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紐約大學教授受邀為百來位矽谷精英做演講，報酬之高令人咂舌——是其教授年薪的一半。那麼，這些不惜花重金邀請教授講述「技術未來」的科技界富豪們，真的就只是想知道未來會是什麼樣子嗎？

在和這些科技大佬簡單交流一番後，教授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真相：大佬們對「技術未來」不感興趣，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建造一艘只有少數人才能登上的「諾亞方舟」，能讓他們在災難真的到來時，比其他人先跑一步——或許，還能順便救出幾個好友。

「『那個事件』是他們採用的委婉說法，指代的是環境崩潰、社會動蕩、核爆炸、病毒爆發，或是讓一切陷入癱瘓的黑客攻擊。」

去年，我受邀到一家超級豪華的私人度假村，做一場主題演講，聽眾是100多位投資銀行家。我獲得的報酬是迄今為止金額最高的一筆演講費——大約是我教授工作年薪的一半——而他們想聽的，只不過是我對「技術未來」這個話題的一些見解。

我從不喜歡談論未來。這類演講的問答環節最後總會演變為某種遊戲：他們會請我對最新的技術流行詞進行點評，彷彿它們是用於潛在投資的股票代碼，比如區塊鏈、3D列印和CRISPR基因編輯技術。其實聽眾感興趣的，並不是這些技術本身，也不是它們的潛在影響，而是它們是否具有投資價值。不過，有錢能使鬼推磨，我還是接受了演講邀請。

到達目的地後，我被帶入一個房間，一開始，我以為那是後台休息室，可是沒有工作人員來為我安裝麥克風或是把我帶到舞台。我坐在一張圓桌旁，這時，聽眾走進房間：他們是對沖基金界的超級富豪，沒錯，五個人全是男性。經過一番閑聊，我意識到，他們對我準備的關於技術未來的信息毫無興趣，他們是帶著自己的問題來到這裡的。

他們從一些無足輕重的問題開始問起，比如，是以太幣好，還是比特幣好？量子計算是真的嗎？但慢慢地，他們開始涉及自己真正關心的話題。

對於即將到來的氣候危機，哪些地區受到的影響會小一些：是紐西蘭還是阿拉斯加？谷歌真的在為其首席未來學家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的大腦建造一個「家」嗎？他的意識能撐過上傳過程嗎？或者，他的意識會不會消失，然後以新的形式重生？最後，一家券商的首席執行官介紹說，他已經差不多完成了地下掩體系統的建造，他想知道，「在那個事件發生後，要如何維持對自己警衛部隊的權威？」

「那個事件」是他們採用的委婉說法，指代的是環境崩潰、社會動蕩、核爆炸、病毒爆發，或是讓一切陷入癱瘓的黑客攻擊。

在會面的餘下時間，我們一直都在討論這個問題。富豪們知道，他們需要藉助武裝警衛來保護自己免受憤怒暴民的侵襲。但是，等到金錢變得一文不值時，他們該如何向警衛支付報酬呢？怎樣才能不讓警衛們選出自己的領導者？這些億萬富豪想到，可以在食品供給上使用只有他們知道的特殊密碼鎖，或者讓警衛佩戴某種控制項圈，或者製造機器人來充當警衛和工人。

數字化未來：某種可以預測或押注的東西

此時，我受到了觸動：至少在這些富豪看來，這的確是一場關於技術未來的談話。從伊隆·馬斯克（Elon Musk）移民火星的想法、彼得·泰爾（Peter Thiel）逆轉衰老的嘗試，以及薩姆·奧爾特曼（Sam Altman）和雷·庫茲韋爾把意識上傳到超級計算機的實驗中，他們獲得了啟示，於是，他們在為這樣一種數字未來做著準備：它的重點不是讓世界變得更美好，而更多地在於超越人類生存環境，讓他們能夠與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大規模人口遷徙、全球疫病大流行、排外主義恐慌和資源枯竭帶來的真實且迫在眉睫的危險隔絕開來。對他們來說，技術的未來只在於一件事：逃離。

極度樂觀地認為技術可能造福人類社會，這並沒有錯。然而，當前驅動我們實現「後人類烏托邦」的動力，卻是另外一種東西。它所想的，不是讓人類整體升華到一種新狀態，而是想超越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切特徵：身體、相互依存、同情、脆弱和複雜性。正如多年來技術哲學家一直指出的那樣，如今，超人類主義觀點太容易就把一切現實歸納為數據，認為「人類只不過是一種信息處理對象」。

這無異於把人類的進化降級為某種電子遊戲，有人如果能找到逃生艙口，並能順便救出幾個好友，就算是獲勝。那個人會是馬斯克、貝索斯、泰爾……還是扎克伯格？這些億萬富豪是數字經濟當仁不讓的贏家，而同樣講究適者生存的數字經濟，正是孕育這一切話題的溫床。

當然，情況並非一直如此。上世紀90年代初，曾有那麼一段短暫的時期，數字化未來讓我們覺得有無限可能，一切都等著我們去發明創造。那時，技術成為了反文化的遊樂場，人們在其中看到了一種機會，可以去創造更具包容性、更加分散式、更加以人為本的未來。但是，商業領域的既得利益者只看到了技術對於傳統盈利方法的新潛力，與此同時，太多的技術人士被獨角獸公司上市所帶來的巨大利益誘惑住了。

數字化未來更多地被人們當成了股票期貨或是棉花期貨，也就是某種可以預測以及進行押注的東西。因此，幾乎每一場演講、每一篇文章、每一項研究、每一份文件或白皮書，它們只有在指明了某個股票代碼的情況下，才會被認為是有意義的。

未來不再是我們憑藉當前選擇或對於人類期望而創造出來的東西，它更多地變成了一種註定的場景，一個我們用風險資金進行押注、但會被動到達的場景。

這讓所有人擺脫了自己所作所為的道德影響。技術發展不再是人類共同繁榮的故事，而更多地在於個人生存。更糟糕的是，正如我知道的那樣，要引起人們對這件事的關注，結果便是無意中讓自己成為了整個市場的敵人或是一個反技術的惡毒之人。

因此，大多數學者、記者和科幻小說作家不再思考那種以少數人名義對大多數人實施的財富掠奪和剝削，不再思考它所引發的的倫理問題，而是一心去解答那些更加抽象和怪誕的難題，比如，股票交易員使用健腦葯是否公平？孩子是否應植入用於學習外語的設備？我們要不要讓自動駕駛汽車把行人的生命看得比乘客更重？第一個火星殖民地應該採用民主體制嗎？改變我的DNA是否會破壞我的身份？機器人應該享有權利嗎？

貧困和毒化這種「眼不見為凈」的外部化，不會僅僅因為我們戴上虛擬現實設備沉浸在另一個現實中就消失不見。

提出這些問題雖然在哲學上頗具娛樂性，但藉由公司資本主義的名義，技術的發展逐漸失控，若想與由此產生的道德困境作鬥爭，這種情況下，提出這些問題實在是一種糟糕的替代品。數字化平台讓已然充滿剝削和掠奪色彩的市場（想一想沃爾瑪）變成了更加非人性的繼承者（想一想亞馬遜）。大多數人是在目睹了自動化作業、零工經濟以及本地零售業消亡之後，才開始意識到這一切的不利之處。

然而，全速前進的數字資本主義更具破壞力的影響是體現在環境和全球貧困問題上。一些計算機和智能手機廠商仍在使用奴工，這些做法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一家名為Fairphone的公司想從頭開始製造和銷售「良心手機」，最後卻發現根本不可能做到。

人之為人的本質不再是某種特徵，而更多地被當成了一種技術漏洞

與此同時，稀土金屬的開採和高數字化技術產品的廢棄處置，也在破壞著人類的棲息地，取而代之的是有毒的垃圾堆，其中的有用材料又被農村地區的孩童及其家人回收，然後賣給製造商。

貧困和毒化這種「眼不見為凈」的外部化，不會僅僅因為我們戴上虛擬現實設備沉浸在另一個現實中就消失不見。事實上，我們忽視社會、經濟和環境影響的時間越長，這些問題就會變得越嚴重。反過來，這又激發了更多的逃離，更多的孤立主義和末日幻想——以及更多出於絕望而拼湊起來的技術和商業計劃。這形成了一個自我反饋的循環。

我們越是相信這種世界觀，就越會把人類視為癥結、把技術視作解決方案。人之為人的本質不再是某種特徵，而更多地被當成了一種技術漏洞。不管技術被嵌入了何種偏見，它們都被宣稱為立場中立。技術誘使我們做出的所有不良行為，都被看成是我們自身腐化的一種反映，就好像我們把自己製造的麻煩歸咎為人類天生的野蠻性一樣。只需一款應用程序，計程車市場的低效就可以得到解決，只是在此過程中，人類司機變得無關緊要了；與之類似，人類心智的不一致性固然令人煩惱，但通過數字化或基因升級，也可以得到糾正。

最終，根據技術解決方案主義者的正統觀點，通過把我們的意識上傳到計算機，或者更妙的是，認同技術本身將成為我們的進化繼承者，人類的未來將達到巔峰。就像某種教派的信徒一樣，我們渴望進入自身發展的下一個超越階段，脫離和放棄自己的軀殼，並將我們的罪惡和煩惱一併拋在身後。

電影和電視節目已將這些幻想呈現在我們眼前。比如，殭屍影視劇描繪了這樣一種後末日故事：人類並不比殭屍更好，而且人類自己似乎清楚這一點。更糟的是，這些節目引導觀眾把未來想像成倖存人類之間的零和戰爭，也就是一群人的生存依賴於另一群人的毀滅。甚至連熱門劇集《西部世界》也在第二季的最後揭示：較之我們創造出來的人工智慧，人類其實更簡單、更可預測。機器人已經明白，所有人都可以被縮減至幾行代碼，而且我們無法做出任何屬於自由意志的選擇。真見鬼，連《西部世界》里的機器人也想逃離身體的限制，然後在計算機模擬中度過餘生。

對於人類與機器之間如此深刻的角色轉換，我們所需要的思考過程完全取決於這樣一個基本假設：人類糟透了。我們要麼做出改變，要麼永遠逃離。

因此，我們看到科技億萬富豪把電動汽車發射到太空，彷彿這樣做除了表明億萬富豪有能力進行精彩的企業推廣之外，還有其他什麼意義。如果真有少數人達到了逃逸速度，並以某種方式生活在火星的「泡泡」里——儘管我們花費數十億美元進行的兩次人造生物圈實驗表明，我們目前甚至無法在地球上維持這樣的「泡泡」——其意義不在於人類遷徙的延續，而更多地只是精英的一艘救生船。

翻譯：何無魚

校對：李莉

編輯：穎仔

來源：The Guardian

造就：劇院式的線下演講平台，發現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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