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何在三年之內迅速敗亡？

原標題：蔣介石為何在三年之內迅速敗亡？

本文將以馬基雅維利的視角，展示一個曾經被國民視為英雄的領袖，最終走向敗亡的原因。

1945年抗戰勝利後，重慶街頭歡迎蔣介石的民眾

1946年2月蔣介石重返上海 萬人空巷的踴躍場面讓觀察者吃驚

抗戰剛剛勝利後的蔣介石，擁有崇高的政治威望，人們普遍把他視為無可置疑的國家領袖和民族救星。

1945年12月，在抗戰中凱旋的蔣介石訪問北平，為了迎接他的到來，北平的小商販們把扯著紅布做成的三角旗掛滿了街頭。蔣介石乘車駛入紫禁城前大廣場時，沿途竟有十數萬青年夾道熱烈歡迎，當他演講完畢，成千上萬的崇拜者蜂擁而來，試圖瞻仰抗戰領袖的風采，局面之局促，以至於安保人員花了半個多小時才讓蔣安全上車。

1946年2月，蔣介石飛抵上海，再次收穫了史無前例的人氣和歡呼。根據上海媒體當時的描述：「事先得此消息，前往機場歡迎，暨沿路守候者，途為之塞。」對於蔣介石在跑馬場的演說，當時輿論的評價則是「參加民眾數達20餘萬人，情況熱烈，得未曾有。主席於群眾歡聲沸騰中，發表演詞，真摯。」

對於民眾發自內心的期盼和崇敬，蔣介石自身亦不無觸動。1945年12月16日，蔣介石在日記里寫下了訪問北平時的親身感受，「北風凜冽，今午為甚。到太和殿對北平全市中學生以上學校學生訓話，約二十分時，訓畢先往場中巡閱，先時學生尚有秩序，與其數人握手以後，其他學生皆離隊來前圍住，不能前進。余仍登壇答禮，正向西階步出時，未下階而學生擁擠上來以後，圍匝時緊，一時乃至不能吐氣。侍衛心慌，擁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擁進擁出，擁在一圈之內，足有一小時之久。此為從來所未有試嘗之滋味，青年之狂熱有如此者，能不為之感奮乎！」12月18日，蔣介石離開北平，再次受到了沿途民眾的熱烈歡迎，他不由感嘆，「人民夾道歡送，重疊擁擠，其狂熱情態不減於前日之太和殿也。余何人斯，受民眾如此愛護，能不自勉以感謝上帝乎？」感慨之情，溢於言詞。

然而，民眾對蔣介石的熱情和期待，並沒有持續多久。三年之後，400多萬國民黨主力部隊被中共席捲一空，而曾經被國民敬仰的蔣總裁，已成眾叛親離的孤家寡人，並在惶惶不可終日的追殺中，急匆匆地逃到了台灣，並枯老於此。其中的悲憤、絕望和尬尷，正如蔣介石自己在離開大陸前夕所寫下的感言「艱難革命成孤憤,揮劍長空淚縱橫」。

對於蔣介石在內戰中的迅速失敗，有的人歸因於蔣政權的無能；有的人歸咎於毛澤東的謀略；更有甚者則認為是蘇聯對中共的援助和美國對國民政府命運的漠不關心所致。

不過，這些觀點都或多或少地誇大了蔣介石或毛澤東的個人因素，以及美蘇兩大國對中國事務的干預意願。實際上，真正使得蔣介石政權崩潰的決定性因素，並不在於個人的才幹或者國際外因，而在於國民政府自身政治根基的瓦解。

抗戰前的國民政府

與現今既定認知相反，1927年到1935年的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儘管並不完美，但總體來說是強有力且受到主流社會廣泛認可的。

1929年，南京政權通過蔣桂戰爭和蔣馮戰爭，打垮了北伐戰爭後稱強一時的桂系軍閥和馮系軍閥；1930年，南京政府在中原大戰中擊敗了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張發奎和石友三等國民黨反蔣元老和地方勢力的聯合挑戰；1934年1月，蔣介石摧毀了陳銘樞、李濟深等國民黨左派力量建立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0月，南京政府通過大規模武裝進攻，擊敗了蘇俄共產國際鼎力扶持，實力不可小覷的「中華蘇維埃」蘇區政府；1935年，國民政府的政治觸角開始深入貴州、雲南、四川等西南諸省；1936年9月，蔣介石收服了胡漢民等右派和國民黨廣東地方勢力組建的兩廣割據政權。

通過一系列的軍事征伐和政治整合，南京政權在較短的時間內基本確立了全國範圍內的政治合法性和權威，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袁世凱死後中國中央政權極度虛弱引發的混亂局面。

與政治軍事勝利相對應的是，蔣介石政權在財政、金融、法律制度上的逐漸完善。

1928年，國民政府開始編製全國性的財政預算體系，建立了統一的稅務機構，實現了關稅自主，並在此基礎上規定了審計職權和審計規範，從而極大地提升了政府的財政能力——1928年，中國海關收入約為關平銀8,233.2萬兩，比1927年增加關平銀1,359.7萬兩。

1927年11月，國民政府建立了初步的中央銀行體系；1928年中國銀行被改組為特許國際匯兌銀行；1929年7月，國民政府實施「廢兩改元」的貨幣改革；1935年11月，南京開始實行統一的紙幣制度，建立了法幣的國際信譽。通過以上措施，南京政府部分實現了對金融市場的國家管理，加強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實力，根據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編的《中華民國史》，在金融改革完成的1935年11月以後，中國對外貿易即實現了難得的順差。

1929年5月，南京政府公布了《民法總則》，並自同年10月10日施行；《債法》於1929年11月22日公布， 1930年5月施行；《物權法》1929年11月30日公布，自1930年5月5日施行；《繼承法》於1930年12月26日公布，自1931年5月5日施行；《刑法》於1935年7月實施；《行政訴訟法》1933年6月實施。由於國民政府的司法體系標榜「政治獨立」，且掌握在王寵惠、羅文干、董康等非國民黨員的留洋法學專家或者居正等非蔣系的國民黨元老手中，使得南京司法系統自建立後即呈現出一定的司法獨立性。1930年2月的天津《大公報》報道了該市黨部與高等法院發生的一樁衝突：張信庵等人受控反革命罪，但法院則判決無罪，以至於國民黨市黨部認為法院「此種舉動，似乎不明黨義」。對此，曾任職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王子壯在日記中亦表達了對司法體系的無奈：「以吾國司法界深閉固拒，於本黨政府之下而處處有反黨之事實，不一而足。」

隨著南京政權行政體系的逐漸完備，蔣介石本人在上流人士和普通民眾中，也獲得了普遍的擁護和認可。

1935年8月11日，曾經激烈反對南京政府的獨立學者胡適,在《獨立評論》刊文《政制改革的大路》,對蔣介石大加褒揚： 「蔣介石先生在今日確有做一國領袖的資格，」，這並非「他最有實力」，而是「他近幾年來所得到的進步」。「他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和平了。他的見解也許有錯誤，他的措施也許有很不能滿人意的，但大家漸漸承認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為一黨一派的人謀利益的。在這幾年之中，全國人心目中漸漸感覺到他一個人總在那裡埋頭苦幹，挺起肩膊來挑擔子，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並且「能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在這一個沒有領袖人才教育的國家裡，這樣一個能跟著經驗長進的人物，當然要逐漸得著國人的承認。」

1936年8月，戰後著名的異議分子儲安平在《中央日報》這樣寫道：「中國今日在存亡絕續之交，亦必有團結一致，擁護中央，服從領袖，埋頭苦幹之決心，始能渡過難關，恢復民族在歷史上光榮之地位。」這一表態，顯示了當時的儲安平對蔣介石政權的深度認可。

1937年，南昌起義時的反蔣先鋒郭沫若，寫下了一篇《蔣委員長會見記》，並在報上發表，文中不吝言辭地稱讚了蔣介石，郭三次描述蔣介石的眼睛：「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戰的決心」，言辭之間，充斥著對蔣介石領袖地位的認可和肯定。

當是時，胡適、丁文江、蔣廷黻、錢端升、朱自清、聞一多等著名學者皆是蔣介石的堅定政治擁護者；翁文灝、錢昌照等經濟專家則對南京的經濟舉措深表贊同。主流精英對南京政權的認同，顯示了蔣介石政權已經具備了相當的政治聲望。

這種聲望在隨後的西安事變中顯露無疑，並展現出龐大的政治能量。

西安事變發生後，胡適、朱自清和聞一多等社會賢達，嚴詞抨擊拘押蔣介石的張學良和楊虎城，並希望蔣介石能夠安全歸來。朱自清在事變次日的日記中寫：「得知張學良在西安扣蔣消息，惟詳細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據學生回憶，當時的聞一多在課堂上厲聲喝問：「假使對首領（蔣介石）有個好歹，那麼就不必再想復興，中國也要退回到民國二十年前大混亂的局面，你們知道嗎？誰敢起來告訴我，你們做的對么？你們這種搗亂，不是害了中國么，你們可以站起來說！今天我可說話了，國家決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決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今天我可說話了。」朱、聞等人的政治傾向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堪稱主流，並迫使先前預聞事變的閻錫山、李宗仁等地方勢力在事後傾向南京。

普通民眾亦在事變中亦顯示了對蔣介石的擁護。蔣介石獲釋返回洛陽後，洛陽民眾聚集在其行轅外，舉著火把徹夜遊行以示慶祝。對此，1936年12月26日《大公報》刊文稱「全國民眾聽到蔣先生回來的消息，都歡喜得幾乎要發瘋了，昨天夜間，全國自都市至城關，自成人至兒童都熱烈慶祝，歡聲徹夜。」濮清泉的《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對當時的情節曾有詳述：

「1936年12月25日，蔣介石安然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聲徹夜達旦，市民們以此表達道賀之意。這鞭炮聲令在老虎橋監獄的陳獨秀恍然大悟，原來他（蔣介石）還是很有『群眾根本』的。」

同樣，此時的共產主義思潮幾乎被完全邊緣化。大陸學者張學繼、張雅蕙所著的《陳立夫大傳》中，曾這樣概述這一時期的政治形勢，「幹部黨員犧牲的不計其數，自首叛變的情況也到處發生。在城市，情況更為嚴重。」據楊奎松的《中國共產黨史稿》提供的數字顯示，從1933到1934年，中共黨員的自首叛變率竟高達95%，而黨內大佬顧順章在被捕後立即叛變，黨魁瞿秋白在入獄後寫下《多餘的話》，以強烈的「自我譴責」情緒渲染出對共產主義前景和信念的幻滅。這些，無不表明當時中共黨內對於未來充滿悲觀。

瞿秋白臨死前的《多餘的話》，體現了作者本人的政治幻滅感

不過，這一切在8年抗戰之後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那個戰前穩固的國民政府到了抗戰之後，早已經在財政瓦解、經濟崩潰的劇烈衝擊下，淪為不折不扣的冢中枯骨。

抗戰的國民政府財政崩潰與通貨膨脹

事實上，抗戰對蔣介石政府真正致命的打擊，並不在於消滅了多少國民黨軍隊，而在於這場長達8年的鏖戰，無情地毀滅了國民政府作為一個穩定政權所必須的財政能力和經濟基礎，進而使其統治體系在內戰開始之前，就已崩解。

蔣介石政權在抗戰之前的主要收入來源於關稅、鹽稅和統稅，但是隨著沿海城市和富庶地區的陸續失守，兩者收入銳減。以關稅為例，據大陸學者孫福修的《日本帝國主義攫奪中國淪陷區海關述略》中所言，1941年12月之前，僅日偽方面奪取的淪陷區海關收入就達11.28億國幣，而1938年國民政府的關稅收入僅為2.5億；據大陸學者周嵐在其《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賦稅政策述略》所言，僅抗戰第一年，隨著主要產鹽區的淪陷，國民政府的鹽稅損失就超過一半；另外，國民政府的統稅徵收則集中在棉紗、麵粉、捲煙、火柴等工廠企業，沿海地區淪陷後，國民政府退入工廠數量不足全國6%的西南內地，其中的統稅徵收損失可想而知。如果按1936年的價格計，那麼1939年的國民政府財政收入實際上還不足戰前的六分之一。

對於戰時財政的艱難，著名的反蔣經濟學家馬寅初曾經感嘆道，「（抗戰）最大的困難在於，沿海各省和產業稍具萌芽的地區，已經被日軍佔領，主要稅源關稅、鹽稅和統稅都受到了影響……加征的舊稅和加收的新稅，終究抵不過三稅短收的損失。」

數據出自黎東方《細說抗戰》附錄三　中國抗戰時之財政（註：未剝離通貨膨脹）

需要注意的是，儘管1940以後國民政府增加了新的稅源和稅收比例，但效果依然有限。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國民政府財政支出在軍費的逼迫下迅猛攀升。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應對戰爭的劇烈消耗，濫發紙幣，以及由此引發的劇烈通貨膨脹就不可避免了。

在抗戰的頭四年，國統區的通貨膨脹得到了一定控制。孔祥熙所主導的財政系統盡量通過公債及向四行透支來彌補赤字。到了1941年8月，法幣的價格還能勉強維持相對穩定，即每元等於美金三角，每美金一元等於法幣三元三角，不過隨著軍事開支的繼續擴大和債務體系的信用崩潰，國統區的通貨膨脹最終失去了控制。

如果以1937年7月的國統區物價指數為1.0，到了1940年6月之時，國統區的物價指數則為4.9；1941年6月之時，這個數字達到了11.0；1942年6月是36.0；1942年底是66.2；1943年底是228.0；1944年底是755.0；1945年底是2,167.0；這是一個相當駭人的數字。

而這種對民眾洗劫式的劇烈通貨膨脹，勢必會造成了無可挽回的負面政治經濟後果。

劇烈的通貨膨脹，必然帶來固定收入者購買力水平的銳減。1944年6月《四川經濟季刊》的一份調查報告，展現了自1937年至1943年以來，各行業「購買力指數」大致的變化情形（以1937年統一預設為100）：

由上可知，在通脹中受害最嚴重的是戰前國民政府的統治基礎——工薪階層：軍人、公務員和教師。在1940年，國統區公務員、教師以及士兵收入的2/3被通膨所消滅。工人和農民的收入則下降了32%。到1943年，公務員的收入已經不足戰前的1/10，而教師和士兵的收入則不足戰前的1/5。

據編撰過《劍橋中華民國史》的學者陳志讓統計，1937年，一名二等兵的收入相當於擁地50畝以上的半自耕農。但到了1942年，據中央軍校17期畢業生譚繼禹回憶，即便是軍校士官的收入，也僅僅只能購買肥皂與草鞋。

對於通脹對工薪階層的生活的打擊，蔣介石本人亦是心知肚明、無可奈何。1943年4月11日，蔣介石曾在日記中這樣描述國統區公務員的慘狀：「公務員生活窮困萬狀。妻室以產育無錢多謀墮胎者。有醫藥無費，貧病亦深者。華僑在粵，有鬻賣子女過活者。河南災區餓莩載道，犬獸食屍，其慘狀更不忍聞。天乎！若不使倭寇從速滅亡，或再延一、二年，則中國勢難支持。」蔣的悲觀，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當時國統區中下層公務員生活的真實情節。

國民政府行政體系的瓦解

由於公務員收入銳減，使得國統區的公務員出現難以想像的嚴重怠工甚至大量出逃，並最終瓦解了國民政府的有效行政能力和管控能力。

以國統區的警察為例，據《四川省會警察局統計年表》記載，1940到1941年，四川長警因待遇水平急劇降低，被迫大量逃亡，逃亡率接近總編製的一半，這無疑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比例。由於警察人手的嚴重短缺，國民政府不得不以學警甚至閑散人員補充警察隊伍，在成都，新入學警佔總編製的比例：1939年為62%，1941年為69.3%，大量的警察是新手，培訓和經驗嚴重不足，有的警察甚至就不懂工作，實際上，整個警察體系已經崩潰了。

警務系統的崩潰，不過是當時國民政府整個行政體系瓦解的一部分，這一局面的後果就是，國民政府逐漸喪失了管理民眾、建立秩序的能力，並使其資源動員能力急劇降低。

以當時的主要經濟活動——農業生產為例，抗戰勝利後，由於國民政府大量鄉縣一級行政機構瓦解（特別是大量驅逐淪陷區日偽機構，又不能建立有效政府），國民政府始終無法對農村地區的人口和資源進行有效管制，這使得農村社會秩序和生產活動陷入一片混亂，並愈演愈烈。

據1946年8月的《益世報》記載，河南荒地達30%，湖南達40%，廣東達40%，到了1948年，隨著物價愈發飛漲，基層政權的進一步崩潰，和鄉鎮一級混亂情況的加劇，國統區各省的荒地率都超過20%。這也使得國統區糧食生產能力急劇下滑，1946年國統區糧食產量不足1936年的87%，1947年不足74%，1948年不足60%。

行政體系的潰散，使得國民政府空有龐大的領土與正統的名號，卻始終無法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生產活動。這不但釀成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危機，也嚴重限制了國民政府的軍事和經濟動員能力。美國學者易老逸《蔣介石與蔣經國》一書中這樣描述蔣介石政權急劇退化的經濟動員能力，「1947年，當表面上國民黨對領土的控制達到了戰後時期最大程度時，中央政府的各種土地稅只徵得3800萬市擔糧食，這等於1942年徵收量的57％。而那時，國民黨的控制地區主要限於西部的省份。」

這種行政體系的瓦解，使得抗戰後的國民政府的社會管理能力急劇衰竭。

各階層的赤貧化與政治倒戈

抗戰勝利之後，儘管蔣介石本人的威望達到了頂峰，但國民政府的政治根基則前所未有的被削弱了。

國民政府抗戰中無奈之下竭澤而漁的經濟政策，使得民族資本從國民政府的忠實擁簇者變為厭憎者。

從1938年3月起，華東華中地區的600多家民營工廠歷經艱難、義無反顧地遷往國統區。「我們不是逃難，是創業。」這是當時亞洲第一鹼廠——永利化工公司內遷時喊出的口號。然而，這些民營企業的創業之夢在戰爭帶來的殘酷現實衝擊下迅速破滅。

為了應付戰爭開支，從1941年起，國民政府對企業開徵大量新稅目，1941年後期直接稅變為從價計征，並增加了戰時消費稅，1943年10月開徵鹽稅以外的戰時附加稅，1944年3月對鹽稅加徵到鹽價的90％。大量的稅負、無盡的通脹，以及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的簽訂（該法案使得廉價的美國商品傾銷中國），使得民族資本背上了沉重的負擔，並迅速陷入崩潰。

1945年8月抗戰勝利，但在大後方民間企業中卻呈現出「勝利爆竹一響，工廠陸續關門」的悲慘景象。到1946年底，遷川工廠聯合會的390家會員廠只剩下100家，而能夠開工者已經不足20家。

曾經慷慨西行的永利公司經理李燭塵無奈地嘆道：「當年艱難辛苦而去，今日傾家蕩產而回。」有「火柴大王」、「煤碳大王」、「水泥大王」之稱的大實業家劉鴻生，則在戰後發出無奈的感慨，「我原來在上海是大老闆，到重慶卻成了夥計。」

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情況下，以華僑陳嘉庚為代表的企業家對國民黨由擁護變為厭憎，並逐漸成為中共革命的同情者，實際上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分民族資本家的心理歷程。

工薪階層（中產階級已經不存在了）從戰前國民政府的支持者變為激烈發對者。由上可知，軍公教為主的工薪階層在戰爭中從備受尊敬的中產階級淪為赤貧的窮人，成為國民政府現體制下的被剝奪者。以國民政府曾經的支持者知識分子為例，在抗戰中，曾經生活極為優越的大學教授在通脹的侵蝕下淪為赤貧的窮人，不得不靠兼職經商、到處兼課或賣文售字才能勉強維持生活。哪怕是當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夫人在內的一些教授夫人們也在貧困的逼迫下努力合制糕點送到商店寄售，以賺取生活費用。而自身生活條件的迅速惡化，也使得這些知識分子對蔣介石政權的觀感急劇惡化。

1943年，蔣介石的《中國的命運》在昆明出版，曾經的擁蔣學者聞一多，此時毫不掩飾對蔣的不滿和蔑視，「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啊！」實際上，考慮到知識分子收入的急劇銳減，那麼聞一多、朱自清為代表的知名學者，對蔣介石的態度在戰爭前後發生質變，在政治上實際上是可以理解的。

更重要的是，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對淪陷區的接收政策，無異於對淪陷區民眾的掠奪，這迫使淪陷區民眾站在了國民政府的敵對面。戰後，根據經濟學家比量物價後的估計，即合理的法幣（國統區貨幣）對偽中儲券(淪陷區貨幣)的兌換率為1比50，然而，為了犒勞戰爭中捨生忘死的國民黨低薪軍政人員，國民政府將這一比例定位1:200，大量的國統區人員爭先恐後攜帶大量法幣，進入前淪陷區廉價收割當地財富，無數的淪陷區民眾頃刻間傾家蕩產，淪為赤貧，更使得廣大淪陷區民眾對國民政府的期盼迅速破滅。

抗戰勝利後，一封北京大學學生寫給胡適的信，深刻地反映了淪陷區民眾對蔣介石政權看法的轉變。

「生自小學畢業到中學，過了八年淪陷生活，苦悶萬分，夜中偷聽後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國勝利，在深夜時暗自流淚，自恨不能為祖國做事。對蔣主席之崇拜，無法形容。但勝利後，我們接收大員及政府所表現的，實在太不像話。……生從淪陷起對政府所懷各種希望完全變成失望，且曾一度悲觀到萌自殺的念頭。……自四月下旬物價暴漲，……生親眼見到同胞受飢餓而自殺，……聯想到祖國的今後前途，不禁悲從中來，原因是生受過敵人壓迫，實再怕做第二次亡國奴！……我傷心，我悲哀，同時絕望……」

事實上，國民政府的政治命運再次驗證了馬基雅維利古老預言的正確性——「民眾可以忘記殺父之仇，但絕不能容忍奪財之恨。」而抗戰中各階層民眾的赤貧化，實際上也使得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後不久，就已經淪為失去政治根基的沙堡。

社會結構的崩潰與共產主義的興起

抗戰後，戰前對政治穩定具有相當作用的傳統家庭為主的社會結構，在戰爭中被嚴重削弱，大量流亡的青年缺乏歸宿，很容易成為受招攬的對象，這為各類政治宗教團體的迅猛擴張創造了條件。

1937年，中共黨員僅有4萬人，到1945年這一數字達到121萬；1937年，中國青年黨僅有1萬人左右，至抗戰結束後，該黨人數超過30萬，甚至擁有了自己的軍隊，其與中共的成長速度幾乎不相上下；而戰前局限一隅的地方性宗教「一貫道」在戰爭中也迅速向全國蔓延，抗戰結束後，該教已經成為全國舉足輕重的勢力，僅在北京，就有20多萬名的信眾，天津則有14萬，四川更高達數百萬。這些團體格局的巨變，極大地加劇了戰後中國社會的不穩定性。

抗戰過程中，包括一貫道和中國青年黨等宗教政治勢力迅速壯大

著名的美國群體政治學家埃里克·霍弗在其名作《狂熱分子》中，對抗戰於中國政治的影響，做出經典的評價：「日本的侵略明顯削弱了中國緊密的家庭制度，並使得共產主義在中國得以壯大。」這種戰爭對群眾政治或者宗教運動的巨大刺激作用，實際上也是社會結構解體重塑過程中的必然結果。

而且，通貨膨脹下絕大部分民眾的絕對赤貧化，極大地強化了「均富」理念的正當性和中共革命的政治基礎，使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被中國主流社會普遍接受成為可能。黃炎培、馬寅初等知名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思維逐漸青睞，實際上是社會思潮整體轉變大背景下的一個截面，並非局限於區區幾個人。

從世界範圍來看，持久的戰爭往往會導致參戰各國民眾的極端貧困，使得某些時候，共產主義理念能夠擺脫邊緣化，得以流行甚至執政。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隨著戰爭帶來的通貨膨脹和食品短缺愈演愈烈，大量曾經忠誠於政府的沙俄、德國和匈牙利民眾逐漸成為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擁簇，這也成為1917年俄國共產黨十月革命、1918年德國十一月共產主義革命和1919年匈牙利共產主義革命爆發的肇因。

一次大戰產生的貧窮和社會結構崩潰，催生了布爾什維克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德國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

無獨有偶，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下的歐洲赤貧化和社會結構崩潰，同樣點燃了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火焰。1945年，法國共產黨的人數竟超過80萬，是該國無可置疑的第一大黨，且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1945年，義大利共產黨則是該國最有威力的政黨之一，其影響力在北方地區甚至凌駕於政府；同時期的希臘共產黨則佔據了全國大部分地區，一度成為該國的真正統治者；即便是大英帝國亦處於廣泛的貧困和食品短缺之中，而工黨也憑藉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成功奪權。

對於戰爭對其他戰勝國普通民眾生活水平的劇烈負面影響，胡適曾在《我們能做什麼》中做出過仔細的描述，「前年11月我到英國，住在倫敦第一等旅館裡，整整三個星期，沒有看見一個雞蛋！我到英國公教人員家去，很少人家有一盒火柴，卻只用小木片向爐上點火供客。大多數人的衣服都是舊的補釘的。試想英國在三十年前多麼威風啊！」

考慮到中國抗戰的持續時間之久、波及領土之廣，那麼抗戰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無疑會愈發猛烈。

第一次世界大戰，從1914年開始到1918年結束持續了四年之久（俄國1917年退出戰爭，持續3年），造成了俄國、德國、義大利和匈牙利等國社會崩潰和激進革命的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全面歐戰，從1940年到1945年持續了五年，造成歐洲共產主義運動幾乎一發不可收拾。而中國的全面抗戰則持續了八年，波及範圍包括了除四川、西藏、新疆、青海、甘肅以外的全部省份，戰爭對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摧殘程度，無疑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其所引發的政治不穩定效應亦絕非他國所能比擬。從這個角度看，國民政府的迅速崩潰和中共在戰後的勝利並非孤例。

總結

實際上，對於蔣介石來講，抗戰勝利後的最佳選擇，莫過於休養生息安撫民生，而不是倉卒間投入另一場難以承受的戰爭。

事實也表明，隨著戰後法國、義大利經濟的飛速發展，曾經不可遏制的法國和義大利的共產主義運動也最終灰飛煙滅。對於1945年的蔣介石來說，發展經濟，穩定民生，完善政府，將比與軍隊的坦克飛機更能消滅他眼中的匪患。恰如1950年，隨著陳誠主導的幣制改革、土地改革等穩定民生措施的落實和台灣經濟的恢復，一度喧囂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也迅速走向瓦解。

畢竟，當政府行政能力得到恢復，當物價開始穩定，當企業開始正常運轉，當人民安下心來工作，就不會再有斯大林主義存在的土壤。

1935年，當國民政府經濟穩定、行政有序的時候，蔣介石的軍隊只需要攻入瑞金，就幾乎可以消弭共產主義在中國十幾年的影響；而在1946年，當蔣介石的軍隊在四平打垮林彪部隊的主力、在1947年橫掃中共華北精銳、甚至接連攻入延安、張家口等戰略要地時，卻未能對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迅速蔓延有一絲一毫的阻礙。這是因為，共產主義產生的土壤並不在戰場，而在於國民政府自身的行政崩潰和經濟災難。

所以，蔣介石政權的迅速崩潰，與其說是軍隊作戰的問題，不如說是其政治根基崩潰後的必然結果。當國民政府置行政體系瓦解和經濟局勢惡化於不顧，試圖強行武力剿共的時候，他的最終毀滅也就成了理所應當的事情了。

（特別提醒：真正的黎塞留、俾斯麥思想，以及大政治家們思維之乾貨，都在小密圈和千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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