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原：沒有這場大病，我回不到小說
羊城晚報記者 吳瑕 孫磊
人物簡介
馬原，當代著名作家，曾任同濟大學中文系教授。1953年出生於遼寧錦州。1982年遼寧大學中文系畢業後進藏，任記者、編輯。同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岡底斯的誘惑》《西海無帆船》《虛構》《牛鬼蛇神》《糾纏》《灣格花原三部曲》《我的禍福相依的日子》等。曾是先鋒派文學的開拓者之一，其著名的「敘述圈套」開創了中國小說界「以形式為內容」的風氣，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近日，馬原攜新作《姑娘寨》亮相南國書香節，與讀者分享了他在雲南秘境的生活。七年前，因一場身體的變故，馬原告別了上海的講台和書齋，遠走海南、雲南，最終定居在南糯山姑娘寨上。曾中斷小說創作20年的馬原，在姑娘寨獲得了回歸小說創作的力量。
壹
我沒有故鄉， 我尋找一個歸宿作為故鄉
羊城晚報：國內外許多作家寫作都會以自己的故鄉作為敘事的背景，您的作品卻都沒有選擇以您的家鄉遼寧錦州為背景，而是以藏區、雲南為寫作背景，這是為什麼呢？
馬原：因為我沒有故鄉。我出生在城市，小時候的房子半個世紀前就被拆了，街道變化也很大，你看我哪有故鄉。我讀中專的時候，特別羨慕家裡是鄉下的同學，他們會說我們屯背靠什麼什麼山，前面有條什麼什麼河，聊這些的時候他們特別開心，我就會很失落，因為我沒有故鄉。
故鄉是指老家、過去的家，但是我把未來的家當故鄉，以「故」字用在我這裡是不正確的。我在西藏的時候，覺得西藏像我的第二家鄉，我愛那裡，就把那裡當家鄉去寫。我總是在尋找第二故鄉，或者說最後的故鄉。姑娘寨其實是我最後的故鄉，從一開始來到這裡我就認定，這是我的終老之地，是我上輩子來過這個地方。
羊城晚報：您的第二故鄉，西藏、姑娘寨給您的寫作提供了素材和靈感，您認為這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馬原：最重要的是背景不同，背景不同就帶來一系列的不同。比如，我在西藏的時候，我一個漢族的背景當然與藏族不同，習俗、觀念、信仰、價值觀，基本上都不一樣。在不一樣的背景下，首先就是觀念的衝撞，不同觀念形成衝撞，本身就會生出故事。如果把你扔到衣索比亞，這一定會生出故事的，因為你馬上就面臨溝通、生存、與陌生人相處的問題，故事就出來了。
我一生有兩次機會面臨兩塊寶地：一塊是西藏，一塊就是南糯山。這兩塊寶地給我相似的新鮮感，就是觀念的衝撞。這對一個小說家而言，可能比對一個不是小說家的普通人來說有更多的刺激。因為這裡面還有美學、哲學、信仰的衝撞。這些都是我在小說寫作里格外關注的部分。
所以我說自己是幸運的。29歲去了西藏，59歲到了哈尼族的南糯山，哈尼族跟藏族又不一樣。我熟悉了藏族以後，藏族不再有新鮮感了，這次又到一個完全陌生、充滿新鮮感的地方。
羊城晚報：您在這個充滿新鮮感的地方寫出的《姑娘寨》與之前的作品相比有哪些異同？
馬原：還是相同多一些。一方面有當下，一方面還有玄幻、天馬行空的東西，這是小說家的天性使然，我們即使在當下也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景象。比如說在姑娘寨，村民沒看到的東西我能看到，我看到幾百年前僾尼人的英雄帕亞馬、九十多歲的老祭司，他們都說沒有，對於一個小說家來說，既然你有想像力，你就能遇到別人遇不到的人。
貳
面對死亡的態度不同，
才讓他們的生與我們不同
羊城晚報：請您詳細說說這種衝撞在美學、哲學、信仰方面帶給您的變化？
馬原：人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是死亡。生存是抵禦死亡的一種方式。每個人生下來的那天就是奔著死亡去的，死亡是最大的命題。
藏族人認為人死了是要上天的，所以他們舉行天葬，把去世之人的肉一條條割下來喂鷹，由鷹把你軀體的碎塊帶到天庭。這當然是想像了，因為鷹最後還是會落下來休息，但至少鷹在那個瞬間會把人的某個部分帶到天上，光是這種想像就特別壯美。
哈尼族是祖先崇拜，如果說哈尼族有神，那就是他們的鬼。漢族的概念里，神、鬼通常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但哈尼族的神和鬼都是死人，就是他們死去的先輩。
所以《姑娘寨》這本書的主題，其實就是死亡，是一個我們不熟悉的族群、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族群，他們面對死亡的一種態度。
死亡是全人類必須面對的、最要緊的問題，不同的族群面對每個個體生命的死亡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因為面對死亡的態度不同，才讓他們的生與我們的生不同。比如，哈尼族有個習俗，生了一個孩子就去栽一棵樹，到這個人壽終的時候，就把那棵樹砍下來掏空，兩邊一堵就成了這個人的獨木棺。也就是說，他們生的那一刻，他們的父母就在為他們的死做準備。所以這個民族面對死亡不是恐懼，他們很從容。
哈尼族的支系僾尼人都住在山上，所以他們的墳地通常叫墳山，那裡面很漂亮、很有秩序，因為他們是祖先崇拜，鬼上升到崇拜意義上的時候，鬼就被神化了。
由於宗教信仰不同，對死亡的態度就發生了逆轉，這些都是衝突。
羊城晚報：您的人生經歷非常豐富，50年代出生，80年代因寫作聲名鵲起，1991年到2011年整整二十年文壇沉寂，後來又得重病，選擇歸隱療養，這些經歷對您的創作有什麼影響？尤其是疾病，對您的文學觀乃至實際創作有什麼影響？
馬原：影響很大。我1991年離開小說，寫作就停止了，但我不是主動停止，是被動的，想寫寫不出來。一直到2011年，這中間二十年我不寫小說，去當學者了。2008年得了大病，這場大病讓我一開始很沮喪，但是也給了我提醒：也許我的時間不是無限的，我已經進入生命的倒計時。我開始面對生命的問題，活著還是死去的問題，也就是哈姆雷特的問題。當你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其實你已經「被哲學」了。
這場大病是生命中最大的饋贈，對我來說價值非凡，沒有這場大病，我回不到小說。我經常舉的例子，墨西哥作家魯爾福寫了《佩德羅·巴拉莫》，也就是拉美爆炸文學的開山之作，之後就沒寫了；錢鍾書寫出了《人鬼獸》《圍城》，成名後也沒再寫；沈從文也是，他的小說作品止於四十年代末。幾個前輩同行已經作出例子。我前面也寫了20年，作品量也不少，小說也超過100多萬字，甚至進了文學史，也是所謂成名了，這個時候可能多數作家都回不來，絕大多數有過中輟的都沒回來，我回來了。2011年我開始寫《牛鬼蛇神》，這本書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作品，因為集納了我三十多年來的多篇小說。這七年里我也寫了好幾本書，平均至少一年寫一本書。
所以我個人以為生病是上天眷顧我，沒有這場大病，沒有對生和死那麼深切的感受體會，我回不到小說來。我認為我「被哲學」的結果，打破了一個魔咒。一個成名作家如果中斷寫作，如果他還有可能回來，那就是上天給他一場大病。
叄
我們寫作的人
不關心是不是「先鋒」
羊城晚報：您如何看待您的作品被貼上「先鋒」的標籤一事？
馬原：我們寫作的人不關心這個事，這些都是批評家、文學史家關心的，因為他們要有一套價值體系，要歸納、要有成果、要觀照歷史。觀照歷史本身不是小說家的事，小說家就是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通過虛構建起海市蜃樓，這是小說家真正關心的事情，那些主義、那些理論不是小說家的興趣所在。
（吳瑕 孫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