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爾石窟壁畫，神秘力量

靈暈復現

我國現存的所有石窟之中，第一座位置最西、開鑿時間最早、延續時間最長的大型石窟，坐落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北緣的庫車縣西部，以其一萬幅優美絕倫的壁畫名震八方，這就是「中國第二敦煌」——克孜爾千佛洞。

克孜爾石窟第17號窟券頂

菱形格本生故事畫

置身於雄偉的明烏達格山舉目遠眺，克孜爾千佛洞盡入眼帘：懸崖上一個個石窟層層相迭，鱗次櫛比，氣勢恢宏，威風八面。專家介紹，克孜爾千佛洞修鑿的年代開始於東漢，結束於唐末，歷代龜茲王對這項工作都極為重視。

克孜爾石窟壁畫 飛天

爬上高高的木梯，洞窟呈現在眼前。這裡的洞窟分為兩種，一種叫支提窟，是供僧徒禮佛觀像和講經說法用的；一種叫毗訶羅窟，是供僧人起居所用。壁畫都繪在支提窟內。

克孜爾石窟壁畫

壁畫的題材主要是佛傳、因緣和本生故事，最精彩的當屬佛教本生故事畫。許多本生故事畫都描繪在石窟的券頂上。別具一格的是，它們採取單幅構圖的形式，將券頂劃分成許多的菱格，每一菱格繪一則故事。

由於菱格的空間較小，卓越的畫師採用最少量的人物和襯景，並選取最能概括故事內容的典型情節，將複雜的故事巧妙地表現出來，從而顯得畫面十分簡潔明快。

克孜爾石窟壁畫 聞法天人

給你推薦兩個展覽，木木美術館推出了兩場圍繞著克孜爾石窟藝術的平行展覽——「海外克孜爾石窟壁畫及洞窟復原影像展」和「僧侶與藝術家」。

前者由新疆龜茲研究院策劃，力圖呈現龜茲研究院二十年來的工作成果；後者由木木美術館策劃，圍繞美術館館藏克孜爾石窟壁畫作品，以當代視角展開敘述與對話。

龜茲王族頭像

本次展覽利用了美術館的全部空間，一層為「海外克孜爾石窟壁畫及洞窟復原影像展」，二層為「僧侶與藝術家」展覽，但展覽內容並沒有據此劃分為相互對應的兩部分，而是通過十個連續的小單元展開敘述。

觀看這場展覽的基點是居於特定時空的克孜爾石窟藝術，但由此出發，我們的視線可以望向古今中外兩個遠方，一是與古代佛教藝術和絲綢之路相關的，跨越東西的時空脈絡；一是與當代藝術創作、遺產治理、歷史書寫相關的系列問題。

天人頭像

拼圖遊戲與「靈暈」復現。

位於一層的「海外克孜爾石窟壁畫及洞窟復原影像展」彷彿是在向觀者訴說著一個關於世界上最難的「拼圖」遊戲的故事。

展廳入口有意模仿了石窟寺常見的窟口形狀，觀者進入之後發現自己置身於一片深沉而華美的藍色之中——所有的牆壁都被漆上了與青金石顏料相同的藍色，這是一種在克孜爾石窟壁畫中被大量使用的、來自阿富汗的珍貴顏料。

在這深邃典雅的底色上，懸掛著一片片大小不一、外形迥異的壁畫殘片——它們都是根據原作現狀製作的復原件，真實地反映了現存壁畫在圖像上的特徵。

在展覽的第一單元，我們能看到現藏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出自克孜爾石窟第212窟的神秘骷髏紋飾、婆羅門和比丘，77窟的金剛力士，184窟生動的「下三道寶階」佛傳故事和說法圖局部；還有來自俄羅斯聖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的，出自克孜爾第184窟的龜茲供養人圖像，186窟的說法圖等眾多流失海外的壁畫圖像。

這些上個世紀初被西方探險隊帶走的壁畫大多是「殘」「碎」「散」的，來自石窟主室側壁、前壁、甬道側壁等不同的地方，為了讓它們回到原本的位置，重構被局部破壞的整體圖像，中國學者們所進行的努力非一日之功。

在展廳的另一部分，我們便能窺見這當中的艱難與不易——幾乎所有在圖像敘事和結構上較為完整的大幅圖像，都是由多塊碎片拼合起來的。尋找這些失落世界各地的碎片、殘片只是基礎，更富有挑戰性的是對它們進行不斷的匹配嘗試，直至最終確定它原初的窟室、壁面及位置。

這不就是一種世界上最難的「拼圖」了么？

這種拼圖其實不是「遊戲」，雖然有著遊戲的樂趣，更多的卻是一份事業和使命的沉重，和與之相伴的成就感。

在與展覽相配合的研討會上，來自新疆龜茲研究院的趙莉研究員分享了她赴德國調查研究的經歷，聽她講述著自己如何在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之上，為一面殘破不已的壁畫又找到了幾塊缺失圖像的故事，不得不為這項事業中所有的默默耕耘和巨大付出而動容。

但感慨之餘，再環視周圍這些壁畫的複製品，總感覺似乎還缺少了點什麼——那大概是本雅明所說的藝術品原作所具有的獨特「靈暈」（aura）吧。

本雅明認為在機械複製時代凋萎的東西正是藝術作品的靈暈，而美術史家巫鴻曾強調過在藝術史研究中「原境」（context）的重要性，當我們以注重「原境」的視角來看展覽中這些複製圖像的時候，便會意識到：

這些圖像是被剝離了其原初的存在環境而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這種環境包括它的空間、功能等多個方面。石窟藝術作為一種綜合藝術，其建築、雕塑、繪畫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因此將作為整體之組成部分的壁畫單獨抽離出來，難免會導致一種更大的語境和氣氛的缺席（何況如果把壁畫作為一個單獨的系統來看的話，殘損的圖像也只是脫離了整體的局部）。

而本次展覽的一個亮點便在於通過模擬洞窟的體驗對這種缺憾進行了彌補。

克孜爾石窟第38窟和第14窟的等比例複製窟除了實現對這兩個洞窟現狀的全複製外，還包括現存海外的曾屬於原窟的壁畫圖像在其原始位置上的呈現。

觀者可以拿著工作人員準備好的手電筒進入這兩個模擬窟，借著幽微的光線細細打量窟室中的每一尊佛像和每一筆紋飾。

開鑿於公元5世紀左右的第38窟為中心柱窟，這種制式為佛教洞窟中級別最高的禮佛窟，窟內空間由前室、主室和甬道組成。在模擬窟中你可以看到左右兩壁各繪有三幅大型說法圖及一欄天宮伎樂圖，還有眾多天相圖和本生故事圖。

第14窟則是不置壇的方形窟，功能與中心柱窟主室相似，後壁開龕原置坐像，坐像左右各繪有兩身聽法菩薩像。此窟最為精妙之處在於窟頂山巒形狀的菱格內所繪的因緣故事及本生故事——菱格畫是龜茲石窟獨有的藝術表現形式，多繪於洞窟券頂，以紅、白、藍、綠等色相間排列，繁而不亂；每個菱形格由數座山峰組成，因此也稱為「菱形山巒」；每個山峰內還經常點綴花草紋，並繪有動物、樹木等。

置身昏暗的洞窟之中，目之所及是曾經鮮亮的色彩海洋在時間之塵的洗刷下變得黯淡，是佛像上殘缺的面容和斑駁的衣衫，但心之所及處看到的風景是千年前僧侶們獨處窟內，一豆燭光，一支畫筆的虔誠與平靜。

克孜爾石窟壁畫作為藝術品的「靈暈」無可避免地遭遇了磨蝕，今天的人們為試圖召回這種靈暈而作的努力與嘗試，不僅是在技術層面上實現最大程度的復原，更有超越其外的心靈風景的重塑與創造。

模擬洞窟內部

「回家」的壁畫。

如果說剛剛看過的「復原影像展」讓我們以概覽的方式一窺克孜爾石窟藝術的精妙，那麼位於美術館二層的「僧侶與藝術家」展覽，則提供了幾個可供觀者進一步深入的案例。

來自木木美術館收藏的四件克孜爾石窟壁畫無疑是其中的重頭戲。美術館所收藏的第一件作品於2016年在日本購得。這方殘損的壁畫上表現了一個帶著隱秘微笑的女性面部，線條柔和而富彈性，神態雍容沉靜。後被確認為原屬第171窟主室前壁左側下部的龜茲王族頭部像。

第二件作品是同樣購自日本的一幅禪定佛祖像。從畫幅大小、周邊身光比例、佛祖目光所視方向，以及和田地區盛行的大乘信仰，參考該地區出土的其餘壁畫特徵，推斷其為大乘佛教中的「千佛」題材，而佛身之上的諸多眼睛，推測來源於佛教密教中的「千眼」題材。在一幅壁畫中同時出現大乘信仰與密教題材的圖像表現非常罕見。

第三件作品是2018年入藏的一方未題有任何題記的壁畫，疑似為日本大谷探險隊或德國馮·勒科探險隊於二十世紀初取自克孜爾石窟。從人物右視的神態可推測其為位於佛祖左側的天人（天人即住於天界及人間的有情眾生）。這件壁畫運用了克孜爾石窟最為典型的青金石藍色顏料，與勾勒人物面部的赭紅色線條相得益彰。

上述三件作品分別被安排在展覽的第四、五、七單元，還有一件作品則被放在了整個展覽的結束之處——這是一件曾被誤認為來自敦煌，實際上來自克孜爾的待命名作品。畫中的人物頭生五髻，瞠目怒眉，耳飾碩大，具有典型異域特徵。依據「五髻」等主要特徵，日本秋田公立美術大學井上豪教授推測其為乾達婆（佛教中以音樂和香氣等縹緲之物供養佛祖的神），早稻田大學的山部能宜教授則認為其為與乾達婆相似的另一尊神明。

亦有觀點依據《長阿含經》卷五中「大梵王即化為童子，頭五角」的記述，結合其他同類壁畫中五髻形象一般出現在與其他任務相比較低的位置，對其身軀的描繪也較為矮小的特點，推測畫中人物為童子。因此，該人物的身份目前尚存爭議，作品名稱也只能暫定為《五髻乾達婆（？）五髻童子（？）》。

將這件並非最新入藏的作品置於最後，或許是希望以它身上尚未解開之謎提示大家：對於克孜爾石窟藝術的探索與揭秘之旅還未到達終點，而藝術與歷史的書寫也沒有終結。

模擬洞窟內部，手電筒光源下看到的壁畫局部

我去看展覽時正逢一位藝術家在進行他的電子音樂創作，展廳中擺放了四張長椅，但並未見觀眾坐下來靜靜聽上會兒或是上前與藝術家交流，戴著耳機的藝術家坐在筆記本電腦前做著自己的事情，空靈的樂音在午後的陽光下兀自飄蕩著。如此情景確是有幾分修行的「寂寞」味道了。

千佛千眼

當代藝術精神洞窟。

最後，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在這兩個「平行」的展覽之中，古代與當代、東方與西方的線索是如何在各自的行進之中架構彼此之間的複雜關聯的？我們在其中看見了什麼？沒有或者無法看見什麼？

展覽本身的容量不算很大，但可以觸發的思考卻不少。我們能看到的無疑不僅有「拼圖」和那一張張「臉龐」。例如，就「傷痕」與「修復」這一對介於具體和抽象之間的範疇而言，在這次展覽中既可以看到數字化技術對於壁畫修復歷史進程的影響，也可窺見系統而宏大的「遺產」治理事業和「記憶」書寫工程對於民族與文化創傷的特殊意義。

兩個展覽對於「原境」的復原和再造中，古代藝術品由膜拜價值為主走向以展示價值和體驗價值為主，這一現象對於從本體論角度思考藝術或許有所幫助。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妨思考一下一個更大的「原境」：

中亞作為文明的通道與強心針的歷史角色。當位於其東西兩端的軸心文明陷入黑暗之時，它往往成為一個釋放各種文明可能性的地方，生成了其文明母體所沒有的東西，並轉而為衰頹的軸心文明輸送了新鮮的血液與活力，佛教經由西域傳入中原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而進入工業文明時代後，這片土地的積極角色卻變得動蕩不安。

看罷展覽，帶著對遙遠古代的追憶，對歷史進程的一聲慨嘆，還有對時間的敬畏，耳畔梵音縹緲，駝鈴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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