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真的下沉了嗎？低收入群體表示仍然得不到想要的內容
就拿找工作這件事來說，對於來自低收入社區的人和大學畢業且在LinkedIn上非常活躍的人來說，他們通過搜索引擎獲取的內容是截然不同的。當畢業生獲得體面工作的同時，低收入群體則有可能遇到將用戶信息賣給其他組織的釣魚式招聘網站。此種情況實際上是市場和信息設置中所產生的副作用，「這一切都是因為，創建的信息內容取決於創建者從受眾思維中獲得的價值」，斯坦福大學新聞專業負責人Jay Hamilton如此表示。
信息生態系統顧問、自由出版社社區組織新聞之聲項目的前負責人Fiona Morgan就在芝加哥的一家社區計算機實驗室中見到了來自低收入社區且擁有上述經歷的人，同時，Hamilton研究了有關低收入社區的信息系統和媒體模型，他們最近在《國際傳播雜誌》上發表了研究成果。
Morgan表示：「思考『信息環境如何能夠幫助低收入群找到工作』『低收入群體所處信息環境是什麼』『誰能從中受益』這些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實際上，Morgan和Hamilton的研究對於不斷變化的傳媒業有著較強的意義，那麼，如何為低收入的人提供有用信息？在當今傳媒環境中，非營利性新聞編輯室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來自尼曼新聞實驗室的Christine Schmidt近期與Morgan和Hamilton展開了一次對話，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就帶領大家走進對話，一探究竟。
「低收入群體信息需求」議題：一直存在從未被討論
Schmidt：你們擁有不同的學術視角，那麼是什麼使得你們在這個時間對同一個話題感興趣？況且這個話題對於新聞業來說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Morgan：Jay和我研究這個低收入社區群體的信息需求話題已經有好幾年了，實際上這是一個眾所周知但沒有被討論的議題。還有一個類似的問題是某些特定受眾較其他社區而言能獲得更多關於其所在社區的信息，而且隨著新聞機構能力的減弱和裁員數量的增加，此種情況只會變得愈發糟糕；我們能看到越來越多的人願意關注奢侈性產品和那些更容易生產的內容，比如犯罪報道。媒體很難將資源投入到好的新聞報道中去，所以那些最需要幫助、最受問題影響的群體無法從新聞報道之中獲益。
總的來說，信息可以被分為四種類型——
滿足人們娛樂需求的有趣信息；
滿足生產者需求的信息，比如新聞從業者需要了解與自身工作相關的信息（例如，尼曼實驗室便可以幫助人們了解新聞行業的動態）；
滿足消費者需求的信息，比如消費者想要買一部手機，關於「應該買什麼」就有很多消費者信息；
最後是滿足選民需求的信息，也就是人們作為選民和公民提出要求的方式。
在研究中，我們一起做了一個關於劣質信息的研究，我們正在觀察市民和選民需求的市場失靈。舉個例子，如果我想要生產者信息，我願意為它付費，因為這樣我便可以通過這些獲取的信息賺取更多的錢。相同道理，如果你正在生產更多對社會產生廣泛影響的信息，那麼它們很可能帶來溢出效應，因為這將產生較大的社會效益，比如幫助人們維持安全、監督地方官員以避免他們盜用公共資金等。而且，這樣做的一大好處是即便那些沒有看到新聞報道的人也將能夠從中受益。但與此同時此舉卻使得那些報道新聞的人很難獲得用於報道的資金。
Hamilton：正如Fiona說的那樣，人們在生活中分別作為娛樂者、工作者、消費者、選民時會產生四種信息需求，但如果我們去思考為什麼我們的需求得到了服務，即為什麼會有人向我們提供信息時，就會發現信息提供者實際上存在五種動機——
訂閱動機，人們通過付費獲取信息；
廣告動機，將人們的注意力賣給別人；
選票動機，黨派之中對選票的需求；
非盈利性動機，相關者想通過信息改變人們對世界的看法；
表達需求的動機。
如果我們考慮上述每一個動機，就會發現它們對低收入者的信息需求都存有偏見。根據政府新聞信息數據顯示：低收入人群在訂閱方面的支出較少；對很多信息產品來說，他們也不太可能成為被左右想法的邊際消費者；同時，他們也不太可能以選民身份進行投票，而人們也較理性地不會將他們作為政治信息的受眾；他們的寬頻服務訂閱量較低。當你在網路上關注由社交媒體產出的免費信息時，低收入社區群體的聲音就更可能不會被聽到。就為低收入社區群體創造內容而言一直存在偏見，而這也是我們工作的重點之一。
人們談論的「數字鴻溝」不僅存在於技術上，在內容層面也存在差異。我們發現低收入人群是抵押貸款、營利性在線教育等信息的目標消費者，這便意味著有的時候人們會針對此群體創造出一些欺騙性信息。
新聞機構商業模式：以受眾立場思考問題
Schmidt：新聞機構不會經常服務於低收入群體的信息需求，你們如何看待新聞機構的商業模式變化和其任務結構呢？
Morgan：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紙媒進行整合，這讓許多問題變得更糟。與此同時，非營利新聞興起，各種各樣的模式都在被嘗試。有些人正在做一些由政府資助的令人興奮的項目，但是從結構上考慮的話，為了使計劃實施，人們開始將新聞視為社會的基本必需品，或者他們必須直接為信息付費，但問題是，對於那些沒有多少錢的人來說，這又將如何?
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縣的一個低收入社區有一家名為The Slammer的報紙，該報紙只提供一些被逮捕居民的大頭照，但卻要收費1美元，而最為貧窮的人卻願意通過支付行為換取任何對自己有價值的東西。我們曾經在便利店與該報紙的讀者談過讀這份的報紙原因，很多人表示他們想知道自己許久未見的朋友是否被「帶走」了。這確實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但也有很多人在嘗試合作模式，既是僱員擁有，也是消費者合作模式。這就像我們把錢花在各種社區活動上一樣，我們可以開始看到新聞直接為人們服務，而不是服務於那些可能對低收入人群不感興趣的廣告商的新聞業，這也為一個充滿希望的發展方向。
Hamilton：報紙在過去可以為人們提供大量有幫助的信息，但如今社會中的很多焦點都是關於高收入和高教育群體。舉個例子，Wirecutter網站的用戶中基本沒有低收入群體，Wirecutter對《紐約時報》提供資金支持以助力其進行新聞報道並為國家、國際機構負責，而Wirecutter網站則是通過用戶點擊和購買行為實現盈利的。如果我們將視野轉向低收入群體的消費生活，會發現一些關注貧窮群體的政府機構和非營利性組織開始思考如何有針對性的運用信息。
我們對三件事抱有希望：捆綁銷售、行為經濟學和大數據，大數據準確的來說應為 「適度的數據」。一家名為Civilla的設計公司運用設計思維和行為經濟學思想幫助密歇根州重新設計了形式，基本上簡化了繁文縟節；在捆綁銷售方面，人們一直在嘗試將兩到三個信息需求整合到一個物理位置，所以，如果你想要健康地觸達低收入社區群體，可以通過當地的理髮店、沙龍或教堂來實現。
行為經濟學正在研究人們如何做決定。例如，藉助於大數據，Sarah Alvarez的離群媒體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實驗，它試圖查明低收入決定租房時傳遞給他們信息的方式；我們也在文章中也談到了擴大大學入學機會項目，這個計劃主要是針對那些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學生，該項目會向他們發送信息和代金券以便能夠讓他們申請更多的學校，同時也提供給他們上大學所需凈成本是多少的信息。
所有這些東西——捆綁銷售、行為經濟學和大數據——基本上都是把人們的環境作為一個給定的條件，並試圖從他們自己的生活角度為他們提供信息，幫助他們做出更好的決定。
我們知道低收入人群不太可能使用互聯網，甚至家中可能也沒有電腦，但現在幾乎每個人都有手機，而發簡訊也成為了最容易聯繫到人們的方式之一。我參與的很多互動社區工作都是利用線下見面、舉辦論壇、使用海報和傳單來觸達人群，而這些社區工作人員會將提供廣告資助的中間人從中來出來，真正去思考如何直接服務於人群。
非營利新聞編輯室：努力觸達信息匱乏社區
Schmidt：你們在研究中提到「非營利組織對於改變個體思考世界方式的動機確實讓信息直接瞄準了低收入群體，改變低收入群體的選擇成為了非營利機構所追求的公共產品的一部分」。那麼非營利新聞編輯室的增長是否與你們的研究匹配？
Morgan：在研究中，我們對非營利組織的思考非常廣泛。當然，在非營利組織和非營利新聞編輯室之間，有非常具體的重疊部分。有很多非營利的新聞編輯室試圖以不同的方式做事情，他們正在思考觸達並幫助一些沒有得到足夠信息覆蓋的社區，比如芝加哥的一些特定社區，他們接觸的是已經生活在社區里的人，並且擁有所認識人的社交關係網路，他們能夠在這其中發現問題之所在並了解在這裡生活的人的需要，他們會將這些知識帶回給新聞界。
非營利組織知道他們想要達到目標人群，並且知道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所以他們可以意識到新聞對於問題的解決是至關重要的。而對於新聞報道來說，訣竅就在於如何建立起高效的獨立性和透明度。
同時，我們也正在思考信息在所有非營利性工作中所發揮的作用，並意識到新聞是溝通需要的一個重要部分。然而市場卻不會為此買單。
當地新聞媒體：增強報道影響
Schmidt：當地新聞部門的職能收縮是如何影響到這一點的？你們在文章中提到了新聞沙漠，但是你們認為當地的新聞媒體更有可能提供低收入者需要的信息嗎?
Hamilton：這是地理和固定成本的結合——低收入人群傾向於生活在整體收入中值較低的地區。講一個原創故事需要錢，無論是作為訂閱者還是作為廣告商的目標來說，貧困社區很少有人願意為這些信息付費，也很少有貧困群體成為廣告商的目標，這便意味著有關他們的故事更有可能不為人知，也這意味著沒有人對他們所在機構進行負責。
《洛杉磯時報》曾經報道過貝爾市官員給自己支付高昂薪水並拒絕公開這些薪水的支付記錄，儘管這則報道很出色，但如果有記者能夠定期報道貝爾並定期出席貝爾市政會議，那麼這則報道的價值就會明顯下降。然而，對於《洛杉磯時報》來說，決定覆蓋哪些社區實屬一個艱難的決定。貝爾是洛杉磯最貧困的社區之一，主要是拉丁裔，我和一些試圖引起報紙注意的市民進行交談，發現他們能夠引起報紙關注的部分原因在於他們的焦慮，也正是因為他們的焦慮，新聞報道產生了影響力。每個做過問責報道的記者都應該明白，你可以寫任何報道，但如果沒有人對報道產生回應，這則報道將會毫無意義，畢竟影響力來自於公眾的反應。
貝爾雖然不富裕，但是居民卻真正關心他們的社區，一旦有類似消息被公布出來，他們會傳播這些信息並對當局者施加壓力。然而在一些地方，當地居民已經習慣於沒有新聞報道，或者沒有貝爾人那樣的參與度，那情況就更加糟糕了，因為他們甚至不知道可以要求公開記錄，那麼即便有消息被媒體公布出來，這些地方的居民也不具備任何「鬥爭」的力量。
對於記者來說，思考他們工作所能產生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工作是如何與所服務的對象開展互動的？Kyle Pop曾為《哥倫比亞新聞評論》撰文，其中談到我們必須停止報道有關記者的新聞——關於窮人、失業——我們必須開始報道失去報道後我們將失去的東西，而這又會對當地社區的影響是什麼？
低收入群體未來的信息獲取走向
Schmidt：面向低收入人群，新聞和信息在未來會走向何方？
Morgan：現在有很多非常令人興奮的項目，比如離群媒體（Outlier Media）和市政局項目（City Bureau）。而且，在俄亥俄州有一個叫做「媒體種子（Media Seeds）」的項目，Michelle Ferrier正在其中做大量的參與和設計思考工作，試圖將最適合俄亥俄州東南部農村社區的信息原型化。
我認為資助者已經開始更多地考慮資助新聞和信息，而我們也希望他們能看到其中的價值。無論是經濟貢獻、時間貢獻還是其他形式的參與，與公眾溝通他們真正所需，以及如何願意參與項目以實現目標等都是一些很好的做法。
Hamilton：如果我們回顧五種信息提供動機——訂閱、廣告、非營利組織、黨派和表達——我們真正看到的是，隨著地方新聞市場的崩潰，地方新聞的廣告收入也面臨崩潰。在一些更大的國家級市場，媒體會更多的依賴訂閱，比如《紐約時報》。而且如果仔細想想那些捆綁銷售、行為經濟學和大數據的例子，就會發現政府和非營利組織想要做的是在他們做決定的時候如何能讓低收入群體獲得信息，儘管這不是新聞，但如果我們將新聞視為信息提供者，那麼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的行為便在支持著新聞的功能。
如果你看看2018年的選舉，就會發現有很多人把重點放在了投票上，這也促使信息傳播者去思考如何在美國分配收入、如何觸達沒有參與的人，雖然這是為由政治驅動的，但這是一種讓更多人參與的且充滿希望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