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VS人文，吵了這麼多年還不夠嗎？

由英國學者斯諾提出的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爭論，在新時期再一次成為社會科學領域討論研究的熱點議題。兩種文化的衝突不僅阻礙各學科發展，也給人類社會造成多方面危害。2018年7月1日，美國《高教紀事報》刊登了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副校長詹妮弗·蘇密特（Jennifer Summit）和斯坦福大學教授布萊克伊·韋爾默朗（Blakey Vermeule）的文章「The『Two Cultures』Fallacy」，對科學與人文學科關係的演變和衝突作了深刻剖析, 並探討了科學與人文學科融合的新途徑。

原文 ：《停止科學與人文的對立》

曉舟/編譯

圖片 |網路

兩者對立由來已久

在20世紀末的斯坦福大學，「理科生」和「文科生」兩個名詞似乎成了文化的檢驗標準：「理科生」專攻理工科，「文科生」主修藝術和人文學科。雖然教員對此深惡痛絕，學生就此展開激辯，但是這兩個名詞以及它們所描述的這種分歧卻成了一種不可動搖的刻板印象。當然，人文與科學的兩極化絕非斯坦福大學獨有。在政治家們對公立大學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學科（STEM）之外科系開支的正當性提出質疑時，我們都會感受到這點。人文學科的辯護者認為他們傳授基本價值觀和技能，而詆毀者則嘲笑他們提供「毫無價值」的學位。

這場爭論里的這些名詞如此熟悉，以至於雙方的演講者看起來正在讀一個陳舊劇本。人文與科學之間的衝突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很容易讓人相信它描述了人類知識的根本性分歧。如果將這場衝突看作是「積極的生活」（the active life）與「沉思的生活」（the contemplative life）之間這場古老爭論的遺留物，似乎可以解釋為何這場爭論的雙方依舊毫不妥協：任意一方都被定義為另一方的反面，每一方都需要另一方充當對應物。只要這種對立本身依舊不容置疑，那麼對人文學科的任何「辯護」只會強化和拖延這場爭論。

如果這場爭論只是知識分子之間一場室內遊戲的話，無妨大礙，但現在各種利害關係越來越大，我們不能不予以重視。STEM學科與人文學科之間的明顯對立，分散了人們對於「高等教育目的是什麼」這個更加重要和緊迫問題的注意力：大學的使命究竟是為了一份工作，還是為了培養對未知事物一種終生的好奇心、驚奇感和謙遜，以及深刻的公民權利意識呢？一位受過教育的人意味著什麼？只要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依舊存有分歧，那麼英國學者斯諾所稱的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之間的衝突將會持續存在。在摒棄這場爭論里那些根深蒂固和對立的詞語之前，我們將停滯不前。

人們認為科學本質上屬於「積極的生活」，而人文學科則屬於「沉思的生活」。這是很自然的，但是這類價值觀並不是這些或者任何其他學科所固有的。這些分歧在當時和現在都沒有考慮到或者服務於學生的教育，相反，它們鼓勵學生們採用二分法的詞語，即「理科生」和「文科生」來感知他們的教育。大學的核心問題不在於如何定義這些學科，而在於如何最好地將學科各個部分結合起來，以鼓舞和激發學生們產生更多的綜合知識。

自我複製的隔離使學科碎片化

現代將「積極的生活」凌駕於「沉思的生活」之上的做法往往讓科學而不是人文受益。不過，這種當代現實掩蓋了在現代科學出現之前早就開始的「行動的生活」（the vita activa ）和「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相對價值的各種轉變。

隨著人文和科學在現代大學中變為獨立的知識分支，它們之間的對立賦予了它們個性乃至目的。被稱為「人文學科」的各個學科學術群被組織起來，並且直接引用早期現代的「人文學科」（studia humanitatis）予以命名。直到20世紀上半葉，人文學科才變為一種制度性實體，各學科被合併成一個單一部門，以此抗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日益增加的制度性存在。可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學科與現代人文學科之間，某種有價值的東西丟失了：對一種超越各個學科陣營的共同智力願景的一種承諾。今天人文學科的辯護者強調人文學科不同於其他知識領域的獨特性，而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則強調了它們的必要聯繫。

實際上，近期對人文學科的某些辯護明確將「人文主義」教育與「技術」教育區分開來，但是，「人文學科」（studia humanitatis）這種極為深刻的歷史淵源鼓勵我們將人文學科視為知識與技術之間一種長期辯證法。當現代人文學科接受它們是「無用的」、「沉思的」和「非技術的」定義時，它們不僅使現在造成各學科分歧的僵局持久化，而且將實際公民意識轉讓給了這些科學，並否定了在人文科學自身歷史基礎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各種品質。

與此同時，科學家們應該回想起各自的前輩在如此斷然地重視實踐而不是理論之前，在科學追求和沉思（contemplation）之間所建立的各種關聯。例如，對理論物理學的學科偏見推遲了愛因斯坦獲得諾貝爾獎的時間。今天，大多數學術性學科都包含廣泛的實證方法和理論方法，諸如經濟學等一些學科雖然具有廣泛的理論傳統，但是現在明顯地更注重實證方法而非理論方法。

但是，貶低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理論」的這種傾向，忽視了理論知識的重要性及其為實際進步作出貢獻的潛力。「積極的生活」與「沉思的生活」之間的對立不僅將各個學科彼此隔開，並且在這些學科自身內部造成了進一步的對立。一旦被開啟，那麼理論與實踐的這種對立將是自我複製的，從而將各個學科雕刻成更加狹窄的碎片，並且造成各個學科內部各個微小分支彼此瞧不起這種荒謬的情況。

需要一種新的學習文化

雖然「實踐」與「理論」之間的對立已被用來劃分和細分各個學科，但是這些分歧並不代表當今大學的知識形狀。新興學科越來越多地將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學科見解結合起來，形成了諸如生命倫理學、數字人文和心靈哲學等各種新的探究方法。

在20世紀各個學科通過差異來定義自身的方面，21世紀的新學科正在通過聚合得以再形成，這些新學科以及它們所代表的知識形式證明了「跨學科思維」的出現。跨學科研究不只是不同學科的一次融合，它代表著一種能夠從一系列學科中選擇各種觀點、方法和見解以及從戰略上部署它們的思維方式。

正如美國未來學院研究人員在他們的《未來工作技能2020》報告中所說的，「貫穿整個20世紀，越來越多的專業化一直受到鼓勵，而新世紀將看到各種跨學科方法處於主導地位」。採用彌合各種傳統學科彼此對立的方式，將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人文主義者和社會科學家匯聚在一起的各種方案已經催生了解決複雜問題的新方法。新知識需要新教育形式。不同於20世紀強調學科專業化的各種教學範式，我們現在需要「一種新的學習文化。」

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讓學生恢復想像力和創造力。這不光是說些漂亮話，我們需要大踏步超越現在在我們的學習、思維和生活當中佔據主導地位的那些模式。教育家肯·羅賓遜指出，各個學校不鼓勵創造性思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們「讓某些學科凌駕於其他學科之上」的傾向。他建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消除現有科目的等級制度」。

不應強化各個學科與令它們不敢越軌的各種價值取向等級制度之間的界限。相反，我們需要意識到，對於工作和公民身份而言，「想像力」和「人性」研究的重要性一點也不少於「事實」和「機器」的研究。現在該是人文主義者和科學家、文科生和理科生克服知識、文化以及將它們彼此隔開來的價值觀分歧的時候了。這不僅會改變這些學科本身，而且將會取代長期以來已定義這些學科並且造成後者彼此分裂的對立框架。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20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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