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化禁錮了創新
人類社會在進步，生產力在發展，曾經被認為是昏睡的獅子的新中國，經過幾十年衝鋒式的建設，社會發展水平、生產力發展水平迅速佔據了世界各國前列。
客觀地說，只是前列之一而已，還沒有達到可以影響世界的程度，幾十年的飛速變化，國家的日新月異，中國人和了解中國的人們自然是看到的，更多的國家，更多的外國人，其實對中國的了解並不多。歷史方面，土耳其大學生甚至還不知道長城在中國；現實方面，喜歡週遊世界的歐美國家的人們還有很多人包括各種傳播媒體專業人員並沒有到過中國，他們的印象還是幾十年前甚至更久以前的中國。貧窮，落後，粗野，大約就是很多外國人眼中中國人應有的樣子。所以，我們在新聞中在網路中，常常會聽到看到中國人在國外的不受待見的事。
拋開政治上的各種傾向和偏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世界上是不是受尊敬，富裕程度是其中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這個國家或者這個民族在對世界的貢獻。長遠地看，各種政治勢力會更迭，消亡，新生，正如齊天大聖說的「皇帝輪流做」；經濟會有起起落落，貧窮和富裕的生活，並不像感覺中的差距那麼大。富二代把一億當作零花錢的時候，窮人口袋裡裝著的10塊幸福感可能更強。
所以，說對人類世界的貢獻，一定不是政治或者經濟方面的，而是更貼近人們的生活方面，其中很重要的是，是各種創新，各種發明創造，包括抽象的理論和具體的各種機械、用具、用品。實事求是地說，在這方面，我們中國人對世界的貢獻確實不大。我們引以為傲的確實對世界有深刻影響的四大發明，都是古代，一千多年，甚至是兩千多年前的。近代以來，甚至於我國的明朝以來，偌大的中國，值得稱頌的發明創造，史冊上罕見記載（當然也有歷史記錄以政治生活為主的原因）。所謂的新四大發明，不過運用了別人的發明創造的技術，或者說，是別人的技術的基礎上的發展而已。
歷史上，中國長期作為世界第一的經濟體，南宋以後，基本上就是在原有的基礎上的深入細化，慢慢積累。不能不說，古代中國長期的國家管理模式和統治階級鼓吹的理論所形成的中華民族的文化，深刻了影響了華夏民族的創造創新。回顧歷史，中華民族創新思想、創新理論最多的時候，是幾千年前的東周末年，春秋戰國時期，各種學說百家爭鳴，甚至到今天仍然有重大的影響。
到了漢朝，儒家學說因為適合統治國家的需求，被作為唯一的思想理論發揚光大直到成為了民族文化。儒家學說的本身並不能簡單地說是好是壞，仁政愛民，民為重君為輕的思想，對國家和平發展具有強大作用，仁、義、禮、智、信的思想，也確實在個人修養方面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是，統治者在此基礎上發展、歪曲，直到後來的三綱五常、存天理滅人慾等禁錮人們思想的理論，毫無疑問地禁止了人們的創新，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經過各個朝代的沿用所形成的八股文風，更是從形式到內容上，直接禁止了作為社會棟樑的讀書人，也就是知識分子創造性，因此而帶來的是，是國家相對的易於管理。因此，唐末五代十國的混亂過後的各個朝代，實際上就是前一個朝代的延續：推翻前朝，建立新朝代，呈現新氣象，然後被推翻。各個朝代的發展都差不多，新生的時候，是欣欣向榮的，高峰時期民眾生活富足社會穩定，然後社會不安定因素不斷積累，這時遇到自然災害，人們就揭竿而起推翻朝庭，如此往複。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帝王和百姓，都不願把自己的壓力轉移到別的國家別的民族身上，絕不以搶掠滿足自己的需求，作為統治者，更看重的是民眾思想的麻木。
朝代的更迭的實質是換湯不換藥，這也使中國的社會結構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沒有多少變化。以農耕為主的經濟結構，使每個個體必須依賴土地、依賴別人，才能更好地生活下去。在土地上勞作，最值得依賴的自然是有血緣關係的親人，血緣關係形成了家族，以長者、長輩為尊，家庭發展壯大，形成了家族，管理家族的族長也應運而生。因此也就造就了中華民族個人——家庭——家族的社會關係網，在這個關係網中，個人要生活得好，家庭要生活得好，個人在家庭中就要聽老人的話，家庭在家族中就要聽族長的話。這種關係容不得也不需要每個人創新。
家庭、家族為主的關係網，延續到國家管理中，演變成了師生關係網。這裡的師生關係，指的並不是像今天這樣的一個或幾個教師教育學生直到畢業的教授學業的老師和學生，而是科舉考試中答卷的考生和批閱試卷考官之間的關係。科舉考試，是人們從老百姓變為官員的必由之路。科舉考試最後的考場在朝庭，在皇帝辦公的大殿，所以所有考生考生都是皇帝的學生。但是這多數只是口頭上的，實際上決定誰能見到皇帝的，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各級科舉考試中的中考官。考官不批准，教授考生學業的教師再有水平，也出不了個好結果，而考官看上了，則馬上烏鴉也能變鳳凰。因此，考生考試通過了科舉考試，很自然地對考官感恩戴德，唯老師之命是從，甚至對皇帝也陽奉陰違。官員通過科舉考試選拔，選拔出來的官員之間，幾乎都有這樣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下，誰要是違背老師的意願搞創新，結果必然是受到批判甚至唾棄。誰願意苦讀十年書一朝創新名利全失呢。
因此，在民間，在家族——家族為基本構成的社會裡，創新的思想不可能獲得鼓勵，只能受到壓制。在官場，創新的思想同樣沒有生存的土壤。
不幸的是，中國幾千年的泱泱歷史中，優秀的思想積澱下來形成的精華文化不少，壓制創新的糟粕的思想也流傳下來形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形成長期的對創新的禁錮。這種禁錮，主要的，是在思想上。從漢代以來的思想史上，有點成就的人，無非在孔孟思想適合使民眾麻木的內容上的發揮和發展，其中除了王陽明敢提出並且勉強形成了自己的理論（姑且說王陽明是追求個人思想自由的，但是王陽明並沒有得到統治階層的認可。）以外，其他的人，口稱孔子為祖師爺，實際上是把孔子仁政愛民的思想，一步步地歪曲為上下尊卑的所謂「理學」，嚴重了限制人們對自由思想的追求。
幾千年的歷史，不管是精華還是糟粕，都已經融匯在中華民族的文化中。今天，我們在談論為什麼中國人不能有影響深遠的發明創造的時候，內心裡，有多少人敢打破上下尊卑？有多少人敢頂撞上級，批駁專家？中華民族並缺乏聰明人，在各個領域有成就的，獲得了諾貝爾獎的華人也不少，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們中的多數，是遠離了所謂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的。
所以，諾貝爾獎不到中國來，最少，近幾十年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似乎並沒有值得諾貝爾獎多看幾眼的重要的創新創造。
當然，中華民族從來不缺有識之士，在中央政府的引導下，志存高遠的企業家的努力下，中國人的創新也正在不斷地積累，這些創新應用到生活中，也在悄悄在改變著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半仙相信，有生之年，還會看到更多的除了文學和和平獎以外的諾貝爾獎項落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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