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已經有了商君法，秦惠文王就不再需要商鞅這個人了

原標題：秦國已經有了商君法，秦惠文王就不再需要商鞅這個人了

殺商鞅是政治鬥爭需要，保留商君法是秦國強大需要，如果連這個都分不清，就一鍋端了，那秦惠文王就不是秦朝崛起史上的一代雄主了。從秦孝公的角度看，秦國要有商鞅這個人，才能有商君法。而從秦惠文王的角度看，就變成了，秦國需要商君法，但不需要商鞅這個人。

殺商鞅是因為惠文王登基之後，需要站穩腳跟，就必須拉攏一下那些在商鞅變法期間受到嚴重打壓的公族親貴，表示自己和之前的秦孝公是不一樣的，希望別人支持他，否則他很難順利接過秦孝公留下的國君權力。

處死商鞅同時還意味著，雖然在商鞅變法時期，打壓公族親貴是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乾的，公族親貴對商鞅和秦孝公都是滿懷怨恨的，但他們無法報復秦孝公，所以只能忍了。而新繼位的國君惠文王處死商鞅則是讓商鞅背了鍋，將秦孝公的晚年錯誤和商鞅切割開來了。

更重要的則是，因為商鞅在秦孝公時期主持變法，又打擊公族，在秦孝公去世後，如果惠文王不依靠公族來幫助自己，仍然繼續讓商鞅掌握很大的權力，那麼商鞅就可能變成秦國的一個權臣，直接威脅剛繼位的惠文王的政治權威。

但商鞅變法期間實施的改革對秦國的富強是有利的，而且效果也非常明顯，秦國已經開始享受到一部分紅利，如果徹底廢黜商鞅之法，那就太愚蠢了，因為這意味著就要放棄一部分已經得到的好處。

從國君的帝王心術來說，同樣如此，商鞅必須死。國君當然希望能有人做有利於國家利益的事，能夠幫自己加強權力，讓自己的權力儘可能少的受到其他人的制約。這也就是商鞅變法索要達到的目的。但喜歡這些已經做成的事，不代表就一定要接受做這些事的人。否則，恩歸於下，怨歸於上，國君就不好當了。

事實上，不僅惠文王是這麼做的，在秦朝滅亡之後，相繼而起的漢朝也是這麼做的。雖然漢朝吸取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廢除了一些秦朝的政策，但是秦朝的制度卻被漢朝沿用下來了，而且更徹底。只是漢朝在具體操作過程中的策略相對緩和一些。

所以，漢朝初期是雜用封建制和郡縣制，在漢朝自己能控制的地區實行郡縣制，在自己暫時還鞭長莫及，無法控制的地區，則實行分封制。只是在劉邦時期，就已經把異姓諸侯王都誅殺完了，並且留下了非劉氏不得王的漢朝祖制。

即便如此，漢朝的宗室藩王們也還是在幾十年後發動了叛亂，也就是七國之亂。而漢朝在平定七國之亂後，就更加有理由推動郡縣制向東部地區擴展了，削減原來的宗室諸侯的封地，或者是將一部分直接變成朝廷的郡縣，或者是通過推恩令讓宗室諸侯的實力大大削弱，無力威脅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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