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專訪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顧清揚：40年，新加坡三次與中國戰略對接

環球時報專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顧清揚

【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 邢曉婧】「你們有一座美麗的城市，一座花園城市。」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對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如是說。得到的回應不僅有感謝，還有這樣一句話：「你們將比我們做得更好。」14年後，鄧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提到，應該向新加坡學習：「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從為中國政府官員提供培訓課程，到與中國合作開展蘇州工業園區項目，新加坡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一直是不可忽視的存在。近日，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顧清揚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20多年來，他廣泛參與新加坡針對中國政府官員開設的培訓課程，對新加坡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扮演的角色深有體會。

變與不變

環球時報：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新加坡扮演的角色是否發生轉變?

顧清揚：新加坡很早就意識到，中國未來的發展潛力是可以被期待的。已故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1976年就訪問過中國，那時候全世界都不看好中國。但新加坡基於對中國民族性和文化性的判斷，比較超前地認識到中國未來發展的巨大潛力。此後，新加坡不斷參與中國在各個發展階段的工作，並且與中國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旋律變化緊密結合，隨時進行角色轉換。

1978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還處於探索階段，尚未形成大的思路和戰略，那時新加坡和中國的合作主要是貿易活動。上世紀90年代，中國加快實現工業化和製造業升級，新加坡提出共建蘇州工業園區作為旗艦項目。2007年，中國強調落實科學發展觀，其中包括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新加坡積極應對並適時做出調整，提出聯手打造天津生態城項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2015年，中新啟動另外一項大規模政府間合作——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該項目的狹義概念在於西部地區的互聯互通，更廣泛的意義在於以西部為基地，通過新疆地區走出去連接中亞，同時與中國的西南、華南地區建立聯繫，打通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很好地對接了中國發展的新戰略。

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每一次轉型升級，都為中新兩國提供新的合作契機，兩國的政府間合作項目是其主要的表現形式。從宏觀戰略角度來看，新加坡實際上一直扮演著主動參與中國發展的角色。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上世紀90年代提出「搭上中國的順風車」，意思是說不論中國發展到哪個階段，新加坡都要做出相應調整，因應中國的變化，為新加坡贏得一個共同發展的機會。從這個角度來看，新加坡的角色又似乎沒有發生變化。

「軟硬兼學」

環球時報：20多年來，您廣泛參與新加坡為中國政府官員提供的培訓，請問這類課程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顧清揚：新加坡在20多年的時間裡培訓了很多中國幹部和企業高管，培訓內容不僅限於某一方面，而是嘗試從新加坡社會發展的系統性出發，著重於原理闡述，同時把課堂學習和參觀考察結合起來。更重要的是，緊密聯繫中國的實際情況，落腳點最終要回到解決中國的具體問題上，反思中國應該有的發展思路。

教學內容通常包含三大部分：全球趨勢的把握，包括理論方面的新發現、探討以及全球實踐，比如像全球科技創新、新型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以及金融科技等;新加坡的實踐，結合新加坡的案例，進行現場考察，並與新加坡政府官員和企業高管對話;聯繫中國發展實際，討論如何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和挑戰。通過這三大部分三個時空反覆轉換對比，讓學員做出思考判斷，博採眾長。

環球時報：您認為，中國官員在學習借鑒新加坡經驗的過程中是否出現過偏差?

顧清揚：我覺得剛開始時會有一些偏差。我看到一些來考察的官員反覆詢問：「新加坡到底是怎麼做的?我回去以後能不能照搬?」當時這種試圖從新加坡找到直接答案的思路，在我看來是一種偏差。中國不論向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學習，都不可能找到一個可以直接照抄過去的解決方案。我告訴中國的官員和企業家，新加坡的發展有其獨特的國情背景，關鍵要理解新加坡發展和治理背後的原理，融會貫通之後才能根據中國國情舉一反三，結合各省市地方的情況，探索出適合中國的解決方案。

環球時報：有聲音說中國只學到了新加坡的「硬體」，沒學到「軟體」，對此您如何看?

顧清揚：中國對新加坡進行考察並借鑒經驗時，隨著自身所處發展階段的不同，重點也不一樣。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重點較多地放在經濟建設上，當然就會主要考察新加坡的「硬體」，比方說工業園區的建設、招商引資等等。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中國這樣做無可厚非。

當中新兩國之間的合作日益推進時，特別是中國本身取得很大經濟發展以後，中國對「軟體」的需求開始凸顯出來。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就專門成立對口部門，與新加坡有關機構討論交流「軟體」轉移工作，比如蘇州的「社區概念」「鄰里中心概念」以及「社會保障概念」等都是從新加坡借鑒過來的。

後來，中國不斷考察新加坡的制度建設特點，比如執政黨的建設、基層組織建設、法制建設、政府運作以及政策制定和執行特徵等。前些年，中國一些沿海地區城市陸續建立了自貿區，其中也大量借鑒新加坡外向型經濟和國際化運作的制度和規則，比如發展國際金融、國際投資以及全球貿易的相關規則等內容。因此，我認為說中國只學習到了新加坡的「硬體」而沒學到「軟體」的看法是片面的，中國實際上是「軟硬兼學」。

新加坡的啟發

環球時報：您認為對於中國來說，新加坡的經驗已經「學完了」嗎?

顧清揚：從傳統思路來講，新加坡能讓中國學習的東西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新加坡自己也一直在伴隨著中國的發展以及全球的變化節奏而進行升級。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當前中國發展的大方向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引領下，全面融入國際軌道，新加坡恰恰能在這方面為中國提供新啟示。比如，如何打造國際金融中心，如何融入全球貿易體系，如何參與國際經濟組織的運作，如何藉助外力發展本國市場等等，新加坡仍然可以作為中國借鑒和考察的樣本。

環球時報：通過參與中國改革開放，新加坡得到什麼啟發?

顧清揚：在與其他國家合作時，如何重視合作夥伴不同的文化背景，我想這是新加坡從與中國合作中得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發。

早期新加坡和中國合作時，主要是強調新加坡國內行之有效的做法，但這很難行得通。磨合當中，新加坡慢慢意識到必須要考慮、尊重對方國家的體制和文化，融會貫通的方案才是最優解。

另外一個啟發源於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新加坡希望充分利用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所帶來的機遇，為國際貿易開闢新空間，融入到更廣泛的世界分工中去。

中國的未來可能在兩條線上做文章

環球時報：我們該如何總結中國的這四十年?有何「得」與「失」?

顧清揚：總結起來就是八個字：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這兩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量民營企業湧入工業發展領域，國有經濟做出制度突破的變革，這是「對內改革」取得的成就。與此同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參與國際經濟循環，實行「對外開放」。這種開放不僅是資金、技術和市場的開放，更是一種對新的制度、模式以及思維的開放。

我認為，中國的「得」很明顯，比如經濟發展、城市化建設、在製造業方面取得成就等等。而中國最大的「失」在於，忽略了可持續發展和環境問題。此外，在一些市場失靈較為嚴重的領域，過多地採用市場機制，比如住房、醫療和教育等領域，這導致其公益性和平等性沒能得到很好的保證。當然，中國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相信會逐漸有所好轉。

環球時報：您對中國今後的40年有何展望?

顧清揚：我認為未來中國的發展可能在兩條線上做文章。一方面，在改革開放40年的基礎上，加速國內的現代治理體系建設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國現在面臨著複雜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發展的瓶頸，處於特別時期，必須和時間賽跑，加快進一步改革和升級的步伐。

另一方面，美國在全球化方面開始倒退，但是國際社會客觀上對全球化有所需求，呼喚著出現一股新力量，很多人對中國抱有期望，這給中國提供了很好的機遇。中國要珍惜這樣的機遇，全方位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和全球治理體系當中去，要像過去40年那樣，借力全球的先進實踐經驗擇善而從，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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