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夢演變到3.0，還不如1.0和2.0？

【文/觀察者網風聞社區作者徐實】

國內不少知識分子習慣把美國當作「燈塔」，動不動就把「美國夢」掛在嘴邊。假如去某個國家玩上個把月，就能夠非常深刻地了解這個國家，那麼國際關係研究豈不是太好做了？許多國人對美國的了解，恐怕也就停留在這種走馬觀花的水平——既缺乏必要的歷史視角，也缺少和美國人深入交往的閱歷。

既然這麼多人對「美國夢」感興趣，我們不妨認真說說「美國夢」的過去和現在。

歷史上的「美國夢」

「美國夢」指的是一種在美國獲得更好生活的信仰——只要通過不懈的個人奮鬥就可以邁向富裕的生活，而非依賴於特定的社會階級或他人的援助。

客觀地說，緣於歷史進程中的一些機遇，「美國夢」確實存在過。按照時間順序細說起來，歷史上曾經存在過2個低端版本的「美國夢」，和一個含金量較高的美國夢。然而，在美國現行的一些社會經濟政策下，「美國夢」正日益被邊緣化，行將不保。

1.0版本的「美國夢」源於19世紀後半葉。

美國政府頒布了《宅地法》等一系列關於低價轉讓或無償分配國有土地的法案，規定美國公民在宅地上居住並耕種滿5年，就可獲得土地執照而成為該宅地的所有者。實施《宅地法》的背景是美國中西部有大量待開發的土地，聯邦政府期待大力發展農業，並且通過讓利於民爭取人心、謀求南北戰爭的最終勝利。《宅地法》的實施為美國吸引了大批歐洲移民。

相比於美國，歐洲國家不僅擁有更高的人口密度，也存在較多封建制度的殘餘。例如，德國、英國、奧匈帝國等歐洲國家，當時都存在控制大量土地資源的貴族。對歐洲平民而言，跑到美國當個自食其力的小農場主，顯然勝過在狹小的土地上遭受貴族老爺的剝削。

1.0版本的「美國夢」，說得通俗一些就是「老婆孩子熱炕頭」。

2.0版本的「美國夢」出現在20世紀初。

此時美國的綜合國力已超越歐洲各國。第二次工業革命在製造業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對歐洲民眾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例如，泰坦尼克號上的統艙乘客，很大一部分是前往美國尋找工作的移民。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歐洲國家經濟蕭條，又使得大量歐洲移民湧入就業機會相對較多的美國。雖然這一時期美國無產階級的生活遠遠談不上「富足」，但是站在移民的視角來看，總比在歐洲餓肚子要好得多。

2.0版本的「美國夢」，可以概括為「有吃有穿管溫飽」——然而這在1929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戛然而止。

3.0版本的「美國夢」出現在冷戰期間，

這個版本的含金量最高，造成的影響也最為深遠。20世紀50-70年代的美國處於高速經濟增長周期中。對工薪階層有利的社會政策，使得美國工薪階層在這一時期得以分享經濟增長的紅利，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因此，3.0版本的「美國夢」可以歸結為「勤勞致富奔小康」——通過自身的勤勞和努力，確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社會經濟地位。

「美國夢」3.0

這一時期的美國人之所以得以勤勞致富，有3個主要因素：

1）初次分配顧及工薪階層；

2）二次分配惠及工薪階層；

3）高等教育普及化、公益化。

調整初次分配，是為了防止美國工薪階層因境遇太差而產生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懷疑，以及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認同。

在冷戰時期，美國統治階級採取了比先前更為高明的手腕——他們不再對工會組織採取極端敵視的態度，而是謀求與工會組織建立廣泛的聯繫。特別是美國民主黨，通過對工會組織的長期滲透，成功地掌握了大量工會組織的領導權。民主黨通過拉攏工會上層和出台部分對產業工人有利的政策，成批地收買了工會組織，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甚至成為民主黨長期穩定的票倉。

這便意味著，美國的工會組織從早期工人階級自發組織的階級鬥爭工具，變成了接受資產階級和工人貴族領導、主要謀求緩和階級矛盾的工具。美國工會與大企業之間的薪酬談判成為家常便飯，多以握手言和告終，這一時期的產業工人也確實享受到了體面的收入。

而美國共產黨則被排擠出有影響力的工會組織，黨員人數從巔峰時期的10萬一路跌到5000（這個數字裡面恐怕還包含不少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卧底），對於當代美國無產階級的影響力微乎其微。

對二次分配的調整，造就了美國現有的社會福利體系。

二戰結束以後直到20世紀70年代，聯邦政府在民生領域的重要建設為美國社會的平穩發展打下了基礎。此前的「羅斯福新政」大幅度調整了資本主義架構下的生產關係，播下了改良主義的種子。20世紀50-60年代，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內政方面達成一致，通過社會福利來籠絡工薪階層，搭建了美國社會福利體系的基本架構，具體舉措包括：

? 杜魯門政府出台《1949年住宅法》，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保障，還進行了爭取建立全國醫療健康保障體制的努力。

? 艾森豪威爾政府擴大了福利保障的範圍,將1939年的老年遺族保險制度(OASI),增補為老年遺族殘疾保險制度(OASDI)；並通過《國防教育法》擴大對國民教育的保障。

? 肯尼迪政府提出了反貧困戰略,並於1962年簽署《人力發展和培訓法》。

? 約翰遜政府則把社會福利保障推向了新的高峰，這一時期有影響力的舉措包括:

1965年頒布《老年醫療照顧和援助法》。

提出「偉大社會計劃」,宣布「將向美國的貧困無條件開戰」。於1964年頒布《經濟機會法》,提供職業再培訓保障，振興落後地區。

1964年頒布《食品券法》和兒童營養補助法, 確立國民基本食品保障政策。

實施聯邦政府援助教育的保障政策，實施了《中小學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40多個有關教育的立法。

進一步改善和發展城鎮居民住宅, 1965年頒布的《住房和城市發展法》旨在為低收入群體提供租金補貼。1968年通過的法案則規定，美國政府應在10年內為低收入家庭提供600萬套補助住房，並禁止在購買和租用住房時的種族歧視。

高等教育普及化、公益化，為工薪階層提供了上升渠道。20世紀以後，受教育水平成為決定工資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冷戰時期，美國的高等教育得到了迅猛發展【1】。從1959年到1980年，美國高校在校生從400萬增加到1300萬，而公立大學的快速發展對高校擴招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許多公立大學在這一時期迅速發展壯大、成為科研和教學水平很高的名校，例如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等；還有些在這一時期新成立的公立大學，在很短時間內成為世界級名校，例如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CSD(1960)，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CI(1965)，等等。

冷戰時期的美國公立高校有著很強的公益性，不僅學費低廉，而且為貧困學生提供較多補助，已經趨近於「有教無類」的理念。普通工薪家庭供養兩個孩子上公立高校，基本上沒有問題。正因為得益於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許多出身普通甚至貧寒的人，得以成功實現人生翻盤，通過自身努力改變社會經濟地位。

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美國電視脫口秀主持人、投資家及演員奧普拉·溫弗里（1954年生）。奧普拉出身於一個貧窮的黑人家庭，少年時代還遭受了性騷擾。但是她通過勤奮學習，在田納西州立大學完成了學業，而後加入電視台開始了媒體生涯。後來奧普拉成為脫口秀類型節目的開創者、美國傳媒行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另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洛杉磯總領事館的座上賓白國梁先生（Robert Bak）。白先生在洛杉磯的華人華僑社團中有些名氣。他於1968年前後來到美國，初來乍到時也是人生地不熟。好在他人聰明又勤奮，半工半讀完成了大學學業。此後他的職場經歷非常順利，從酒店員工一路做到連鎖酒店集團的高級經理人，光榮退休之後熱心於僑務活動。

如上所述，「美國夢 3.0」之所以一度存在，是因為冷戰時期的美國確實存在許多對工薪階層有利的社會政策。美國統治階級出台這些政策倒並非出於「為人民服務」的本心。著名革命家切·格瓦拉的名言，才是對這段歷史的最佳詮釋：

「我們走後，政府可能會來給你們修路、蓋學校、建醫院。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 。」

冷熱「美國夢」

20世紀50-60年代，蘇聯和東歐國家一度發展得相當不錯。蘇聯在1946-1960年間創下平均7%的增長紀錄，讓西方世界汗顏【2】。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等東歐國家的經濟成就同樣可圈可點，GDP年增長率多年穩定在7%左右的水平。

在美國佔據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清醒地意識到，如果不主動採取手段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美國民眾就有可能認同社會主義制度，從根本上動搖他們的統治基礎。來自社會主義制度的外部競爭，是促使美國統治階級積極採取措施緩和階級矛盾的直接動力。

所以歷史中出現了這樣一幕：約翰遜總統在任期間，一方面極端仇視共產主義，對蘇聯和中國採取攻勢，在中南半島窮兵黷武；另一方面卻以空前的力度推進國內社會福利建設，給美國工薪階層提供許多好處和實惠。

約翰遜總統的所作所為很好地詮釋了美國統治階級的意志——對外囂張，在各個領域遏制蘇東陣營的擴張；對內安撫，為防止「後院起火」，對工薪階層採取普遍的籠絡和懷柔。

林登·約翰遜總統

蘇聯和東歐陣營在冷戰末期垮台，而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並不謀求輸出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說實話，綜合國力太弱的前提下，就算想輸出也沒用）。對於美國來說，來自社會主義制度的外部競爭一下子消失了。於是，美國統治階級也就喪失了主動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的直接動機。

美國的社會政策在後冷戰時期出現了許多轉變，曾經的「溫情脈脈」轉向越來越露骨的弱肉強食，經濟領域的新自由主義呈泛濫之勢。社會政策的改變使得美國的收入分配愈發不平等，「美國夢3.0」逐漸被邊緣化，漸行漸遠。

冷戰結束20多年來，美國初次分配的格局已出現巨大變化。布魯金斯學會於2017年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近幾十年來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長几乎停滯。1973年至2016年，剔除通脹因素，美國工人實際收入年均增長0.2個百分點。報告還稱，美國家庭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收入最高群體中前20%的家庭財富增長了27.41%，收入最低群體中後20%家庭的實際收入非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3】。

美國工薪階層收入增長停滯，可以從上圖中直觀看出。圖中上方的淺藍色曲線是美國戶均收入（按照2016年美元價值進行購買力平價換算）。請注意，這是戶均收入（全家加一塊掙的錢），而不是人均收入。（圖片來源：大數據網站Seeking Alpha）

冷戰結束以後，美國工薪階層的收入增長完全處於停滯狀態。勞動生產率提高和GDP增長所帶來的巨大紅利，基本上被資產階級瓜分掉了，受益最大的群體當屬華爾街金融「老貴族」和矽谷科技「新貴族」。而工薪階層並沒有品嘗到上述發展紅利——經濟形勢不錯，僅僅意味著工薪階層能夠保住飯碗；經濟形勢一旦變差，工薪階層連飯碗都保不住。

初次分配完全導向資方，緣於勞資力量對比的改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工會的影響力一直在衰退。這裡面倒是有多方面因素，例如：

1）美國傳統製造業向海外轉移，使得產業工人數量減少，而工會組織在新興的服務業和科技企業中缺乏存在感。

2）工人貴族的腐朽使得勞動者對工會組織的信任程度下降。

3）美國統治階級減少了對工會組織的主動籠絡。美國工會影響力的衰退，使得通過工資談判調整初次分配變得愈發困難。而缺乏組織的勞動者很容易被資方各個擊破，例如，秘密薪酬制度和複雜化的薪酬設計，用意就是防止勞動者聯合起來。

美國工薪階層的收入止步不前，更讓人寒心的是，家庭開支反倒大大增加。30多年來，美國的大學學費一路飆升，對工薪階層家庭而言，已經構成不可承受的負擔。美國一流的公立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學費水平就很有代表意義。

請注意，上圖的數據是按照2014年的美元進行購買力平價調整的。美國工薪階層收入增長停滯，UCLA的學費卻無端增長4.7倍【4】，其他公立高校的狀況也大致相同。

在20世紀70-80年代，許多美國學生可以靠半工半讀完成大學學業，比如從事修理工、賓館服務員等門檻不算太高的兼職工作。現如今，這麼做絕無可能性——哪怕是一份全職工作一年到頭的稅後收入，都不足以支付大學一年的學費，更不用說兼職收入了。

不客氣地說，國內許多人完全不了解美國工薪階層的現狀。他們以為美國人的生活普遍是美劇裡面的場景：家家都住獨門獨院的大洋房，養著兩台車，輕輕鬆鬆富養兒女，全家一年出門度假好幾次……不得不說，這都是追美劇追出來的幻覺。

我在美國工作過多年，以我親眼所見，美國工薪階層的生活狀況哪裡談得上逍遙自在？工薪階層普遍面臨兩大開銷——償還房貸、供孩子上學，能搞定這兩件大事就謝天謝地了，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什麼積蓄。

銀行利率諮詢機構GOBankingRates的統計顯示，2016年有69%的美國人銀行賬戶中存款低於1000美元【5】。根據美國審計署2015年的報告，在美國55至64歲臨近退休人員的家庭中，有41%的家庭沒有退休儲蓄，20%的家庭退休儲蓄在5萬美元以下【6】。所謂的「美國中產階層」早已面臨內憂外患，哪裡還有光鮮體面可言？

大道至簡，判斷一個社會是否在進步，可以歸結為一個簡單的問題——你會不會比上一代人過得更好？對於這個問題，新中國以來的幾代中國人完全沒有異議，美國的「50後」、「60後」也都會給出肯定的答覆。然而，美國的「80後」、「90後」在這個問題上卻很難保持樂觀的態度——他們的收入並不比父母年輕時更多，開支卻大大增加，甚至實現經濟上的自立都成了問題。根據Trulia網站2015年的戶口普查數據，40%的美國年輕人正和父母或者親戚住在一起，這個比例達到75年來的峰值【7】。

後冷戰時期的美國正快速走向階層固化。對個人發展起到決定性因素的各種資源，特別是教育資源，都要出高價來購買。出身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沒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成年後也就極難實現翻盤。

收入分配愈發不平等，剝削程度不斷加重，使得絕大多數美國工薪階層在職業生涯中，起點和終點相距很近：入職之後幾年內，薪水會得到相對較快的提升；然而幾年之後就會進入慢車道，等上好多年才會增加一點薪水；40來歲就差不多進入了「中年危機」，成為企業裁員時首當其衝的對象。這才是當今美國社會殘酷的現實。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話可真是一點不假。冷戰的勝利，屬於美國統治階級，而不屬於美國工薪階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贏得冷戰之後，美國統治階級對待工薪階層的態度，由先前的籠絡和懷柔，轉為變本加厲的剝削。「消滅貧困」在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政界常見的政治口號，而今卻幾乎絕跡。

不客氣地說，近年來美國社會已經基本停止了進化。而美國的統治階級卻要比幾十年前腐朽得多，特別熱衷於做一些掩耳盜鈴的事情：對外宣稱美國社會制度無比優越，對內卻無法提出社會經濟問題的系統性解決方案。特朗普政府打貿易戰的牌，不過是試圖向外部轉移國內矛盾的一種手段。以希拉里為代表的美國民主黨建制派，不過就是一幫「維持會」，根本不想推行「重新分蛋糕」的深層次改革。

中國應對之策

縱使「美國夢3.0」行將不保，但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美國仍是世界上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家，也是科技最發達、創新最活躍的國家。憑藉高端製造業、高端服務業帶來的國際貿易剪刀差，以及美元作為世界貿易主要結算工具的「鑄幣稅」紅利，美國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仍然能夠支撐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就算國內階級矛盾激化阻礙美國的發展，國運走下坡路也有一個量變導致質變的過程。現在美國仍然處於這個量變的時期，因此還不能給美國早早貼上「衰落」的標籤，「美國崩潰論」更是和「中國崩潰論」一樣可笑。

中國不可能守株待兔、坐等美國崩潰，踏踏實實做好中國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客觀地認識美國社會的變遷，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更好地建設我們自己的國家。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後冷戰時期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加劇，恰恰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直接後果：

1）薪酬完全按照市場機制調節，導致資方在初次分配中佔據壓倒性優勢，工薪階層的勞動收入多年來止步不前。

2）通過市場配置教育資源，使得教育資源的分配喪失了起碼的公平性。如果連獲得勞動技能都需要勞動者自行支付高昂的成本，那麼寒門再難出貴子，工薪階層上升的渠道會被阻斷。美國社會不斷加速的兩極分化可謂觸目驚心。

3）房地產的過度發展，與高昂的教育費用，共同掏空了工薪階層的積蓄。工薪階層收入增長的速度遠低於開支增長的速度，普遍陷入「手頭沒有閑錢」的窘境。

我們不能允許美國一些錯誤的社會政策在中國重演，更不能允許某些人打著「改革」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旗號，做一些實質上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齷齪事情。正如習總書記所說，必須讓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這才是改革開放的道義合法性，如果連這點都保證不了，政策就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可和支持。

在國運面前，個人是渺小的。在俄羅斯科學院細胞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拿到手的月薪也就200美元出頭，你再能幹又能如何？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要想個人發展得好，就要保證國家始終前進在正確的道路上。「中國夢」能否實現，就看中國的社會政策如何更好地推進公平、讓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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