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士農工商「四民」之外的「第五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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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有人說，由士農工商「四民」組成的中國社會，是個超穩定結構。但是，一旦出現四處流竄的大規模遊民潮時，這個所謂的「超穩定結構」即搖搖晃晃、危機四伏，而「第五民」便是破壞這個結構的「定時炸彈」。

在歷史的進程中，遊民們為社會所拋棄，失去了角色位置，是社會的「失序者」，因而居無定所、流落江湖。嚴格地講，他們已不是社會中人，因而也無視社會的公序良俗，成為社會中極不安定的因素。他們無可奈何地流落社會，也帶著「痞性」「匪性」遊盪江湖，悲催、愚昧、盲目、憤怒、破壞力強，像一座被壓抑的火山，隨時等待噴發。而「火山」一旦噴發，或動搖社會的支柱，將整個社會拖進「亂世」。或瓦解社會的秩序，摧毀整個王朝。

有學者選取古代十二次農民起義，作為調查樣本，對每次起義領袖的職業逐一分析，力圖揭開農民起義領袖職業的秘密。調查的結果令人大吃一驚，真正意義的農民微乎其微，出人意料的是，「吏」竟然是最高危的職業——正是潛伏在體制內的下級公務員，成為皇權體制最危險的敵人。胥吏們端著體制的飯碗，卻吃裡爬外，翻雲覆雨，干起了顛覆國家政權的勾當。他們振臂高呼，做了農民起義的領袖，有的還幹掉了前朝的皇帝，取而代之，自己當了皇帝。

中國古代十二次農民起義：

秦末農民起義、綠林赤眉起義、黃巾起義、隋末農民起義、唐末農民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么起義、元末農民起義、明末農民起義、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起義。

在一系列的胥吏名單中，有泗水亭長的劉邦、東郡法曹翟讓、漳南某里長竇建德、鄆城縣押司宋江、朱皋鎮巡檢劉福通、沔陽玉沙縣吏陳友諒、銀川驛站驛卒李自成……最高的職位，也不過是個科級幹部。

只是這些曾為胥吏的起義領袖們，早在起義之前，就已經紛紛丟官下台，下崗失業了。劉邦躲進了芒碭山，成為秦朝通緝的在逃犯。宋江被人告了官，不得已上了梁山。李自成也在精簡機構時，成了下崗職工。此時，他們的身份已經不是先前的「胥吏」了，都淪為地地道道的「遊民」了。

所以，如果說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並非農民而是遊民，因其主體龐大而難以一一甄別的話，那屈指可數的幾位領袖，諸如陳勝、吳廣、劉邦、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其遊民的身份，則是鐵板釘釘，無可置疑的。

現代·作者不詳《大澤鄉起義》

余英時先生也認為，中國史上農民起義的領導主體，從來都不是務正業的農民，而是各式各樣的社會邊緣人。邊緣人在治世難有展布，但一到亂世便就趁勢而起，有機會大顯身手。

作為「四民」之一的農民，安於現狀，得過且過，是名副其實的國之柱石。他們冒著天大的風險，一次次地起義，難道是吃飽了撐的？這於情於理，都說不通。

而吃不飽的遊民，走投無路的「第五民」，也許只有拚死一搏，在死路一條的道路上，殺出一條血路，說不定能夠「打到東京坐龍庭」呢。

韓素音在《早晨的洪流》中，記錄了一個革命者的話語：「我們想的、吃的、喝的、睡的都離不開革命」。事實也是這樣，對於一個一窮二白的遊民來說，還有什麼比「革命」更值得嚮往呢？

遊民，也只有遊民，才會是起義的真正主體。

八

在歷史的緊要關頭，一次次閃過遊民紛亂的身影和不安的騷動。「第五民」留給歷史的經驗，難道還不值得重視嗎？

蘿蔔與大棒齊飛，安撫共圍剿一色——各個朝代面對「遊民」，大都如臨大敵。解決的辦法，限制、遣返、安置、招安、鎮壓……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北宋時期，流民就曾引發過一次社會動蕩和官場地震。

近千年來，倍受爭議的王安石變法，讓北宋的國力大增，卻也讓遊民蜂起。其「皆欲為民整頓財政」的良善初衷，結出的卻是「侵官、生事、征利、致怨」的「惡果」——王安石的變法，變成了與民爭利、為國斂財的王安石變戲法。

監安上門（京城安上門的監門）鄭俠就是這樣認識王安石變法的。他在《論新法進流民圖疏》中，將熙寧七年天旱不雨引發的流民慘狀，歸罪於王安石的新法。他所繪的《流民圖》，臨摹流民困苦之狀，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以告急文件特進神宗，觸動了這位改革皇帝，終使新法停止施行。

一幅《流民圖》，打倒了一位宰相，斷送了一場改革，藝術的力量，固然不可小覷。更為關鍵的是，則是對流民和遊民的忌憚。皇帝宋神宗看到的是《流民圖》背後，那股潛滋暗長、勢不可擋的力量。

成熟的政治家，不會等到大禍臨頭的時刻再出手。曾經身為遊民的朱元璋，就是深諳此道的老江湖。

這個皇覺寺的遊方和尚，從小就在遊民的江湖上艱難地討生活，深知遊民的破壞力。所以，他防患於未然，希望把問題解決於萌芽狀態。一當上皇帝，他就立刻翻臉不認人，把對遊民——那些曾經的階級兄弟的鎮壓，作為第一要務。他惡狠狠地下令：「若有不務耕種，專務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

他在全國範圍內普遍丈量土地，將全國的土地面積、地形、方圓四至、土質，詳列分號，標明田主姓名，作為政府徵稅根據。圖冊上所繪的田畝依次排列，狀似魚鱗，故稱魚鱗圖冊。

明初·洪武年間丈量繪製的「魚鱗圖冊」

通過整理天下田契圖集，「把農民釘死在土地上」，讓士農工商這「四民」，各司其職，各得其所，力求最大限度地遏制「第五民」的產生，避免重蹈歷史覆轍，這是朱元璋的治國總方略。

務俾農儘力畎畝，士篤於仁義，商賈以通有無，工技專於藝業。——《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七十七

但事實上，人算不如天算，大明的大紕漏，最終還是出在了「第五民」身上。

朱元璋在進行頂層制度設計時，最大的缺陷在於，他以為他的龍子龍孫都像自己一樣精明能幹，而他一代不如一代的子孫們，不斷地抽打這位國家體制總設計師的那張天真的老臉。

太祖皇帝嚴厲的戶籍管理制度及治國方略，在他的皇子皇孫當政後，根本無法得到一以貫之的執行。他死後不久，遊民的不安和騷動，即在帝國內部醞釀並涌動。官軍對付手無寸鐵的流民時肆意的斬殺，在民心盡失的同時，也讓帝國氣數與命運嚴重摺損。及至成化年間荊襄的流民起義一波未平，明末的農民起義一波又起。遊民的民變，「第五民」的底層暴動，最終導致明朝的崩潰。

網路圖片·作者不詳《崇禎皇帝在煤山一棵槐樹上上吊自盡》

大明王朝的最後一頁，是崇禎皇帝用生命書寫的。1644年3月19日，面對著北京外城的火光及內城城門的失守，崇禎去冠冕以發覆面，懸掛於煤山歪脖子樹下，一隻腳光著，衣前留下了一段遺言：「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高曉松說過，「明朝並非亡於外族，明朝亡於流民。」應該是大體不差的事實。

明朝亡於流民。是的，那個逼得崇禎上吊的大冤家，正是被逼上梁山的、名字叫做李自成的遊民。

國學大師梁啟超將明朝的滅亡，直接歸咎於另一個人，其指向更為明確，這是關於明朝滅亡的另一個版本。他說，明亡於御史毛羽健。這位《明史》中有傳的毛御史，一生最主要的成就，就是疏奏裁撤驛站。

「（毛羽健）陳驛遞一事,最為民害,首宜厘革,上深是其言」。——計六奇《明季北略》

這位御史大人冠冕堂皇的疏奏，其實隱藏著公報私仇的初心。入京為官後，毛御史即秘密地養了個小情人，卻被遠在湖北老家的悍妻探知。御史夫人利用帝國先進的驛站系統，乘坐官方的馬車，公車私用，日夜兼程，火速趕到京城的家中，將藏於金屋的小三一頓暴打。弄得毛羽健措手不及。面對河東獅吼，毛羽健則遷怒於帝國超先進的驛站系統，他藉機向崇禎皇帝上了一道奏摺，將驛站說得一無是處，建議撤掉全國所有的驛站。

這個餿主意，後果很嚴重。據說一下子製造出數十萬被裁撤的驛卒，其中最著名的一個驛卒，名字就叫李自成。

推演這段歷史，毛夫人的「匹婦之怒」——這隻花蝴蝶所扇動的翅膀，竟然成為第一推動力，最終演化成席捲全國的風暴，後來的那段歷史，人們都耳熟能詳了。一段狗血的醋海風波，要了紫禁城中皇帝的命，崇禎死得也真冤枉；一個醋罈子，打翻一個王朝，大明王朝死得也真冤枉。

九

對農民戰爭的研究，曾是史學界的世之顯學，著名的「五朵金花」之一。作為失業驛卒的鄉村無賴李自成、客家籍屢試不第的寒酸秀才洪秀全（余英時語）也成為一時顯貴，並扮演著那個時期文學界的主角。

這兩個著名的失意者——一個明代的官場失意者，一個清代的考場失意者，再次被粉墨登場，走上了歷史的檯面，也肩負著政治的使命。兩個失意者（不僅是這兩個）自從納入了革命的譜系後，便身價倍增，其造反也被賦予了崇高的意義。

連環畫·作者不詳《闖王李自成》

「五朵金花」研究中的「假問題」，還是顯現出了某些「真學術」。儘管農民戰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說」，乃是「依聲填詞」，充滿著時代的烙印，但在對現實政治的全神貫注中，老一輩的學者們戴著鐐銬跳舞，在業已劃定的學術框框內，依然發揮了最大的學術潛能。他們發掘、整理出來的大量史料，對於認知中國下層社會及其對於社會的巨大衝擊力、破壞力，提供了「由下而上看歷史」的底層視角。

這種「真學術」，真的居功至偉。

被塗抹上英雄般的油彩，冠以農民領袖的李自成和洪秀全，雖然一度被「真學術」放大和渲染，提煉並塑造，扭曲或變形，但也提供了兩個鮮活的樣本和遊民的生存空間，以及他們走上反抗道路的內在邏輯——脫序人，失意的弱者，廁身於隱性社會，處於社會最底層，充滿艱辛與苦難，反主流的思想意識，造反的訴求指數不斷升級，社會動亂的主力軍……

「真學術」對農民戰爭的研究，準確地說對遊民的研究——是對遊民苦難史的記取，也是對「第五民」反抗史的汲取，這或許是離我們最近的一次大規模地學術提醒——真學術，自有溫情在！

「真學術」的真義更在於，面對眾多的失意者、盲路者所帶來的社會風險，及其走投無路之後所選擇的「路」，特別是暴發出來的巨大的破壞力和殺傷力，誰還能無視「遊民」的存在而無動於衷？

《聖經·傳道書》中說：「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太陽底下，並無新事。」

往事不堪回首，舊事必須重提。流民產生的歷史怪圈和遊民代代不絕的死循環，有其產生的邏輯和社會土壤。

遊民（流民）產生的「七因說」：

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漢書·鮑宣傳》

王學泰先生就認為，遊民是社會結構不合理的產物。政治學者熊易寒先生也指出，如果說個體的命運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隨機性，那麼，群體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則是由權力結構設定的。國家、市場、社會與家庭是命運的主要塑造者。

事實也是如此，任何人置身於一個不利的自然地理環境、制度地位中，或者處於貧窮的代際傳遞中，都極有可能不幸地淪為「第五民」。

不平等的規則蹂躪弱者，而弱者也有其反噬的路徑。選擇認命的，自我攻擊，一根繩一瓶葯，自我了斷。選擇不認命的，則攻擊社會，甚至呼啦啦地扯起一面旗幟，走上了鋌而走險的道路。更直白地說，所謂的弱者走投無路時，其實還是有兩條路可走，要麼聽天由命，要麼起來拚命。

所以，遊民作為士農工商「四民」之外的「第五民」，與四民同處於一個社會共同體中，同時也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中，這個群落不堪的生存狀態，並非無關他人，而是與每一個人休戚相關。如前所述，遊民就是社會的「定時炸彈」，遊民文化就是民族的「精神地雷」。如果不能及時地排除引信，拆除潛在的危險，處於這個命運共同體中的每個人，誰都無法「獨善其身」。

盤點當下我們這個發展不均衡的超大社會，究竟還殘存多少走不出去的舊邏輯，又衍生多少與時俱進的新土壤？還有多少社會性剝奪、制度性貧困、貧窮性的社會遺傳等因素，把一個個人拋向主流社會的邊緣？

如果一個人的命運，並不完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它具有某種外部性，或者說自己的命運被別人扼住了喉嚨，那麼我們該如何去把握自己命運，改變自己命運？

不可否認，失意者依然存在，他們意欲何為？盲路者依然存在，他們路在何方？這些都已經上升為社會和政治的大問題，必須引起全社會的足夠警惕，也必須是舉全社會之力一一定點清除的目標，並從根本上著力構建和維護一個合理的社會結構和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這個結構與機制，不會導致很多人陷入被剝奪的境地。這樣的合理與公平，也會幫助實現生命與生命的善意關聯。

給公平留個機會，是給每個人留個機會，也就是給我們自己留個機會。

只有這樣，建設和諧穩定的社會，營造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期待，才有可能最終達成。

魯迅先生臨終前講過一句話：「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這種念念不忘的溫情，至死不渝的關懷，正是先生的最偉大之處。

參考文獻：

司馬遷《史記》

張廷玉《明史》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

王學泰《中國流民》《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唐元鵬《中國古代農民起義領袖職業調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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