在《朝日新聞》的一次採訪中認為，這筆錢並不是國家的一份「施予」，而是為了發展文化而進行的「稅金再分配」。

從一般意義上來講，政府支持藝術項目，就是權力的一種義務。藝術需要錢，和我們日常生活中飲食居住一樣，資金是不可缺少。

這種傳統可以上溯到中世紀出現的「藝術贊助人」現象，這些具有權勢和金錢的貴族，親自出錢讓藝術家為自己創作作品，而到了現代，貴族逐漸消失，政府取而代之為藝術進行志願活動，可以說是理所應當的行為。

1434年的一幅油畫，藝術家的贊助人希望畫家將自己放入畫中（右側跪姿白衣人）

這2000萬的補助金其實就是上述歷史的延長線，接受它，個人和權力的關係並沒有縮小。

但是，如果文部大臣要當面向是枝裕和表達祝賀之意，此時問題就發生了實質變化。

這樣設想，如果政府方面接觸是枝裕和，必定會出現今後對電影內容指手畫腳的想法。而是枝裕和接受祝賀後，可能會因此再次得到政府的贊助，在電影製作上會更小心翼翼，減少批判日本政府的觀點。他本人的立場會更加弱化。

當然，單單的一次拒絕並不會將是枝裕和拉入權力的陣營。但是在這個距離縮小之前，划下「和權力保持距離」的底線，從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是枝裕和對藝術家自身弱點的自覺。

日本演員原節子訪問德國時，與戈培爾的合影

早在1939年，日本就借鑒模仿德國、義大利等軸心國的電影法令，制定了《映畫法》，一大批電影人拍攝了大量符合法西斯宣傳的「國策電影」。不拍這種電影，只有兩條路：進監獄遭受拷打之苦，要不然就告病回家。包括田坂具隆、原節子等人都曾參與過這一類電影的製作。

相反，在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幾天後，日本政府宣布授予他本人「文化勳章」。這一獎章每年由天皇親自頒發，在皇宮中舉行儀式。但大江健三郎拒絕了這一榮譽。

大江健三郎和他的兒子

他曾說：「我不接受國家的任何勳章，死後也不接受。這是我的遺囑。」

藝術家和權力之間的關係，也是「單一」和「多樣」之間的關係。

作為一種表達的藝術，藝術表現中的關鍵就是彰顯多樣性。而作為政府，進行統治和管理最便捷的手法就是「單一」和「集中」，但在這種個人和權力的萎縮當中，多樣性的存在感會降至最低。藝術如果不孕育反骨精神，也就不存在藝術本身。

日本一位大學教授這樣評論這一事件：

「有人認為要批判政府，那就別拿錢。但如果藝術沒有錢，藝術就不復存在，不然，等待你的，就是大家穿同一件衣服，看同樣的書，過著同樣生活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