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誘使各國承認「滿洲國」，日本侵略者篡改盜印《清實錄》
省檔案館研究人員在整理館藏文獻《清實錄》時，發現原件留下大量當年日本侵略者挖補的痕迹和意欲挖補的標記。從表面上看，日本侵略者是要翻印出版皇家秘檔，但研究人員分析認為，日本侵略者更陰險的動機是要製作一份厚禮，用於收買駐中國的各國使節，以推動各國政府承認他們一手炮製的「滿洲國」。
遼寧省檔案館有一批重要的清王朝皇家檔案，其中包括記述清朝皇帝處理大事的《清實錄》及記錄清朝皇帝諭旨的《聖訓》，還有《滿文老檔》《滿洲實錄》等清代重要國史典籍。遼寧省檔案館研究人員宋黎黎說：「日本侵佔東北後，不僅大肆盜拍這些清宮秘檔，甚至對原文進行挖補篡改，館藏檔案中留下了大量日本侵略者肆意妄為的印記。」
清宮秘籍屢遭日本人黑手
從清乾隆時期開始，每朝《實錄》和《玉牒》等重要皇家檔案文獻編修完成之後，官員都會再抄錄一份送到盛京收藏。在此後150多年間，除了清帝東巡及每年必要的除蟲、晾曬之外，這些皇家秘檔一直安靜地藏於瀋陽的皇宮大院當中。
然而這份寧靜在清末被列強的入侵打破。
在這些侵略者當中，最早對這批皇家檔案內容感興趣的是一個日本人，他叫內藤虎次郎，1907年之前是日本新聞界出了名的「中國通」記者、評論家，之後執教日本京都大學，成為近代中國學「京都學派」的開創者之一。無論他做新聞人還是教授，搜刮中國古籍是其9次來華的主要目的。
1902年，內藤虎次郎在奉天發現了蒙文本《大藏經》，當時他不識滿蒙文字，誤認為是滿文本，由此意識到滿蒙文字的重要性，開始購書自學，研究清史，對奉天宮殿投入極大關注。
1905年，他再次到奉天時，已基本掌握滿蒙文字。8月24日至31日，9月9日至10日，他每天都遊歷在奉天宮殿內，輾轉於樓閣宮殿中觀賞藏品，翻閱典籍。在崇謨閣，他發現了《滿文老檔》、滿蒙漢三體《滿洲實錄》、滿蒙漢三體《蒙古源流》《漢文舊檔》《五體清文鑒》等有關清前史及滿文的重要典籍。他將《漢文舊檔》曬藍、《蒙古源流》蒙文部分拍攝帶回日本後，發表了《奉天宮殿中所見到的圖書》一文，進行介紹和披露。文中《滿文老檔》《漢文舊檔》並不是原檔固有的稱謂，是內藤首次冠名使用，此後被史學界接受並紛紛沿用而約定俗成。
1906年，內藤第三次來奉天，他藉助日本駐奉天總領事，以外交和賄賂清朝官員、看門人的手段，進入崇謨閣、文溯閣，抄錄和拍攝了《蒙古源流》滿文部分、《西域同文志》《舊清語》、滿文《長白山圖》《盛京全圖》等。1912年，他直接將暗室打造在崇謨閣內，參與拍攝的有5個人，於4月12日至25日，除去14日、21日及23日這3天外，每天上午10時至下午4時，他不停地拍攝，日均拍攝照片400張左右，白天拍攝、沖洗，晚間整理編號，《滿文老檔》共拍攝4300餘張底片。
《五體清文鑒》是乾隆皇帝於康熙敕修《清文鑒》基礎上增修的，滿文、藏文、蒙文、維吾爾文及漢文五體合璧，不僅是實用的語言類辭書，也具有歷史研究的文獻價值。清朝時沒有刊刻只有抄本藏於北京和盛京宮殿內，內藤於翔鳳閣內發現了御用寫本。他以閱讀為名，分3次將書借出，秘密送往奉天趙永清等4家照相館進行拍攝，共拍得5300餘張底片。內藤記述：「趁借出來的時間，默不作聲地在10天之內偷偷拍了還掉的，對方並不知實情。」
內藤在拍書的同時還抄錄了文溯閣內《四庫全書》中《禮部志稿》。該書是明代寫本，收入《四庫全書》後未再刊行過，別無他處可尋。他於《盛京時報》發布廣告招募中國人抄寫，千字30錢，一個月共抄錄一百七八十卷共68冊。
內藤虎次郎每次來奉天，滿鐵株式會社都提供住宿，正金銀行解決總資金，他則重在搜求清前期滿蒙文檔案文獻及中國邊疆地圖，為日本擴張侵略提供了直接輔助。
把清宮秘檔製成厚禮送給各國使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公然侵佔中國東北，為了掩蓋侵略，麻痹和奴役東北人民，他們拉來了末代皇帝溥儀，炮製出傀儡政權「滿洲國」。不過，溥儀這位末代皇帝並沒有回到他祖先居住的皇宮，也無力保護祖先留下的物質文化遺產。
據介紹，1932年「滿洲國」成立後，其偽外交總長謝介石便向日、美、英、法等國發出通告，希望建立外交關係。但除了日本於6月宣布承認偽滿洲國外，其他國家都沒有回應。美國更在此前發表聲明，宣布不承認任何違反《國際聯盟盟約》和巴黎公約的行為。
日本侵略者分析局勢後認為，只有使偽滿政權獲得國際承認，才能開展對外貿易，有效地攫取利益。但在1933年2月，國際聯盟以44票贊成、1票棄權、1票反對的壓倒性優勢通過決議，肯定中國對東北擁有主權，不承認偽滿洲國的合法性，粉碎了日本的美夢。
遲遲得不到西方各國尤其是在華列強的承認，這成為日本侵略者的一塊心病。
一計不成，日本侵略者又生一計。他們打起了清皇家秘檔的主意。當時「滿日文化協會」提議，由日本關東軍出版大清歷朝實錄。但是,他們出版清皇家秘檔可不是為了傳播文化，而是要打造一份厚禮，實施陰謀詭計。
據《瀋陽故宮大事記》載：1933年10月17日，大清歷朝《實錄》被日本以「滿日文化協會」的名義從瀋陽故宮取出，歷時三年多。
1936年12月影印出版的大清歷朝實錄，俗稱「偽滿本《清實錄》 」，共300部，每部1200冊。每部成本相當於當時一所住宅的價錢。省檔案館副調研員張虹告訴記者：「出版物本身價值不菲，同時，由於《清實錄》是清朝260餘年的施政大事記錄，是研究清朝的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和文化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可從中系統地了解中國的過去。而了解中國的過去，是尋找制定未來對華政策的依據，因此《清實錄》是西方侵華列強急需的情報資料。」
日本侵略者出重金並威脅利誘偽滿洲國將秘不示人的皇家聖物出版後，以偽滿洲國的名義作為禮物饋贈列強。
「日本侵略者居心叵測之處在於，打造了這份厚禮之後，要求各國自行前往偽滿洲國駐日使館領取。自行前往領取，意味著他們雖未公開承認偽滿洲國，至少也是默認了。」張虹說。
在陰險狡猾的日本侵略者的精心策划下，當年偽滿本《清實錄》最終被取走了110部。
為美化侵略，肆意挖補篡改《清實錄》
張虹說：「一提到日本的教科書，大家自然會想到『篡改歷史』這個詞語。其實早在80多年前，『篡改歷史』就被日本人運用自如了。」
據介紹，從1933年10月自瀋陽故宮取出《清實錄》到1936年底偽滿本《清實錄》出版，前後經過了三年多時間，大大超出了一般影印出版物的出版時間，這麼長的時間裡，日本侵略者在幹什麼？
省檔案館研究人員根據歷史資料和對館藏《清實錄》的研究，發現日本侵略者在出版前對《清實錄》進行了肆意挖補篡改。
日本人杉村勇造在其《滿洲文化追憶》一文中對篡改過程做了詳細記載：指派專人對崇謨閣《清實錄》逐卷檢查，凡是他們認為不妥之處，均用鉛筆在其右邊畫上「｜」作為標記，然後命令裝裱和繕寫人員，一一挖補和篡改。經過挖補和篡改後的《清實錄》由3名攝影人員依次拍照，然後送往東京單式印刷公司影印,大藏出版公司出版。這個過程歷時了三年。
羅振玉之子羅繼祖也曾撰文證實了日本挖補篡改的具體方式方法，後經史學研究者進行比對更加充分核實了這一點。
宋黎黎告訴記者：「日本侵略者的挖補主要針對的是崇謨閣藏《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以記載甲午戰爭前後史實部分篡改的最多。」
日本侵略者篡改歷史也有一定規律。其一是化丑為美，自我粉飾。我國古代稱日本為倭國、倭人，原本並無褒貶。但元朝後期開始，中國東南沿海屢屢發生日本海盜入侵事件，官府百姓稱這些入侵者為倭寇。倭寇燒殺搶掠異常殘暴，引發了民族仇恨，倭、倭寇逐漸轉化為中國人對日本的蔑稱。清代撰寫實錄時沿用這個慣稱，倭、姦細、寇均指代日本及其軍隊。日本出版偽滿本《清實錄》時，將其篡改為日、敵探、敵等。將原字挖掉重新粘補書寫。這種篡改數量較大，如《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第53卷第23頁中有3處，《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第342卷中有11處。據不完全統計，光緒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不滿一年的記錄中有150餘處被挖改。
其二是偷梁換柱，麻痹中國人民。如《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第342卷中，將「赴倭責問」改為「赴日詢問」，「勒令撤兵」中將「勒」改為「勸 」，「大張撻伐」改為「自保藩封」，「逞凶」改為「逞兵」，「則惟大張撻伐」改為「我亦惟有興師」， 「朝廷一意主戰」一句中「一意」改為「但有」，「進剿」「援剿」改為「進戰」「援應」等。日本侵略者用語言的感情色彩差異，淡化了朝廷捍衛主權的強硬態度和積極行動，反示清政府的懦弱及無奈。
其三是篡改文意，歪曲歷史。《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第367卷第1頁記錄：「三國允與日本議歸遼地，幫助到底，毋須派員豫議」，偽滿本改作「三國現與日本議歸遼地，通知我方，毋須派員豫議」；第369卷中有「俄國既有幫到底之說」，改作「俄國有保全和平之說」等，粉飾軍事侵略為「保全和平」。
其四是整條刪除史料，掩飾反抗。偽滿本《清實錄》第351卷中缺失若干整條記錄，是關於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清政府的軍事部署與計劃的記載，刪掉這些內容的用意是抹殺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鬥爭。
宋黎黎在查看省檔案館藏《清實錄》時，發現很多將原字挖掉重新粘補書寫的痕迹，補寫的筆跡與原文也存在差異，甚至有個別地方「倭」字未改，但字旁有鉛筆標記「｜」，應為影印之前做了標記但忘挖改了。
此外，研究人員又將偽滿本中《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大清文宗顯皇帝實錄》與北京故宮皇史宬大紅綾本《清實錄》進行了比對，也發現了一些挖補的地方，文字有很大不同。
宋黎黎說：「8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對《清實錄》的篡改，進一步暴露了日本侵略者掩蓋軍事侵略、政治和外交上的訛詐，並企圖抹掉中國人民對其侵略中國的記憶，麻痹中國人民民族意識的險惡用心。」
（省檔案館供圖）
人物
宋黎黎
畢業於瀋陽航空工業學院，現任職於遼寧省檔案局綜合法規處，曾從事清代檔案保管、整理及編研工作。
新媒體編輯：王曉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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