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親手扼殺了中國的金融業？
原標題：朱元璋親手扼殺了中國的金融業？
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于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干稅民，和金吾衛的五千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後，朱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
很快，這一辦法因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而銷聲匿跡。但與之相適應的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舉個例子，萬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二十七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二千兩。此法之危害可見一斑。發展到後來，更是造成了各地稅率混亂的局面。例如南直隸蘇州府，田賦額約佔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而離蘇州不遠的溧陽縣，則只有百分之一至五之間。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複雜。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產技術。西歐各國在十四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向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復如是。
而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脫節。與此相似，全國布滿了這種短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又沒有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有很多人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在明朝業已出現。有明一代，官員俸祿微薄，除了貪污受賄外，能夠維持他們奢靡生活的，便是背後的資本力量。
明代張瀚所著的《松窗夢語》中，記載了他的家庭以機杼起家的經過。很多明史的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同時代的書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燭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當代好幾位學者據此而認為此即工業超時代發展的徵象。
但是細閱全文，便能發現其中的一些蹊蹺。張瀚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布云云，其實是在宣揚因果報應及富貴由命的封建思想。而王世懋的本意，是在於從堪輿家（即風水先生）的眼光出發，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以致沒有人登科中舉；而後來時局不靖，停窯三月，即立竿見影，有一名秀才鄉試中式。
資本、商業，歷來為社會所不齒。它們只是統治階級用來維持奢靡生活的工具而已。正如《大明王朝1566》中沈一石所說：「上下揮霍無度，便掠之於民；民變在即，則掠之於商。」
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系統。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其公式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換為貨幣(Money)，貨幣又再交換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貨幣是一種公眾的制度，它把原來屬於公眾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累越多，它操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越大。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了充分的發展，工業的發展才能同樣地增進。這是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中國的傳統政治既沒有這樣的組織能力，也絕不願意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朝中後期，吏治腐敗，朝綱不振，武宗荒淫，世宗昏聵，神宗怠荒，至思宗崇禎時早已是積重難返。在關於明史的敘述中，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百姓不堪重負，紛紛揭竿而起，大明朝在內憂外患中走向滅亡也就成了歷史必然。
但是，明朝的稅負真的重到讓百姓無法承受的地步了嗎？
如上所述，十六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佔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佔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政權，稅額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總額而言，十七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五百萬，稅收每年竟達七百萬英鎊，摺合約白銀二千餘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當。據此可知，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在於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官僚地主巧取豪奪，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終至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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