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恩典中顛覆了整個世界
2017年10月31日是歐洲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紀念日。那段時間,關注歐美的一些新聞網站,會發現德國媒體比較重視這件事,而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大媒體都沒有太多提及。對於歷史意義僅次於耶穌誕生的轉折點和最重要的變革運動,現代人都不太明白了。五百年的確是很遙遠了,而人類已經進入了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的世俗社會,即使是在主導了現代文明的歐洲,多數人也說難以說清人類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長期以來,歐洲中世紀被認為是黑暗的時代。然而,沒有歐洲中世紀的苦難滄桑和風雲激蕩,就沒有現代文明。在千年漫漫的歲月里,基督教文明和希臘羅馬文明、伊斯蘭文明不斷地衝突碰撞,相摩相盪,孕育了阿奎那、司各脫、奧卡姆、路德和加爾文這些偉大的思想家。關注理性和重視個性的現代文明,因此註定要在歐洲,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破土誕生。我們比較熟悉的啟蒙運動,也僅僅是宗教改革為人類打開了個人主義大門之後的故事的續集。
現代文明,特別是現代科技和憲政體系,是從中世紀的神本主義的文化土壤中發育出來的——只有對西方文明有強烈興趣的人方可能去探究和理解這樣的結論,這裡且不深入討論。但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的神本主義,是一種含有人本主義傾向的妥協的神本主義。以路德和加爾文為代表的改革家,用歸正的神本主義戰勝和克服了這種妥協的神本主義,卻導致了一種他們都沒有預料到也不想要的結果,這就是讓個人主義和相對主義登上了人類歷史的舞台。這裡面的戲劇性就在於,以神為中心的路德和加爾文,打垮了羅馬教廷的絕對權威,卻未能用他們的教義統一教會,反而造成基督教的四分五裂,無意中為一種獨特的人本主義,即個人主義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發展空間。中國的人本主義傳統中沒有成長出這種個人主義來,因為這種個人主義具有神之下人人平等的歷史基礎,只能從神本主義的環境中演化出來;這種個人主義在今天已是習以為常了,幾乎再也看不到那隱藏著的神本主義的基礎了。其神本主義的根源,讓很多現代人難以理解而不願意承認,對中國人更是如此。中國的集體主義文化是受了西方影響才發展了個人主義成分的。當然,中國和西方的歷史進展不是平行的,中國歷史的轉折點要在歐洲宗教改革數百年之後才來到。
1517年,中華帝國在明武宗朱厚照的統治之下。當年十月,蒙古小王子領軍來襲。年輕氣盛的朱厚照親臨前線同蒙古軍戰鬥。雙方大戰幾天,明軍在險象環生之後打退蒙古人。此後,蒙古人長期未再舉兵南下。相對於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和地區來說,明朝中期的中國是比較繁榮和穩定的。雖然統治階級內部的爭權奪利會導致一時動亂,但卻是有驚無險。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王守仁就生活在這個時代里,創立了以「致良知」為宗旨的陽明學。王守仁和後來清朝的曾國藩,都是富有靈性天才的思想家。可惜因為中國歷史缺乏聖經文化土壤,他們即使有朦朦朧朧的神本主義意念,卻終其一生也不可能對造物主和被造物的關係,作深入的研究。要知道,現代科學和憲政觀念,都是來源於歐洲基督教徒對造物主和被造物的關係的研究而產生出來的附帶結果,屬於意外驚喜。
同樣是1517年秋天,距離中國萬里之外的德國發生了一件事。一個名叫馬丁·路德的大學教授,在維滕堡的教堂大門上貼了一張辯論提綱,即九十五條論綱,主要目的是從神學理論的角度反對贖罪券。路德冒著生命危險跟羅馬教廷作對,這件事引起了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以至於將歐洲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開啟了延續一兩個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地球上所有的國家和社會都將跟著經歷劇變,而中國封建王朝改朝換代的循環規律,在數百年後被打碎。
歐洲宗教改革,是人類歷史上影響力最偉大的革命運動。歐洲宗教改革是基督教世界內部的劇變,但它給最終給整個地球的社會、經濟、政治和科技帶來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它表明了聖經中的恩典論,是人類歷史的主線條。一切都是屬於神的,都是神的恩典,這是改革先賢的信念。在路德和加爾文之前,歐洲人信奉基督教、閱讀和研究聖經有一千數百多年了。但是,基督教和聖經中的神本主義,未能完全照亮人心,未能克服人性中頑固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人們不知道,救贖來自於造物主的恩典,而不是出於自己的個人行為。很多人在因行稱義的誤區中,不能放棄自我中心和驕傲,不能正確看待造物主和受造物的關係,難以避免偶像崇拜。牛津大學的神學天才司各脫用「存在的單義性」,奧卡姆用「唯名論」動搖了中世紀的學術和觀念傳統之後,不到兩百年,改革家路德和加爾文相繼橫空出世,聖經中的恩典教義,才開始閃耀照亮人心的光芒。人類開始告別烏雲蔽日的、崇拜偶像的舊時代,迎接現代社會的到來。路德和加爾文是中世紀的兒子,同時也是瓦解中世紀的帶頭人,是羅馬教廷無可奈何的對手。他們對上帝的虔誠,對聖經真理的不懈追求,給了他們巨大的智慧和勇氣。
羅馬教廷和天主教會畢竟是由人組成的,他們一旦壟斷了精神領域的控制權,就避免不了人的慾望和貪婪的膨脹。誰能駕馭自己的貪慾、權欲、情慾和性慾呢?中世紀晚期,教會落入腐敗的泥坑無法自拔,人們因為贖罪券遭受更多的苦逼。教會濫用贖罪券,鼓吹它是天堂的門票。人們不僅要擔憂塵世中肉體的生活,還要擔憂自己和親人死後的靈體生活,即如何早點離開煉獄進入天堂。今天的基督教信徒大都相信,上帝的恩典和救贖是無條件的,但當時的教會曲解聖經教條,宣稱可以將功抵過,利用人們對地獄的恐懼,銷售贖罪券謀取利益。路德張貼批判和反對贖罪券的提綱,無疑是鼓起了不怕死的勇氣的,但是他可能想不到,他的大字報會觸發一場宗教改革運動,導致宗教戰爭和大量的人類犧牲。在法國、荷蘭和英國犧牲的改革追隨者和加爾文主義者,就數以百萬計。在1572年8月到10月,僅僅兩三個月間,在法國就有七萬多名改革宗信徒被政府和天主教徒殺死。宗教戰爭使英德法三國損失的人口比例同後來的二戰有得一比。當時不少的歐洲學者痛恨路德和加爾文,認為他們遭致了可怕的社會動亂和殘酷戰爭。但從歷史的視野看,我們不得不承認,沒有這樣的流血犧牲,就不能摧毀羅馬教廷對信仰領域的控制權,人類邁向現代社會的進程就不知道會被推延到什麼時候。人類歷史上無數次的戰爭犧牲中,只有歐洲宗教改革的戰爭犧牲的意義最為偉大。它高舉「因信稱義」和「唯獨聖經」的旗幟,卻無意中開啟了尊重人的個性的現代社會的大門。
宗教改革發生的原因,是綜合複雜的,包括宗教、經濟、技術、政治、軍事等各種社會因素。但宗教改革獲得成功,從根本上說來,要歸因於改革家將聖經的恩典論真理從羅馬教廷的鉗制中彰顯出來,歸因於新教信徒對歸正教義的堅信,歸因於他們的天國信念和和捨死忘生。羅馬教廷霸佔了聖經的解釋權和真理的發言權。改革家號召個人閱讀聖經和個人理解聖經,擺脫羅馬教廷對聖經的曲解。加爾文發表了《基督教教義》,並根據歸正教義在日內瓦成功地開展社會管理實踐。1564年5月加爾文病逝。但他去世時或許並不知道,一切才剛剛開始。在他離世後的一兩百年里,無數的加爾文主義者為了信仰而獻出生命。後來的法國人伏爾泰,站在18世紀看歷史,視野還不夠高深遠闊,對加爾文是不依不饒叫罵不已,因為他無力看到更遠的未來,也不知道宗教改革的流血犧牲帶來的是一場世界觀的革命。
歐洲中世紀的世界觀,是妥協的神本主義,而不是純正的神本主義,即宣稱以上帝為中心,卻不是堅定和真正地以上帝為中心——即使在教會成員中,人的自我中心和權欲利慾都展現了可怕的墮落性。改革先賢高舉上帝的主權,否認任何個人和組織的絕對權威,即否認了羅馬教廷的絕對權威,也為否認君主專制埋下了伏筆。改革者堅信恩典論,即人所擁有的一切,包括救贖,都是來自上帝的恩典,跟個人的行為和品質沒有關係。恩典論是世俗無神論的現代人難以想通也難以接受的理論,但只有恩典論才能真實反映造物主和被造物的關係,它在關鍵的時候推動了歷史發展的進程。來自聖經的恩典論和原罪論,都是現代文明賴以產生的重要源頭。
中國史學界,對歐洲宗教改革,有著幾乎不可救藥的誤解,長期以來貶低和忽視宗教改革的意義,淡化上帝崇拜的意義,卻高抬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意義。除了因為受到理性主義思潮的影響外,還有部分原因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是以人為本,認為人定勝天,認為人之中有貴人、聖人和偉人。中國百姓沒有崇拜造物主的思想觀念,找不到對神權的切實認同感,卻有崇拜聖人和偉人的風俗習慣。而西方基督教文化強調人的罪性,人都是有過之人,只有造物主上帝是完美的、聖潔的、值得崇拜的。這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
著名的學者和文化普及大師房龍並不是堅定的神本主義者,或許是因為生活在20世紀的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尼采哲學的誘惑。但房龍還是感嘆道:如果沒有16世紀的加爾文和他在日內瓦的信仰實踐,不知道人類現在的日子會有多麼難熬,或許自己已被關在監獄裡。今天地球上的任何一個人,都是當年宗教改革運動的受益者。感謝數百年前那些充滿靈性的勇敢的人,他們堅信造物主的恩典,承認自己的敗壞和無能,全然匍匐在上帝的腳下,為信仰奮戰和犧牲,從而扭轉了世界歷史的軌跡,最終使遙遠的中國人,也不再匍匐在君王的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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