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就算回到1927年，你也交不起房租

買不起房？現在，你或許連租都租不起了。

這幾天，關於「房租暴漲、續租難」的話題，再配合2018年7月，全國70座調查城市就有65座城市房價上漲的消息，讓很多人再次輾轉反側，而今天，最愛君想來說一個，關於民國時期房租昂貴的問題。

1

1927年，全上海的租客們，再次聯合了起來。

1927年4月3日，3000多位來自上海各地的租客，聚集在上海公共體育場（今上海滬南體育活動中心），集體討論發起一場要求「上海房租減半」運動，隨後，他們成立了一個團體，名字叫做「上海房租減半運動會」（後於當年4月30日改名為「上海房客聯合會」）。

實際上，早在1910年和1921年，上海的租客們，就已經聯合發起過兩次要求房租減租運動了。

▲《申報》在1927年4月刊登《淞滬房客減租運動大會通告》。

房租減半，這聽起來是多誘人的事啊。

為了呼籲「減租」，「上海房租減半運動會」隨後發表了宣言，闡述租客們的核心訴求：

「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所謂民生主義，最重要的就是衣、食、住、行。阿拉上海寧，這四件事情當中，最苦的就是『住』了。 話說資產階級們，坐擁眾多房產，而我等平頭百姓，只能寄人籬下，租住陋室，聊以遮風蔽雨。結果資產階級們還貪得不厭，不斷漲房租，搞得老百姓們每月收入幾乎五、六成都要交給房東。日子越過越苦。 我們現在不求打倒資產階級，只求房租打個對摺。房東們你們都是有錢人，打個對摺，毛毛雨啦！對我們小老百姓可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我們組織這個『房租減半運動會』，就是希望能夠為全上海市民說句公道話，並向房東、向上海特別市黨部及市政府請願，表達我們的訴求。」

在1927年的上海，事實上，除了「上海房租減半運動會」，租客們還成立了例如「淞滬房客總聯合會」、「上海房客減租總聯合會」、「漢口路房客減租聯合會」等租客組織，他們的目標都很明確，就是要求「減房租」，為此，他們還聯合出錢登報呼籲。

▲房租減租運動早期發源地：上海公共體育場舊影。

看到租客們鬧大了，還成立了各種專門的協會，於是，上海的房東們也緊張了。

在上海灘，1927年4月上旬，以虞洽卿、陳炳謙等為首的房東大佬們也迅速聯合起來，成立了「閘北產業工會」，隨後，上海南北市房地產業主聯合會也正式成立，當年4月12日，上海的房東們，針鋒相對在《申報》上發表了一份《產權聯合會宣言》，房東們的觀點大概如下：

「1、房東、房客，相互之間根本就是對等的雙方。有些人說房東是資產階級、房客就是勞動人民，這純粹是挑撥離間之計啊！ 2、房客當中，不乏身家頗豐，富有田產的人，房東裡面，也有很多原本靠著辛苦打拚才有了如今這番產業的勞動群眾。說到底，房東房客一家親啊。 3、覺得房租太貴，大家都是文明人，可以坐下來談的嘛！幹嘛動不動就扣帽子、打棍子，罵房東是軍閥、走狗、帝國主義的奴才呢？難道做房東的就有原罪就應該給房客宰割嗎？

▲上海房東們在1927年4月12日《申報》上，發表對應租客呼籲的《產權聯合會宣言》。

2

這是一場房客和房東們，史無前例的輿論對決。

話說，1920年代的上海，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資，大概在20大洋上下（以下簡稱元），當時，一元大概可以買十斤大米，20元，大概可以買到200斤大米。當時的上海家庭，如果月收入超過50元，就屬於小康水平；家庭月收入如果超過一兩百元，就屬於中產階層了。

但1920年代的上海，房租已經很貴了。1921年，失去軍職的張治中，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個小房間，月租就要16元，相當於當時上海普通工人近一個月的工資。

為了節約房租，當時，屌絲郭沫若就和上海絕大多數的租客們一樣，租住一種名為「亭子間」的小房間。

「亭子間」，是當時上海大量興起的民宅石庫門中最差的房間，這種房間位於灶披間之上、曬台之下的空間，高度兩米左右，面積六到七個平方，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雜物，或者居住傭人。當時，很多像郭沫若一樣的文人到上海謀生，往往先找這種房子棲身，以致於後來，出現了一個專門稱呼這種租客的名詞：「亭子間文人」。

▲上海里弄里的為「亭子間」，是1920年代屌絲郭沫若們的安身之所。

與屌絲郭沫若相比，當時在上海三所大學任教、月薪高達600元的徐志摩，則儼然是文人中的超級富豪，那時，剛剛與陸小曼結婚的徐志摩，租住在一所月租高達150元的洋房裡，雇著幾個女傭，還時不時開開party，日子過得好生愜意。

兩個租客：屌絲郭沫若和富豪徐志摩的租房對比，是1920年代上海灘貧富懸殊的兩端，而那時的上海，更多的普通人甚至連「亭子間」都租不起，因此，為了節省房租，無數的新上海和老上海人，紛紛選擇了在臭水溝旁、垃圾場上，自己用茅草、蘆席、竹竿、木棍、黃泥等「建築材料」搭起了「有礙觀瞻」的棚屋。

▲徐志摩與陸小曼，一度是上海的頂級租客。

那時的上海，一等房客住洋房；二等房客住「亭子間」；三等房客，就只能自己搭棚屋了，甚至連高喊「房租減半」的資格都沒有了。

3

1920年代房租上漲的，不僅僅是上海。

在天津，因為末代皇帝溥儀的到來，天津租界的房租更是日趨向上。

1924年，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並驅逐溥儀。在日本公使館躲避一段時間後，1925年2月，溥儀先是搬遷到了天津租界內的張園。張園，是滿清遺老張彪的府邸，當時，這座佔地60多畝的府邸，月租可達約四百大洋，由於是「皇上」來租房子，所以張彪給溥儀打了「狠折」，只收月租200大洋——這是當時上海一個工人20個月的工資。

▲1925年溥儀的到來，帶動了天津的房租。

其實，早在1925年溥儀搬進張園之前，天津的房租已經越來越貴了。

1912年清廷覆滅後，大量的滿清遺老由於擔心革命軍抄家清算，所以紛紛搬遷到與北京毗鄰的天津日租界、英租界或法租界；北洋政府時期，各路軍閥在鬥爭失敗後，也喜歡跑到天津做寓公，在此情況下，本來就是工商業城市的天津，在各路滿清遺老和北洋軍閥的力捧下，房價和房租雙雙高漲，並在1925年溥儀到來後，達到了最巔峰。

那時候的天津，「連皇上都來了」，房租那可是一路看好。

但是，1927年一路北伐、逼近天津的國民革命軍，卻讓天津的房價和房租開始暴跌。

由於北伐軍一路收復漢口租界和九江租界，這使得隱居在天津租界內的各路滿清遺老和軍閥們擔憂不已，於是紛紛拋售產業、躲往上海租界，這就使得1927年度的天津房租，一下子突然暴跌了下來。

受到北伐巨大衝擊的，不僅僅是天津。

1927年4月，國民政府宣布從北京遷都南京，當年4月18日，蔣介石等宣布成立南京國民政府，由此從1927年至1929年，設在北京的國民政府各大機關開始陸續遷往南京，首都地位的喪失，以及依附首都的各個機關單位和服務機構的搬遷，使得北京的房價和房租開始了大暴跌。

與受惠於國民革命軍北伐的上海和南京相反，在政治的作用下，北京和天津一樣，房租也開始暴跌了。

▲民國時期北京街頭景象。

1923年夏天，魯迅在今天北京西城區西四南大街西邊的磚塔衚衕，租了3間瓦房，月租是8塊大洋，另外，他還請了2個老媽子，一個負責做飯，一個負責打掃衛生。

當時擔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僉事（類似於科長）的魯迅，月收入大概是420大洋，而當時北京一個普通工人，收入大概是16大洋。大概是覺得租房子當租客始終不方便，1924年，闊氣的魯迅斥資800大洋，在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衚衕買下了一座四合院，終於結束了做房客、交房租的生活。

儘管當時北京工薪階層的月平均工資看似不高，只有16大洋左右，但實際上計算可以獲悉，當時北京的普通人，只要花費4年多的工資，就可以買下一座四合院。至於現在嘛，別說買一座四合院，北漂們甚至連交每個月的房租，都非常痛苦了，用最新的話來說，不是「買不起」，是連租都「租不起」了。

4

但處於北伐革命遷徙的北京，已經開始風雨飄搖。

就在1927年由於國民政府遷都，導致北京房價、房租暴跌前，1926年8月，由於支持學生運動遭到追捕，文人里的富豪（簡稱文豪）魯迅，南遷到了福建的廈門大學任教，1927年1月，魯迅又轉往廣州的中山大學任教。

1927年的廣州房租，也正處在暴漲的前夕。

就在魯迅抵達廣州的當年，廣州全市人口已經從1911年的70萬，漲到了90多萬，到了1930年，廣州城市人口增長至114萬人。而根據當時廣州市工務局的統計，全市16萬戶居民中，只有3萬多戶有住房，住房自有率僅有19%。

▲清末民初，廣州某工廠旁邊的貧民窟。

由於當時80%的廣州市民沒有房子，所以，絕大部分廣州人，註定只能當房客了。

人多房少，廣州的房價於是開始暴漲：當時，1927年廣州一房（單間）的租金大概是3元，到了1932年，房租已漲至大約9元，漲價了300%；而1927年廣州市區兩房一廳的房租，大概是10元，到1932年，房租已漲至大概20元，漲價幅度200%。

當時，廣州普通工薪階層的月薪，大概是三四十元，而租房子的支出，大概佔到了他們月薪的20%-30%，於是在1932年12月2日，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公開發表文章呼籲說：

「近年來廣州地產價格高漲，突飛猛進，其增進之速度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據最近調查，以現時之市價而論，較於二十年前，其增長固已不止二十倍······租價狂漲既滔滔未已，於是平民生計乃大受打擊······『長安不易居』云云，大可為今日廣州贈也。」

5

廣州房租雖貴，但對於月薪四五百元的魯迅來說，仍然是小菜一碟，但魯迅覺得，廣州住著沒意思，作為有婦之夫，在將女學生許廣平搞做女朋友後，1927年9月，魯迅離開廣州，並和許廣平在上海開始了同居生活。

但1927年的上海，房租真的好貴啊。

作為遠東地區最大的城市，在北伐革命不斷勝利，各路滿清遺老和老舊軍閥紛紛湧入上海的情況下，1927年的上海已是人滿為患，當時，上海像樣一點的房子早已住滿了人，如果想租好一點的房子，統統都要頂手費。

帶著小女朋友許廣平剛剛來到上海，月收入達到420元左右的魯迅，這時也被上海的租金嚇了一大跳。

當時，魯迅想租住上海虹口四川北路的拉摩斯公寓（現在叫北川公寓），結果租一個公寓，頂手費就要500大洋，而當時，上海一個普通工人的月薪，不過是20大洋，

在北京和廣州都號稱「文豪」，出手闊綽的魯迅，一下就感覺到了上海的高消費，沒辦法，他只有分期付款，先交付了200元的頂手費。

後來，魯迅對朋友說：

「上海的房租很貴，空氣很壞，但此外也無可住之處，也還只得在此混一下了。」

所以，在到達上海三個月後，當聽說上海的租客們，正在聯合發起一場要求「房租減半」運動後，魯迅心裡對房東們的惱火，也達到了高點。

▲在上海，連「文豪」魯迅都覺得生活壓力大。

於是，回到本文開頭，面對這場由上海租客和房東們發起的輿論大戰，上海租界和華界政府，相繼出來調解租客和包租公們的矛盾。

1927年4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發布「限價令」，要求租界內房租不可較當年（1927年）3月1日再做上漲，房客亦不可隨意不交房租。

不久，當年5月4日，上海華界的淞滬警察廳也發表了公告，並指出「房租確實很貴，但直接減半也不太現實，所以要求房東們以1926年6月的房租作為上限，不能再漲了！」

文豪魯迅也無可奈何，於是1932年3月2日，魯迅跟朋友許壽裳說，他在上海都不敢輕易換房子了，因為每次換房子，就得交一筆巨額頂手費，連他這種月入四五百大洋的「文豪」都覺得受不了了，魯迅抱怨說，上海房租實在太貴：

「屋少費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

不僅僅是上海房租死貴，在武漢，由於「人口眾多，房屋稀少，致房租高昂，現在漢口之房屋······多至數十銀元至百餘元，至少需銀元十元，一般市民因收入太少，不能負擔，數家聚住一屋，苦力勞工則連數家聚住亦不可得，只好搭窩棚住宿。」

而在廣州，1932年12月2日的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更是直接刊文，揭露廣州房租暴漲，逼得一些市民住進了貧民窟，為此，有的國民黨官員甚至建議，應該將廣州市內所有的祠堂、廟宇和教堂一律沒收，並將其以極低的價格，來轉租給那些買不起房、也租不起房的平民。

▲民國時期的廣州市中心民居。

在這種難以承受的壓力下，南京、北平（北京）、成都、武漢等城市的租客們，仿效此前上海的「榜樣」，紛紛發起了要求房租「減租運動」，到1934年，作為房租「減租運動」先驅城市的上海，又再次爆發了要求減租運動。

1934年6月17日，《申報》刊發了由上海減租運動委員會發起的《減低房租運動今日起總動員》之公告：

「本市的減租運動，近來已高唱入雲。照目前的趨勢，減租問題，已成為社會一最嚴重的問題了……住在上海的一般市民除少數地產階級和資本家外，無一不在含辛茹苦中求生存，而平均日常生活費用，房租一項往往佔百分之三十或五十……於是一般市民和商店，都不能繼續擔負此過高之房租，便發生了減低房租的要求。而減租運動會，便日益擴大起來了。」

6

這場波及全國的要求房租減租運動，也震撼到了「山西王」閻錫山。

當時，太原的房價和房租也持續上漲，而在山西，紮根陝北的紅色政權正在掀起土地改革，陝北農民為此很受鼓舞，這也讓毗鄰的山西農民大受震動。

看到內部的城市房價、房租不斷上漲，城市不穩；而山西農村地區由於陝北紅色政權的土地改革也受到波及，閻錫山內心焦慮，於是，他開始在山西也推行給農民分田分地的土地改革，以防止農民被「赤化」。

在省會太原，當時太原普通工薪階層的月薪大概為20元，而太原最繁華的鐘樓街平均每間房的月租就要15元，即使是太原城內最偏僻的鐵匠巷，平均每間房月租也要1元，這種房租水平，甚至比當時的故都北平還要高。

為了安撫民心，1935年，閻錫山正式下達限租令，規定太原城內的空置房必須一律出售或出租，並給每條街巷的房屋租金設定了一個上限，只要超過上限，房客可以檢舉揭發。

政令實施後，太原房租立馬降了下來。

▲閻錫山曾經勒令太原市內的房東降房租。

在上海，為了抑制房價和房租，上海市政府則開始了推出平民住所（相當於民國時期的「廉租房」）

1935年，上海人口已達370多萬人，是當時國內第一大城市（當時作為國內第二大城市的北平，也僅有130萬左右人口），而當時上海市內房屋僅有82000多間。

於是從1929年至1935年，由上海市政府主持，共在市內建成了1600多間平民住所（廉租房），上海市政府規定，平民住所（廉租房）「非棚戶居住者，不得租賃」，儘管數量稀少，但上海的早期廉租房建設，仍然庇護了許多從事小工、拉車、小販等底層工作、原來居住在棚屋內的底層人民。

而在長沙，1934-1935年，長沙市政府也主持建成了11個平民住宅（廉租房）小區，平民住宅（廉租房）總數達7000多套，長沙市政府規定，申請這些平民住宅（廉租房），必須是「有長沙戶口、在長沙居住、有正當職業、全家月收入在15塊大洋以下的家庭。」公職人員家庭則嚴禁申請廉租房。

▲民國時期長沙市政府籌建的廉租房——第一平民住宅。

7

然而，抗戰的爆發，卻摧毀了民國政府試圖壓抑房租的努力。

由於戰爭的大規模破壞，到1945年抗戰勝利時，國內的各大城市房租，再次出現了暴漲局面。

抗戰時期，國內各大城市大量房屋毀於戰火，造成供應奇缺；加上抗戰勝利後，大量原來城市居民返回城市，這就使得1945年後的中國城市，居住成了一大問題，房租也由此日益暴漲。

以1946年廣州市政府統計為例，抗戰前廣州市中心原有房屋12.6萬座，但抗戰期間共有4.9萬座房屋毀於戰火，1945年9月廣州光復後，市區人口很快就恢復到了戰前的114萬人，但由於房屋供應劇減，在此情況下，廣州出現了嚴重的房荒。

由於找房子實在太難，1947年12月11日，《大報》發文調侃說：

「在廣州找房屋比找工作還難，三個月可找著一項差事，三年還找不著一間房子。」

由於房屋供應劇減，以致於當時外地人來到廣州，不要說租房子，甚至連找個旅店都特別困難。為此，當時一些世代居住在廣州珠江兩岸的「疍家」，紛紛將自己的漁船開闢成簡易旅館招徠客人，即使是這種漁船旅館，供應也非常緊張，住一晚就要5000法幣，而1947年的廣州工人，月薪也不過才20000法幣。

▲抗戰勝利後廣州鬧「房荒」，連住漁船都成了一種奢侈。

抗戰勝利後爆發「房荒」的，不僅僅是廣州，由於戰爭破壞和抗戰後的人潮返流，在全國多個大中小城市，都出現了房少人多的嚴重「房荒」局面，再加上國共內戰導致的通貨膨脹，以致全國各地房租持續暴漲。

1948年，《西北時報》就報道了一則題為《房東逼人搬家，老婦上吊慘死》的新聞，原來，當時天津由於戰後鬧「房荒」，房租越來越貴，於是天津市老城區口袋班衚衕的一位房東想漲房租，就逼付不起房租的租客搬走，沒想到一位租客老太太在走投無路之下，竟然上吊自盡。

在蔣介石的故鄉浙江寧波，1947年2月21日的《寧波日報》，也報道了一則題為《房東為加租而拆屋》的新聞，原來，抗戰勝利後由於鬧「房荒」，寧波市區鑄坊弄27號的房東為了漲房租，竟然故意將房子的瓦片全部揭掉，以此逼迫租客加租或是搬離。

那時，放眼中國的各大城市，處處都是由於交不起房租，而被迫露宿街頭的平民百姓。

就在寧波「為漲租拆屋」事件後兩年，1949年4月25日，由於解放軍逼近浙江，「下野」避居寧波奉化溪口鎮的蔣介石，不得不離開溪口鎮的故鄉。

▲1949年4月，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倆最後眺望故鄉溪口鎮。

就在這一天，1949年4月25日上午，蔣介石帶著兒子蔣經國，最後一次登上了故鄉溪口鎮的飛鳳山，並在山頂眺望故鄉。後來，蔣經國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

「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

而1949年的中國，由於房租暴漲，許多人早已是「無立錐之地。」而國民黨，也進入了總崩潰的前夜。

歷史，多麼遙遠卻又清晰。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