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全球金融安全需各國協調與合作
作者：徐秀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編者按
今年是國際金融危機十周年。十年後的今天，重新審視那場重創世界的危機，再度評判各國政府採取的應對措施，對於認識當今世界經濟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特別是特朗普政府所採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具有重要的鏡鑒和警示意義。
美國發動貿易戰的借口之一就是長期貿易逆差導致美國製造業外流，搶了美國人的飯碗。但通過回顧，人們會發現，美國經濟的很多問題出在其虛擬經濟過度繁榮上，從前的次貸危機如此，如今的貧富差距擴大、製造業外流等問題也是如此，美國把板子打在別國身上實在是緣木求魚。鑒於金融風險的全球聯動性，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啟示是維護全球經濟安全需要各國的協調與合作。然而，當前，美國政府奉行「美國優先」，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對國際經濟合作的態度發生改變，使世界再次處於新的十字路口。
本版刊發兩篇專家文章，為讀者深度揭示那場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和啟示，以鑒當下。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席捲全球，充分暴露了全球金融體系存在的系統性風險，並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據美國達拉斯聯儲測算，美國因危機遭受的直接損失高達6萬億～14萬億美元，如果加上對那些「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金融機構的救助成本，損失還可能翻倍。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既深刻反映出全球金融監管的嚴重缺失，也表明金融全球化已發展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
2008年9月15日，美國股市收盤大幅走低，創出熊市區域內的新低，道瓊斯工業股票平均價格指數出現9·11恐怖襲擊以來的最大單日點數跌幅，拉開國際金融危機序幕。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國際社會認識到傳統微觀審慎監管的諸多缺陷，並開始重視宏觀審慎監管以防範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2008年11月，二十國集團（G20）首次峰會決定將金融穩定論壇（FSF）成員向新興經濟體擴展；次年4月，G20倫敦峰會將FSF成員擴展至G20所有主要經濟體，並將其更名為金融穩定理事會（FSB）。2009年6月，FSB正式運行，並將評估全球金融系統脆弱性、監督各國改進行動、協調各國監管政策和監管標準、制定跨國界風險應急預案等作為自身職責。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倫敦公司的員工離開公司。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等國際組織也積極研究、制定和實施了宏觀審慎監管的政策措施。例如，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自2008年起開始醞釀《巴塞爾協議Ⅲ》並於2010年9月就其內容達成一致。《巴塞爾協議Ⅲ》的主要內容包括提高資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嚴格資本扣除限制、擴大風險資產覆蓋範圍、引入槓桿率和流動性監管指標等，商業銀行資本監管要求大幅提高。尤其是在流動性監管方面建立全球統一的量化標準，為全球金融監管協調與合作奠定了基礎。2017年12月，《巴塞爾協議Ⅲ》完成修訂，並將自2022年1月1日起逐步實施。
2008年9月15日，紐約，在雷曼兄弟集團公司宣布破產之後，一名抗議者在示威。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全球主要經濟體也出台了一系列宏觀審慎監管法案或措施，對金融監管框架進行了改革。例如，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於2010年7月簽署了被認為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改革力度最大、內容最全面、影響最深遠的金融監管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為全球金融監管改革樹立新的標杆；歐盟改革了金融監管框架，並將歐洲系統性風險理事會（ESRB）和歐洲金融監管體系（ESFS）作為金融危機後新的金融監管框架的核心，分別負責歐盟的宏觀和微觀審慎監管；中國也在銀行資本充足率、貸款損失準備、流動性風險、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影子銀行發展等方面加大了監管力度。
如今，國際金融危機已過去10年。表面上看，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正逐漸消退，並且隨著各國金融監管措施的落實，全球金融體系逐步趨於穩定。但與10年前相比，全球金融市場已面臨新的發展環境，基於2008年金融危機制定的監管方案的局限性日益凸顯，維護全球金融安全還面臨諸多新的挑戰。
首先，金融全球化與信息全球化的相互交織加大了金融風險的聯動性。伴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與傳播，金融全球化也因此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在全球範圍內，大規模資金能夠實現短期內的快速流動，一國金融政策調整和金融市場波動能夠實時傳導到其他國家和地區。並且，金融風險的「木桶效應」更加凸顯，任何一國的金融監管短板都有可能引起大範圍的金融危機。
其次，金融創新在促進金融發展的同時也給監管帶來了新的挑戰。如何與時俱進創新金融監管工具是2008年金融危機留給世界的一個重要啟示。從一定意義上講，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與美國的金融產品創新不無關聯。儘管問題不在於創新，但金融監管嚴重滯後於金融發展與創新，必定為金融發展的長期穩定留下隱患。當前，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以及區塊鏈等新的信息技術，進一步推動了金融與科技的深度融合，並湧現了虛擬貨幣、網路借貸、移動支付和智能理財等新的金融形式。金融創新在大幅提升金融發展效率的同時，也使監管者面臨新的困境。一方面，監管者無法控制技術進步給金融發展帶來的改變；另一方面，監管者難以評估新金融形式的潛在風險並採取相應的監管措施。
再次，全球金融監管協調與合作處於新的十字路口。金融危機後，國際社會為推進國際金融監管協調與合作做出了不懈努力，但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如今部分國家的態度開始發生改變。2017年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對《多德-弗蘭克法案》法案進行全面審查，並認為該項金融監管法案是「一場災難」。2018年3月和5月，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分別通過《多德-弗蘭克法案》的改革議案。隨後，特朗普簽署這一議案。該議案旨在放寬對中小型銀行的嚴格限制，並包含一些除最大型銀行之外所有銀行都將受益的條款。《多德-弗蘭克法案》的修訂，將對全球金融監管的未來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總之，作為一個全球經濟的重大事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正逐步淡出人們的視線，但危機留給世界的經驗與教訓卻歷久彌新。如何有效結合微觀審慎監管與宏觀審慎監管、如何讓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相適應、如何促進國際金融監管協調與合作，是金融危機留給當今世界的三大課題。在金融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代，維護全球金融安全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在新挑戰不斷湧現、新風險不斷積累的當今世界，防範全球金融風險和維護全球金融安全更是迫在眉睫。
《光明日報》（ 2018年08月19日 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