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誰能參加新政協？三種情況甄別選擇

原標題：1949年，誰能參加新政協？三種情況甄別選擇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批准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在新舊更迭之際，有不少黨派、團體派人到北平與共產黨聯繫，或者致電、致書，要求參加新政協。也有不少個人提交了書面申請。這固然是個好現象，說明共產黨得人心。但也表明，在新政權建立之時，各種政治力量都想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在特定歷史情況下，爭取中間派，同時對申請參加新政協的組織進行，甄別選擇成為共產黨召開新政協的兩項關鍵工作。

政協籌備會常委會指定由第一小組承擔考察、選擇工作。常委會提出總的指導思想：既要嚴格分清敵我，拒絕國民黨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和反動分子，又要廣泛團結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儘可能多地容納各方面的團體和代表人物，使一切為革命作出貢獻的團體和代表人物都能得到適當安排，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承認為民主黨派的具體標準，中共中央畫了一條線，並由周恩來1949年9月7日公開提出：凡是在去年（指1948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組織或已開始建立組織，並且很快地響應了「五一口號」的，就可以作為民主黨派參加新政協。為慎重起見，毛澤東還指定由周恩來負責指導第一小組，對提交申請書的組織進行考察。第一小組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組長李維漢，副組長章伯鈞。

經過識別與選擇，許多民主黨派很快被確定為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

但也有一些申請參加新政協的組織，經過考察，被認定不屬於民主黨派。對於它們的要求，第一小組區分不同情況，進行了處理。處理方法主要分三種——

第一種，不承認其為民主黨派，但吸收其組織中的首腦人物參加新政協。按此種方法處理的，主要有民社黨革新派、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

民社黨革新派的「駭異」

民社黨革新派，全稱「民主社會黨革新派」或「革新中國民主社會黨」，其主體為國家社會黨。該黨成立於1932年。1946年11月，張君勱等決定民社党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國民大會」後，該黨分裂，以伍憲子為代表的海外民主憲政黨，以沙彥楷、汪世銘為代表的民社黨內的進步人士，以孫寶剛為代表的民社黨另一部分黨員，陸續脫離張君勱，於1947年8月15日在上海召開代表大會，宣告成立民社黨革新派，推伍憲子為主席，沙彥楷為副主席，並在國內各地及舊金山設立了地方組織。該派主張中間路線，曾揭露張君勱及其親信投靠國民黨的行為。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五一號召」後，該派發生分化。同年8月，孫寶剛、羅堅白被開除，伍憲子也隨之辭去革新派主席之職，沙彥楷代理主席。汪世銘以民社黨革新派名義響應中共「五一口號」。

民社黨革新派能否作為一個民主黨派參加新政協？對此第一組進行了認真研究，多數人認為，這個組織整體上很複雜，不宜作為民主黨派參加新政協，可建議該組織解散，成員加入民盟，可以考慮個別邀請民社黨革新派中的民主分子參加新政協。對於這樣的處理，民社黨革新派首腦人物並不高興。就在1949年6月中旬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期間，民社黨革新派負責人之一汪世銘專程從香港來北平，致函周恩來和李維漢，要求參加新政協。第一小組按周、李上述意見答覆，汪將此意見告知民社黨革新派主席沙彥楷。沙不願意接受這個意見，他於6月22日致電毛澤東和新政協籌備會說：「貴會公布出席新政協四十五個單位，竟遺漏本黨名次，深為駭異。」「祈即增列本黨名次，以示公允，而重諾言，實民主前途之幸。」6月27日，李維漢找汪世銘談話，當面指出，從民社黨革新派的歷史看，實在不能算為一個民主黨派。李直言：共產黨提出「五一口號」時，民社黨革新派還是動搖的。李建議：民社黨革新派作為一個黨派，應當結束，你們組織解散後，假如民盟同意，可以個別加入民盟，至於民社黨革新派中的民主分子，可以由籌備會商量，邀請一二人參加新政協。周恩來在1949年9月7日作的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報告中重申了這個意見，說：民社黨革新派，我們勸他們加入民盟。當然這樣做還要看這兩個組織自己的意見。汪世銘先生以個人參加新政協。因為我們注意到了他在社會上的影響和代表性。後來，民社黨革新派經過考慮，決定於9月新政協會議召開前夕自行解散。隨後，新政協籌備會特邀沙彥楷以個人身份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汪世銘作為特邀人士參加會議。

「民革」之外還有一個「小民革」

需要指出的是：與上述兩個組織處理方法相同但性質完全不同的，有這樣一個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它是抗戰時期在周恩來領導的南方局直接關懷下，在重慶秘密成立的一個特殊的中共外圍組織。該組織的成員，既有中共黨員，也有民主黨派成員，屬於統一戰線性質的組織，長期處於秘密狀態，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它作為共產黨的隱蔽戰線進行了大量活動，貢獻甚多。從這個情況看，它不適合作為一個民主黨派參加新政協。1949年4月29日和5月20日，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同「小民革」中央負責人就其歷史作用及今後的任務等問題進行了座談，9月17日，「小民革」中央負責人王崑崙、王炳南等7人發表聲明：「本盟過去的歷史任務既已終結，原有的組織也就當然不必存在」，「鄭重決議，自即日起宣告本盟的結束。」隨後，王崑崙、許寶駒、閻寶航等原「小民革」負責人分別作為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等單位的代表參加了新政協。王崑崙當選全國政協常委。閻寶航的真實身份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員，1949年後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1952年中共中央批准閻在外交部內公開黨員身份，但對外仍是民主人士身份。他從1965年起，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第二種，不承認其為民主黨派，勸其解散，暫不在新政協中安排該組織首腦人物，但在其他方面安排工作，以後安排其政協職務。用這種方法處理的主要有孫文主義革命同盟、中國少年勞動黨、光復會。

「孫盟」的去向

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簡稱孫盟，是從國民黨中分化出來的一個政治派別，前身是中國農工社會黨。早在1944年，國民黨內一部分反蔣人士在座談會的基礎上形成兩個小團體，即農工社和大眾社。1945年，這兩個小團體在國民黨當局的壓迫下解體。1947年，在蔣介石徹底撕毀政協決議、發動全面內戰以後，原農工社和大眾社成員在南京發起組建中國農工社會黨。主要負責人有許聞天、鄧昊明、高宗禹、韓梅岑、陳惕廬等，也有個別共產黨員參加其領導層。1948年春，中國農工社會黨改名為孫文主義革命同盟，主張聯共反蔣，要求實行孫中山提倡的三民主義。

中共中央發布「五一號召」後，孫盟口頭上表示響應，這似乎符合中共中央劃定的民主黨派範圍。1949年6月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期間，也確曾有人提出請孫盟作為一個民主黨派參加政協的問題。但第一小組經過考察研究後認為，孫盟裡邊確有一部分民主人士，有些人還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殺害。這個團體為革命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組織不純，成分複雜，不宜作為一個單位參加政協，必要時可個別邀請其中的代表人物參加。6月19日，李維漢在新政協籌備會全體會議上作《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草案）》的說明時，講了第一小組的意見，得到了籌備會的同意。7月，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許聞天來北平商談孫盟的事。許聞天來北平後寫了《孫文主義革命同盟工作節略》，簡要介紹了孫盟的組織經過和活動情況，表示熱切盼望接受中共的直接領導，如無繼續存在的必要，也可以立即解散組織。他同時提出，希望中共能給予該盟同志精神上一點安慰。李維漢同許聞天談了話，肯定孫盟過去為革命做了有益工作，同時以該盟的一些重要成員作例證，指明這個團體的成分甚為複雜，建議許聞天考慮孫盟自行結束，成員可以個別參加民革。許聞天表示同意。隨後，許聞天、韓梅岑、侯桐等孫盟中央及一些地方組織的負責人在上海集會討論，一致同意孫盟結束活動。8月2日，孫盟在滬宣告解散，並由新華社播發了消息。1949年9月下旬，許聞天、鄧昊明以個人身份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1月，許聞天、賀耀祖、諶小岑、胡庶華、金紹先五位原孫盟負責人參加了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許聞天、賀耀祖曾被選為民革中央委員。許聞天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後歷任政務院參事，民革第二、三屆中央委員和第四、五屆中央常委，是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召開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時，他被選為政協委員。賀耀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交通部部長、中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兼參事室主任、民革中央常委，後也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並任全國政協地方政協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光復會成分複雜

光復會1904年在上海成立。當時會長為蔡元培，秋瑾、徐錫麟、章太炎、陶成章等都是重要領袖人物。該會以提倡反清革命為宗旨，曾進行過不少反清活動。辛亥革命後和同盟會發生矛盾。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曾致電廣東都督陳炯明，進行調解。1912年陶成章在上海被刺殺後，該會解體。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光復會的老人尹銳志、周亞衛等在重慶恢復該會，尹銳志任會長，周亞衛任副會長。抗戰勝利後，總部由重慶遷至浙江杭州。尹銳志去世後，周亞衛任會長。該會領導成員還有呂公望、裘振綱、許嘯天、王曉籟、魯莽、高劍華、黃光德、沈鈞業、黃元秀等。實際上其中不少人是掛名的，主要負責人為周亞衛、裘振綱。會員成分複雜，除了一些老光復會的會員及個別開明士紳外，多為失意政客及國民黨退伍軍官。1947年，該會曾要求參加國民黨立法委員選舉，未獲准，同年4月22日被國民黨政府通令取締。1948年5月26日，該會曾在杭州西湖召開幹部會議，發表政治報告及重要聲明，宣稱光復會「不僅代表中間階層如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整個人民大眾的利益，主張建立一切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共同參加的建國聯合政府」，「任何政黨（民主黨派亦在內）不得私有軍隊」。

1949年1月，該會發表聲明，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並且策動國民黨浙江省主席陳儀實現局部和平，事泄未遂。1949年6月10日，周亞衛、裘振綱等代表光復會致電毛澤東，聲稱：「本會處於蔣黨反動統治下，備受迫害，但仍儘力於民主事業。今浙江已告解放，全國解放為期不遠，今後本會誓在中共領導下，為人民民主事業盡其綿薄，並願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周亞衛於6月下旬專程到北平，周恩來接見並和他談話。雙方商談的結果是：由於光復會成分複雜，成員中民主分子很少，因而不能邀請該會參加新政協。新中國成立後，周亞衛經董必武介紹參加軍事學習，1950年學習結束後任中央軍事委員會高級軍訓部研究室主任，退役後任北京文史館館員、全國政協特邀代表，1954年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第三種，不承認其為民主黨派，勸其解散。按此種方法處理的，主要有中國農民黨、民治黨、青洪幫。

「農民黨」不代表農民利益

中國農民黨於1947年5月成立，是個成員只有800多人的小黨。該黨創建人和主席為董時進。董1900年出生於重慶，1924年赴美留學，獲農學博士學位，曾到歐洲考察農業和土地制度。他在中國農民黨成立宣言中說：「中國之所以鬧到目前這樣糟的局面，病根是因為農民不能做國家的主人，只做了別人的武器和犧牲品……欲使中國成為一個太平富強的民主國家，非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並將他們團結起來，使能行使公民的職權不可。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中國農民黨與蔣介石有矛盾。該黨拒絕參加國民黨的「國大」，認為「國民代表大會不代表農民」，但該黨也反對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1947年，共產黨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實施沒收地主土地、按農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廢除土地租佃的政策。董時進反對土改，在1948年發表文章稱，中國土地制度問題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餘。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地主富農收取地租是合法收益，擁有土地並不是一種惡。

但中國農民黨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共產黨即將掌握全國政權，便發表宣言響應中共「五一口號」。1949年共產黨籌備召開新政協時，中國農民黨也想作為民主黨派之一，參與新政協籌備工作。1949年4月，該黨主席董時進自香港派代表來北平，謀求農民黨作為參加新政協的單位。5月17日，董時進自香港到達北平，致函周恩來要求會見。周恩來正在籌備新政協和開國大典等事，無法脫身會見董，便派李維漢代表他會見董。6月5日，李維漢約董時進談話，批評了他在1948年公開發表的反對共產黨和反對土改的文章，指出他在解放區土改高潮時反對土改，使農民黨成了地主黨，農民黨的路線成了地主路線。因此，農民黨並不代表農民而是代表地主富農利益，並且組織嚴重不純，不能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協。董時進表示接受批評，農民黨可以宣布解散。6月25日，中國農民黨在北平發表《中國農民黨為停止黨務活動致力生產建設宣言》，宣布：「自即日起停止本黨一切黨務活動」。政協籌備會常委會也沒有邀請董時進以個人身份參加新政協。

司徒美堂脫離民治黨，青洪幫不算民主黨派

民治黨，全稱中國洪門民治黨，由洪門組織致公堂改組而成。1946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五洲洪門懇親大會決議，以致公堂為基礎成立中國洪門民治黨，正式成立日期定為當年9月1日，主要由國內外華僑洪門中的一部分人組成。司徒美堂、趙顯為正副主席，中央黨部設於上海華山路860號的五祖祠。民治黨現主要分布於海外，如美洲、澳洲，其中尤以美洲為眾，支部遍布美洲九個國家：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秘魯、巴拿馬、瓜地馬拉、牙買加、古巴。該黨從一開始就有國民黨「CC」分子與軍統特務分子混入，操縱指揮。該黨實際負責人是趙顯和張書誠。趙顯系美洲華僑，早年曾隨孫中山參加革命，負責海外籌餉。張書誠系國民黨黨員，抗日戰爭期間曾任國民黨華北黨政軍聯合辦事處秘書長，出席過國民黨六大。重要成員有朱金石、楊天孚、朱家兆、鄧雲章、黃子和等。1947年2月，趙顯、楊天孚等曾在「CC」支持下，與國民自由黨、民生共進黨等合組中間黨聯盟。

1949年新政協召開前，民治黨派人來北平活動，要求承認合法地位和參加新政協。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同各民主黨派商量，向該黨負責人任榮野、黃守中等正式說明，民治黨不能列為民主黨派，要求他們自行解散。

民治黨原主席司徒美堂是個例外。1949年1月20日，毛澤東親自發函，邀請司徒美堂回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他當年9月回國，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並參加了開國大典。但需要說明的是：他早在1947年7月就發表聲明脫離了民治黨。他不是以民治黨主席身份，而是以美洲華僑代表身份參加新政協的。

青洪幫，最早稱「漢留」，1661年由鄭成功退守台灣後建立。該組織在大陸發展起來後，形成「青幫」與「紅幫」，是清初到近現代的一種民間結社組織，宗旨為「反清復明」。抗日戰爭期間，許多地方的青洪幫成員積极參加抗戰，有的頭目與共產黨有過合作。正是由於這種情況，開國之初，解放區、共產黨內有的幹部曾建議，新政協籌備會應認定青洪幫為一個民主黨派，參加新政協。對此，政協籌備會常委會第一小組經過研究考察，認定青洪幫等屬封建組織，不算民主黨派。這些組織，對反美反蔣無貢獻，青洪幫中有些人是反動統治的爪牙，現在如果認定其為民主黨派，會助長社會中的秘密封建組織。因此決定，將青洪幫等秘密封建組織排除在新政協之外。

此外，當時還有人民民主自由聯盟、民主進步黨、中國人民自由黨等組織要求參加新政協，但經第一小組調查研究，並和其他民主黨派領導人協商，認定：這些所謂黨派來歷不明，成員複雜，性質多屬反動，不是民主黨派，拒絕了這些組織的要求，同時，做工作勸其解散。這樣做的理由，周恩來在1949年9月7日關於人民政協幾個問題的報告中講得很明白：「參加會議成員的條件應該是『擁護新民主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及同意動員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這是大家一致通過的意見。我們邀請代表就根據這個政治標準。」

主動邀請三個黨派

當時，還有三個黨派並沒有積極要求參加新政協，但共產黨經過認真考察和選擇，認定其為民主黨派，並主動邀請其參加新政協。它們是：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對於這三個黨派參加新政協的情況，周恩來在1949年9月7日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專門做了如下說明：「九三學社是在抗戰後期成立的，在民主運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並且響應了『五一口號』。因為當時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不能公開發表意見，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時才公開活動。台盟是一個革命的組織，『五一』前就從事台灣人民的解放運動。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早就籌備，今年（1949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國會、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組織，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對革命貢獻很大。」

由於共產黨在籌備新政協期間，做好了爭取中間派和選擇民主黨派這兩項關鍵工作，新政協於1949年9月成立，新中國順利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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